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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甲午致远舰撞向敌舰可能非“吉野”是“松本”

学者:甲午致远舰撞向敌舰可能非“吉野”是“松本”

2015年10月16日 09:14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张丹

核心提示:“致远舰撞向的敌舰,有可能不是‘吉野’,而是日舰旗舰‘松本’。”陈悦说,经过沙盘推演当时黄海海战的战局,他发现当时“吉野”属于游击队,而“松本”则位于“致远”的前方。

本文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AII4版,作者:张丹,原题:《解密粤人邓世昌》

(编者按:查甲午海战中日军旗舰为“三景舰”中的“松岛”号,而非文中所写“松本”,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也没有“松本”号,此处当是将“松岛”误记为“松本”,作为转载方,凤凰历史特此说明。)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发生的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燃起大火,船身倾斜。在这危急时刻,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少有人知道,为世人敬仰的英雄邓世昌,出生在当时广东番禺的邓氏族内,是广东人。

广州海珠区宝岗大道的邓氏宗祠内,坐落着邓世昌纪念馆。如果不是偶尔有大巴前往参观,这个位于小巷之内的纪念馆,几乎与其他大姓宗祠无异。

补录学生

1849年,邓世昌生于番禺县龙导尾乡(即现海珠区龙凤街)一个茶叶商人的家庭。由于父亲需要到上海经营茶庄,10岁左右的邓世昌就随父亲来到了上海,并一直生活至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之前。

“当时福州船政学堂大部分都是福建人,广东这一批学生,是属于学堂扩招的补录学生。”邓世昌纪念馆馆长郭勇介绍说,为了能够参军报国,18岁的邓世昌专门回到了广东,参加福州船政学堂的扩招考试。他告诉记者,福州船政学堂进行扩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学堂内全部是西式教学,来自外国的军官都是用英语或法语进行教学,而福州本地招收的学生,则很少具备这样的外语能力。

招收开放通商较早的广东学生,让外语较好的广东学生带动福建学生,成为船政学堂解决语言问题的办法。“由于邓家世代经商,邓世昌小时候一直在教会学校上学,接受西式教育,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郭勇说。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陈悦的认可。身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的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同邓世昌一起入学的林国祥、叶富、李和等广东籍学生,都是属于具有非常好的语言功底的学生,因此,他们在船政学堂学习更快,也更加得心应手。

“邓半吊子”

在后学堂驾驶专业中,除了英文课之外,专业基础课程包括了算术、几何、代数等,而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则加入了航天文化学、航海理论、气象学、地理等课程。所有的课程都完全按照西方的教学课程去完成。

其中,邓世昌在学业方面表现突出,被船政大臣沈葆桢称为“最伶俐的青年”。1874年,邓世昌在后学堂第一届驾驶与管轮专业毕业。

此后,邓世昌先后任福建水师扬武巡洋舰大副,1878年晋升舰长。1879年调赴北洋水师,任飞霆舰舰长。不久,又调任镇南舰舰长。

1882年,邓世昌率舰援朝,挫败日本侵朝计划,补升游记(从三品),任扬威舰舰长。1886年,北洋水师向英国订购“致远”、“靖远”和向德国订购“经远”、“来远”时,派邓世昌等前往接收驾驶回国。1887年,邓世昌调任致远巡洋舰任舰长。

尽管业务能力出色,但相比较北洋水师中的闽籍军官,邓世昌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别人上岸他守舰,别人看戏、打牌他也不参与,这在当时北洋水师的大环境中,显得有些‘特立独行’。”陈悦说,尽管与闽籍军官有些不合群,但邓世昌的出色,还是得到了包括丁汝昌在内的上级的认可。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院原馆长戚俊杰告诉记者,在日常的军舰管理、训练当中,邓世昌由于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所以才在军中、老百姓当中传出,说他不会办事,甚至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邓半吊子”,认为他不讲人情往来。

但邓世昌实际上也有温和的一面。陈悦介绍说,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接回“致远舰”等舰的途中,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时,遇到被贩到那里的国人求救。其他舰都不敢违规让这些人上船,而邓世昌却用招收“锅炉工”的办法,让他们乘舰一起返回了祖国。

壮烈撞舰

在探摸致远舰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沉舰有大量被火烧痕迹,由此可见当年甲午黄海海战的惨烈。

“致远舰和邓世昌的命运,在短短半个小时里改变。”陈悦说,1894年9月17日下午3时到3时30分的这半个小时,是决定致远舰和邓世昌命运的时刻。

下午3时,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起火,一下子成为所有日舰攻击目标。陈悦说,当时日舰打中的是定远舰船员舱位置,尽管对舰船本身没造成致命打击,但由于家具起火升起的浓烟,令定远舰无法瞄准开炮,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此时,邓世昌所率的致远舰,是北洋水师中最快的穹甲巡洋舰,担当掩护定远舰的责任。但是,在日舰集中火力攻击下,造成致远舰多处受损并燃起大火,船身开始倾斜。

在最后时刻,邓世昌鼓舞全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

“致远舰撞向的敌舰,有可能不是‘吉野’,而是日舰旗舰‘松本’。”陈悦说,经过沙盘推演当时黄海海战的战局,他发现当时“吉野”属于游击队,而“松本”则位于“致远”的前方。其中有史料记载,“致远”撞向的是“倭人最大舰”。而日舰最大的舰船则是“松本”。

陈悦分析,这解释了为何致远舰会在半小时之内沉没,如果“致远”撞向“松本”,面对的将是20余门速射炮的集中攻击,形成的巨大火网,让“致远”受重创,迅速沉没。

邓世昌坠海后,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爱犬“太阳”游至身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毅然按犬首入水,共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殉国,享年45岁。

邓氏后人今何在?

邓世昌牺牲后,光绪皇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永久敬仰。

“当时在邓氏宗祠前,黄色的毯子一直从祠堂门口铺到珠江边,迎接邓世昌为家族带来的荣耀。”郭勇说,尽管黄海海战失败了,但邓世昌的英勇成为整场战役中的最大亮点。

邓世昌在广州的后人黎天城告诉记者,邓世昌的英勇影响着整个家族。在邓世昌之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广州7位邓氏后人中就有6人投笔从戎。他母亲邓婉红、大舅邓权民、六舅邓渭民、七舅邓尧民、八舅邓光民都考入黄埔军校,年纪最小的九舅邓燊民也自学日文,加入抗日谍报组。“邓氏可以称得上是广州第一黄埔生家族了。”文博专家黎显衡曾说。

在北京的叶伟力则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先祖邓世昌。他和发小陈明,在1992年出差到威海后,一起创作了纪录片《战争电影与人类和平》,以此来追思邓世昌的“致远精神”。

从2005年开始,他和陈明一起就准备筹划创作电视剧《邓世昌》,但始终觉得剧本有些不尽如人意。“能够将心中的邓世昌创作得足够有张力,非常有难度。”叶伟力说。

甲午海战中的广东人

戚俊杰:广东将士发挥重要作用

“在整个近代中国海军的建设过程中,广东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水师学堂建在福州,但是因为离得不远,再加上有不少学生到那里学习过,所以在甲午海战期间,无论是广东水师的舰船,还是广东籍的海军军士,都发挥了应有的抗敌作用。”戚俊杰说。

他告诉记者,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从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到一般军官,包括广大的士兵,从现有史料看,邓世昌是唯一一个没有瑕疵的爱国将领,称他为民族英雄,毫不过分。

“从这些情况来看,我始终认为,甲午海战失败了,但是绝大部分海军将士在国家受到侵略、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是敢于英勇奋战的,而且屡挫强敌,虽然最后没能打退敌人的进攻,没能挽救失败的命运,主要的责任不能完全由他们承担,这是历史的公正。”

陈悦:广东舰作战很玩命

“在参战舰船中,‘致远’、‘平远’以及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是表现最猛的五艘舰。”陈悦说,在黄海海战混战中,李和所率的“平远”舰,发现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座舰“西京丸”正在攻击已经搁浅的“扬威”号,当即冲上去支援。舰员将炮口对准“西京丸”,一枚260毫米炮弹向“西京丸”射出去。尽管炮弹准确地命中了“西京丸”的船腹,但是却没有爆炸。

此外,他告诉记者,由于部分省份水师学堂的风气不开,认为年轻人应该好好读书,最后走上仕途,而不是当兵卖命,这也让广东等其他省份的热血青年能够有机会投身报国。当时的北洋水师中,高级军官除了有数量较多的福建籍军官,还包括了广东、江苏、直隶等其他籍贯的军官。而在兵勇方面,则主要是山东人和浙江人居多,这些兵勇往往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葬身沙场,连后人都没有留下。他们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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