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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美国的C型包围到底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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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C型包围到底有没有?!

美国的C型包围到底有没有?!

自人类文明产生阶级以来,政治的演进速度奇快无比,到近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智慧的累积,慢慢形成了表达不同人群需求的代表团体,这些代表团体很快就演变成党派,再然后,就有了支持不同党派的意见流派,甚至还因此产生了这类型流派的文学特征。在此先不说政治的演进史,我们来讨论意见流派这个话题以及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应用。

众所周知,在一个国家的既定运营原则下,政见相同且政治方向一致者组成党派,进行各类政治活动。从近代开始,在各国政治实践中,鹰派、鸽派及中间派被广泛用于称谓不同的政治派别。这些词和定义都源于美国政坛,真正广为使用大约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所谓鹰派(War Hawk)主要用以形容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就是支持武力解决问题。所谓鸽派(War Dove)就是希望和平手段来解决内政外交的问题的人士、团体或势力。中间派就不用累述了。

近期我国有一位军事专家广受海内外媒体关注,甚至被某些媒体称作中国的“鹰派喉舌”,他就是现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大校、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戴旭。

美国的C型包围到底有没有?!

围绕“C型包围圈”展开的争论

戴旭之所以被称为“鹰派”,这与他提出的“C型包围圈”论有莫大关系。2009年,戴旭出版了《C型包围圈》一书,指出“C形包围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海陆并进,海上包围圈以日本为起点、印度为终点,陆地包围圈以印度为起点、中亚为终点,由海到陆形成了一个C形包围圈。其主要目的是在亚太形成稳固的军事同盟,以从战略高度对中国的扩张加以遏制,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与戴旭相反,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则强调,南海没有所谓“C型”包围圈,他称:“在处理南海纠纷过程中,我们应当高度警惕可料想的不断上升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警惕本应当根据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基本要求稳妥、慎重处理的南海争端在不那么冷静甚或因为中国已经滋生出来的庞大物质资源而极可能越加自大傲慢的社会公共舆论和民族大众情绪的胁迫下走向极端,失去应有的战略灵活,切忌因为我方的误判而促成、强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致行动。”

两者论点引起国内社会的广泛讨论,支持戴旭的人士认为“C型包围圈”论形象生动,又有历史事实支撑,符合我国传统的战略理念,较具说服力,他本人也曾在一些公开场合将外国军事专家及记者驳得无言以对。反对戴旭的人将他与国内《环球时报》相提并论,指出国外对二者的关注是因为他们的言论符合“中国不高兴”的判断,长此以往反而可能使中美双方误会加深。也有很多人赞同时殷弘的“没有所谓C型包围圈”的观点,有的人还论证了时殷弘的提醒是比较理智的,也是有根据的。

争论背后隐现中国智库之忧

“C型包围圈”之争表面是正常的学术争论,但却成为了当前中国舆论界、学术界的一个缩影,其背后隐现出中国智库发展的一个隐忧。

传统思想认为,研究机构在公开阐述对外战略思想时应该高度一致,避免模糊和分歧,大国战略应当明确可判,这样才能避免擦枪走火。然而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给本可丰富、多元的学术研究戴上了无形的枷锁,或令中国智库的发展裹足不前。

由于我国智库建设缓慢,从21世纪初才真正开始起步,导致在中美智库之间的较量中,美方一直占据上风,除其发展模式成熟、学术水平普遍较高外,美国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独立的声音和多元的观点。在众多美国智库中,对同一个问题常常具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有的立论相异、有的方向相左,但不管哪家所发,都一直在吸引中方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判。而中方智库则尤显观点单一,一个问题通常只能由一个“权威”的学术机构发声,其关键问题就是学术的高度行政化,使我国智库长期处于劣势,鲜有强有力的应对与方略。

中国智库需要“左派”,没有左,怎能出现右?没有左右,就不会出现那些相对客观、务实的中间派,学术的繁荣最重要的是海纳百川。当今中国太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了,一方面,理越辩越明,观点多元实际上将给决策层带来更清晰、更科学的选择。另一方面,思想激荡,争论得越火热对手越难做出战略性判断,其与我沟通、探讨的愿望也就越强烈,有助于双方增加交流互信。

中国发展需要“鹰派”声音

鹰派与鸽派同舞,传统与现代相融,本应成为思辨的常态。但当前舆论上一些对戴旭的指责却颇为以偏概全,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实际上,外国舆论界对戴旭如此关注和重视,也是因为他的理论立论清晰、辩证有力,是个值得尊重的“对手”。国内很多人也改变了对戴的看法,更多人支持他的观点及取态,中宣部宣讲组把戴旭选作演讲人,证明他的理念和理论是被主流认可的。

此外,戴旭是军方最早提出并极力宣讲推广互联网主权的人之一,称“网络就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上甘岭”。而西方国家早就对此做好战略部署和并逐步实施了近40年,中国包括军方的很多人还在继续“做梦”。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从某种意义上说,戴旭从来都是告诉我们“防战”,而不是“求战”。他的“危言耸听”正是在一次次的提醒国人,不要因所谓“世界第二经济体”沾沾自喜、一叶障目,应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和清醒的头脑。

当前,世界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对于国家合理宣传民族自信,保卫意识形态阵地,防范错误价值观的渗透侵犯,“戴旭”们是有重要作用的。他的主要听众或许不是战略高层和知识精英,但其在大众人群中有着广泛的支持度。不能简单给他扣上“冷战思维”的帽子,他自己也曾对此做过学术回应,为自己的理论与冷战思维中间加了道防火墙。因此,我们需要以戴旭为代表的“鹰派”声音来引领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引领“爱国、爱党、爱家、爱民”的正能量,为国家建设努力奠定基础,让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要认清面临的问题,居安思危,常备不懈。

宣传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具备大局观。士气仍需鼓舞,警钟还应长鸣。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中国太需要战略家了,需要立场坚定、敢说、能说和充满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不管怎样,对于这些鼓舞我们,警醒我们的人,多一些民族信念的理解,多一些诸子百家的宽容,多一些支持争鸣的赞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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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主动找谁说话;我不主动约谁;我不善于表达;我没能力顾及到每个人的感
      2015/6/23 0: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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