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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原创]落日镕金,暮云合璧--《说长沙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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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落日镕金,暮云合璧--《说长沙保卫战》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也说薛岳的天炉战法

《长沙保卫战》在最近在央视四台刚刚播完,印象鲜明,虽然与历史真实的场景有些出入,但仍然让人们直观地感受那场真实的战争,获得感动与启示。

天炉战法本无此法,是名此法,薛将军对天炉战法的名字解释很有禅意,这种退后决胜之法,其实是透敌深入,围面歼之,把敌军引入自己布置的口袋,一口吃掉,这种战法,却应当有相应的地理环境方可起作用,正好湖南的地理山川附合此战术,从整体上看湖南地理山川,是一个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平缓之洞庭沙洲与湖泊,形成天然的缺口,东部幕阜山—罗霄山脉连绵处平江一带,西部有武陵山脉纵横千里,南部不仅有五岭挡在面前,中部还有衡山独秀一支,其支脉是连绵的衡峰七十二,长沙湘江西边的岳麓山为七十二峰之一。三湘不仅多山,亦多水,不仅有湘、沅、资、澧四条主要水系,还有更多不著名的水系组网,形成湖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于武器装备落后的国军,应当是非常好的山川地理凭借。山高而林密,军队埋伏与隐藏有方便之处,敌军空中侦察不到,水系众多,敌军坦克军车无法便利,减弱其战力展开。

湖南的山川地理优势其实自古如此,从舜帝南征三苗开始,便知此地之险固利于流亡的中原原主宰者,不受中央的管制,直到清朝,沅湘一带仍然是“剿匪”,未曾真正的完全统一。正好这些帝王往往喜欢长眠此地,不仅炎帝葬炎陵,蚩尤埋首武陵,连舜帝亦埋尸九嶷山,为王气所钟之地。(家林谈兵)

幕阜山曾经是唐代后期一些官员隐藏延续子孙之地,为风水宝地,武陵山脉却是三苗最终的栖息地,如此好的山川,方可成为杰出战将施展才华的绝好战场,这也是薛岳成功的原因。试想日军一度长驱直入,从上海一直打到武汉,这地理山川在其它省份无湖南这般的地理优势,当然四川盆地如铁桶围,正好不让敌军进入,但引透决战,却是有缺口的盆地好,这样的地理,湖南正好合适,天造地理亦助中华,但地理优势又不是绝对的,民心向背与上下团结方是核心胜利的保障,不然历代的入主中原的胡人,最终还是进入湖南,只能说明这一点。人心散长城不继,人心固方是真正长城。优势的地理山川靠得力的人来凭借,这方是此文的关键核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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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军长沙抗战的丰功伟绩,不便过多描述,转引(凤凰网)《王奇生:研究抗战应挤掉国军官方战报中的水分》以飨铁粉:

      最近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大多数海内外的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3]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提及战争与军事的很多细节和细致的方面,是其他史料中甚少见到的。更难得的是,张的一些表述相当坦率,比如他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4]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5]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何成濬即指出:“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用心亦大苦矣。各国对外作战情形,大略皆类此,不过中国之高级长官技术特为巧妙。”[7]作为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自然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

      薛岳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五万余遭同僚笑斥

      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在战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薛岳即“运动”各方为其宣传,“预祝胜利”。徐担心其“过甚宣传”,因“我宣传过甚,敌欲罢不能,徒增其对我努力”。他让人转告薛岳:“等击退敌再宣传,何争此一时”。[8]但薛岳不仅没有中止,反而进一步“扩大宣传”,“有不能抑制之势”。徐永昌日记载:“(第九)战区方面竟迳向几家报纸发表无理宣传,(未经新闻检查),谓毙敌三万几千,伤敌六、七万,俘敌八千几,致使招待记者席上某某外国记者询问本会发言人,对湘北敌已无所用其追击等等讥讽,顷,敌人亦名我纸上战斗胜利。”[9]

      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如徐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次湘北战役,我用师三十一(军十一),伤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二,亡八千七百八十二。……又据报,获步枪一千一百三十四,轻、重机枪三十八,各种炮十四、战车九,俘虏二百四十七(详确否尚待详报到部后再看)。薛伯陵对外记者及武官(日前由渝招待前往者)谈话,发表湘北之役,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使本部战讯发布组大为作难。又据报,长沙外藉传教师语外记者及武官,敌人二十七日入长沙约两万人,留四日退去。又该访察团对湘北战颇感失望云。[10]

      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徐永昌感觉无法确认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发布战讯深感为难。到10月25日,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

      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汩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枝,余可想矣。[11]

      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12]然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故技重演。而这次徐永昌似乎对薛岳所报战绩信而不疑。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第九战区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实报俘获统计如下:中队长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枝,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我军真正胜仗,第一次台儿庄,第二次昆仑关,第三次即为此次长沙会战,其俘获尤属空前。[13]

      而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有不同的描述:

      (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14]

      军委会与会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为薛岳所报敌我伤亡人数及敌我伤亡比例实在“过于虚妄”。据一般观察,抗战时期敌我之战力,大致是“敌一师可抵我六师”(详见下文),以这样悬殊的战力对比,显然不大可能以我军伤亡二万九千余的代价,取得毙伤敌军五万余的辉煌战绩。

      一般战争中,交战双方对于己方的伤亡数比较容易掌握,而对敌方的伤亡数则不易弄清。而前线将领为了邀功,或交战双方为了宣传,有意夸大毙伤和俘获敌军的数字亦属常态,所以战争中双方对外公布的伤亡数字往往出入甚大,一般都不可信。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而国军则内部报告亦不可靠。正如何成濬所言,各战区的作战报告多不确实,只是薛岳做得太过”而已。据徐永昌描述,前方将领的报告,往往“情况稍急即万分告急,稍缓又自夸能炫虚”[15];“情况稍好便声张我军如何如何有力,稍坏又自称毫无力量”。[16]而张发奎的说法是:“军一级单位喜欢夸大伤亡数字以显示战事有多么惨烈,他们通常多报敌军的损失,而失踪人数往往申报为负伤。”这是国军的传统,早在1937年以前的内战时期就是如此。

      国军士兵逃亡比例惊人:多者是伤亡人数三倍以上

      一般而言,战时军队很难持续保持“满额”状态,因为一场战役或战斗下来,难免有伤亡,而兵员的补充则有一个时间差。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国军的“缺额”,并不全是战争伤亡造成的。每一次战役,除了伤亡,还有大量士兵逃亡和失踪。在通常情况下,前方将领的作战报告中只有“伤亡”人数,没有“逃亡”人数。他们一般将逃亡人数算作伤亡人数。[46]让人以为部队减员均为伤亡所致,其实国军士兵逃亡的比例非常惊人。兹引徐永昌日记三则:

      1938年10月30日:

      张轸之参谋长云,百一十师原有战斗兵六千,经战后,伤亡八九百,逃散约三千,现只剩两千人(该师为中等师,可以以此概其余矣)[47]

      1941年11月23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参加作战者有三十五个师,及其他之数个团,阵亡官兵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负伤官兵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六,失踪士兵一万〇三百〇三。[48]

      1944年7月27日:

      由我远征军怒江西岸攻势作战敌我兵力研究,……敌我之损失约为一比三、四也,但我损失之数三分一以上在逃。[49]

      由是观之,士兵逃亡人数,与伤亡人数相比,少者约1/3,多者竟是伤亡人数的3倍以上。

      另据丁治磐日记,他所统领的陆军第四十一师,1939年一年间,逃兵统计达4500余人。[50]该师当时实有士兵约9000人,意味着士兵逃亡率高达50%(因不断有逃跑,不断有补充,其逃亡率很难精确计算)。又据记载,该师自1937年冬参加抗战,迄1939年冬两年间,共战伤2853(官220,兵2633),阵亡1755(官101,兵1654)。[51]以此观之,两年间的伤亡数,大致与一年间的逃兵数相当。丁治磐坦承,“军队需要壮丁补充之多,并非战伤战死,乃为逃亡及兵役机关所交之老弱太多,不得不加以淘汰,故军队之缺额实生于逃亡与淘汰。此责任应由办兵役者完全负担也。”[52]

      据张发奎回忆,逃兵现象早已存在,抗战时期“开小差”的比抗战以前还少一点。[53]其次,“开小差”的主要是士兵,但也不限于士兵;每次打了败仗后,都会有勇敢的军官留下来,胆小者离开。[54]军官“开小差”一般是跳槽;而士兵“开小差”有的是为了携械潜逃,变卖获利;有的是职业性壮丁,回去后再卖;更多的当然是逃避兵役。[55]对下级军官来说,防止逃兵是他们重要的职责,也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据丁治磐描述:“下级军官及班长常扃门伺守,俨然阍者以防逃,又常使士兵相叠而卧,以使一人之起可警其余,虽在暑日亦如此者,其防逃之苦,可谓尽矣,然仍不能免于逃。

      1941年10月16日:

      此次长沙会战,共有十个军到达战场,而不能击溃敌军,不能不自认指挥之不卓越也。[94]

      丁治磐虽然也批评最高统帅部“乏力”,认为最高统帅部“只绞领袖一人之脑力,他人只在唯唯否否、旅进旅退之列,对战场实情尚多隔阂”。[95]不过,丁氏批评“指挥官无能”,主要针对高级将领,认为高级将领不懂战术:“我方指挥官多不研究战术,不知状况,判断一味直感,东来东挡,西来西顾,用兵毫无重点”[96];丁氏还称,“第一线指挥官学识太差,以致高级指挥官不能信任,虽细致之事,亦依命令指示之,并以军法限制之,结果,下级之被缚束愈严,而军法之要求愈苛,于是一小进,一小退,皆奉命惟谨,以此失机者有之,以此枉为牺牲者有之”[97];在丁氏看来,“神圣之抗战参加者无不奋勉图功,自私之辈究属少数,其不能每战获胜者,虽装备之劣亦为一因,然其主因则仍为指挥官缺乏战术知识,高级之企图,下级之能力,不能相应也”。[98]他认为,下级官兵是否卖力,从每次战役的伤亡人数即可判断,而重大伤亡仍不能取胜,关键在于高级指挥官的无能。他甚至认为国军指挥官之所以“不行”,是由于“不在本行上用功夫”,而将时间花在准备演讲之类事情上,“好在演讲时露面子”,当“敌人真正来了,指挥官便不能以演讲却敌,而打胜仗的法子一无所知”。[99]他感慨“大官指挥能力之不逮,及战术思想之幼稚,殊不配与倭方指挥官为敌也”。[100]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敌以郑州为攻击目标,而以佯攻长沙牵制我三、四、五、六、七、九等六个战区之兵力,其统帅之优越,吾人当且佩且勉。”[101]对于1944年豫湘桂会战的失败,他总结说:“此次会战,制空权全在我方,敌炮火亦不强于我,其在弹药亦极缺乏,敌均为夜行军,与前两年之形势完全相反,然而我仍败战者,则战略指挥之不善及军队整训之不确实有以致之也。”[102]直到抗战胜利告终时,他依然不无遗憾地说:

      甚感此次大战争,各国皆出了名将及干员,而在我国,则仍为庸庸之辈。[103]

      导致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面对国军处处打败仗,当时不仅国人有自己的看法,盟军方面也有很多的观察与分析。一直为学界关注和引用最多的,莫过于史迪威对国军的负面性评论。史迪威对国军有一概括性的说法是“官不如兵”: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74] “官不如兵”这一说法很快在国人中流传开来。[75] 而在徐永昌看来,“史迪威等每言中国兵好、官全不好,即是要指挥全中国军队”。[76]史迪威也许确有自己个人的考量。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亦有大致相似的看法。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与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77]徐永昌日记中也记录了蒋在军委会的一次内部讲话:“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78] 蒋还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

      丁治磐自始至终认为,国军打不过日军,主要不是由于武器装备的劣势,而是由于将才的劣等。“盖我军装备劣势未始不可胜倭兵,而我国将材劣等,则真不堪以当倭将矣”。[104]丁氏对国军的军事教育也有严厉批评,认为军事学校的教官“永为教官,常不到军队实习,故所教多不切实际,在书中所搜集之材料,亦属皮相之类,甚至其自己已否十分了解,有无体验,常不可知,故每当学生质问之际,即起争执,甚至因之以致打倒。此其罪,固生于学生之恶习,而教官本身之不健全,实亦无可深讳。”[105]

      丁更批评军校毕业生“多不肯到前方部队”[106];“军队素质之不能加速提高,由于中央各校毕业,只图做大官,不愿做实事,以寻求出路为本身进阶,如此则部队工作人仍是部队人工作,而这些知识高欲望大之份子,则常在流动中,无益于其本身,亦无益于国家。试以我陆大同学而论,到部队来则团长尚不屑当,即肯当,亦只为混资格”。[107]由于军校毕业生好高骛远,不肯下部队,“竟使军队服务者仍是行伍为多。盖行伍以无门路只可呆守岗位,国家反蒙其福。学生日在流动之中,不守岗位,不但其自身无成就,毕竟误了国家。”他还因此得出“最有心得之一语”:“门路愈多之人,其成就愈少,古今人之成功者多只是一条路逼迫而成。”[108]据他对陆军四十一师的统计,每年军官的补充,军校只能提供1/4,其余3/4完全要依赖从行伍中拔擢。他且断言其他各师当亦如此。[109]他让军校新分来的毕业生写自传,发现这些军校毕业生多为失学学生,其程度皆在初中以下,文字率多不通,通畅者极少。[110]这反映了抗战时期军官培养质量的下滑。

      国军抗战官方战报水分多历史研究者需细心鉴别

      此是徐永昌日记中的一句话[126],却也提示历史研究者应谨慎对待历史行动者的宣传性言说,尽力挤压史料中的“水分”。近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发达,各方势力逐渐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北洋时期军阀之间的“电报战”,北伐时期南北双方的“宣传战”均达到了炽热的程度。交战双方均视“宣传战”为军事之外的无形战力。国共等政党和政治势力更是竞相宣传各自的主义与主张。与此同时,宣传之滥用亦开始受到舆论的关注与谴责,几乎视“宣传”为垄断言论、隐没事实、愚弄民众的代名词。[127]中日战争中,为了克敌致胜,双方都重视宣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官方对外公布的战讯战报,报纸杂志为鼓舞民心士气而发表的言论,固均含有宣传的意味,即使军队内部的作战报告亦有虚假成分。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极大困扰。两岸档案馆现存抗战时期国军档案,如战斗详报、作战总结等,数量巨大,需要历史研究者细心鉴别,勿因出自官方档案而不加辨析、盲目采信。

      最近二十多年来,一批民国党政军人物的日记陆续公开,得到学界的重视。相对而言,日记、书信之类私密性史料,不涉公开宣传,虽不乏预为后人阅读而作秀者,多数则是为自己记事抒情备忘而作,无意公开,故可信度较高。当然,任何历史研究,均有必要将各种相关文献比勘互证,本篇读史札记着意强调日记史料对国军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学界对战争文献因“宣传”所产生的问题以及私密性日记所呈现的若干特质和面相有所关注和审视。

      就历史进程而言,后来发生之事不可能影响以前发生之事;而就历史研究而言,后来的历史结局难免影响历史学者对之前历史事件的评价。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astman)先生论述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历史在1945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他进一步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128]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伟大业绩。

      (作者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5/8/31 1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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