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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中国抗日战争全史(连载)-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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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全史(连载)-52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第一节 相持阶段到来前后的国际环境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正是国际局势急剧恶化的时期。在欧洲,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张,英法美等国却一味地妥协让步,终于导致欧洲战争的爆发。在远东,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奉行一条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苏联有与西方各国携手遏止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一再拒绝集体安全政策的情况下,也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力首要任务。这种状况使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不利影响。

一、慕尼黑协定与欧洲战争爆发

1937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及英美等国对此所抱的“中立”态度,刺激了德意在欧洲的新冒险。1937年11月5日,德国召开了有三军总司令参加的秘密会议——霍斯巴霍会议。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今后新的扩张目标是“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取得成就”,“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1938年2月,德国开始着手实现这一计划,向奥地利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3月11日,德军越境进入奥地利。13日,德国宣布奥地利并入德国。英国的默许态度早在1937年11月就已明确,英国枢密大臣哈利法克斯向希特勒表示:欧洲秩序的改变,“也许是注定要发生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但泽问题、奥地利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英国希望看到,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演变进行。”1938年4月2日,英国正式承认奥地利并入德国。法国与美国也相继宣布承认。紧接着,德国又将千头转向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宣布,要在不久之后解决苏台德问题。5月30日,他又规定,必须在10月1日前实施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绿色方案”。9月3日,希特勒命令公开进行对捷克的战争准备。

面对捷克危机,英国首相张伯伦早有定见:“我们无法帮助捷克斯洛代克——它可能成为同德国开战的一个借口。……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在法国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方面向法国人提供保证。”法国虽然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同盟关系,但并无履行义务的决心,尤其在英国一再要其谨慎从事,不要指望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摆脱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烫手的土豆”,英法两国一面不断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向德国让步,一面频繁示意德国,请求举行首脑会晤,探求和平解决的办法。9月15日、22日、28日,张伯伦不惜屈尊三次飞往德国,并向希特勒许诺:“你完全可以不战而立即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德、意、英、法四国首脑在排除当事者捷克斯洛伐克和与捷克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苏联的情况下,在慕尼黑召开会议,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其中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移交给德国。协定的附件规定:英、法、德、意共同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不受侵犯。

英法在慕尼黑的妥协不但没有带来欧洲的稳定和“一代人的和平”,相反,却使欧洲分崩离析,战争提前到来。慕尼黑会议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混乱。各个中小国家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它们深深感到英、法不足恃,原有的欧洲秩序已经摇摇欲坠,因此,纷纷修订自己的外交政策。1939年2月24日,匈牙利参加了《反共协定》。罗马尼亚则表示,“既不偏向轴心国,也不偏向西方”。另有一些国家则借机强行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慕尼黑会议及其结局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对英、法等国长期抱有的期望。自30年代初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形成以来,苏联一直奉行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苏联发现自己虽为欧洲大国之一,却被排除干事关欧洲前途的国际会议之外。严酷的现实迫使苏联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政策。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申明苏联的对外政策为:“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按照这一中立自保的政策,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慕尼黑的又一后果是进一步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1938年10月21日,刚刚获得苏台德地区的希特勒又为德国指定了新的扩张目标,他命令部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地区,并对立陶宛的默默尔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0月20日,德国外长向波兰大使提出,把但泽归还德国,并在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走廊,使但泽与东普鲁士连结起来。1939年3月16日,德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将《慕尼黑协定》中并不包括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并入德国。3月23日,希特勒亲乘“德意志号”战舰占领了默默尔地区。4月3日,希特勒批准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德、意新一轮的扩张把英、法逼进了死胡同,迫使它们不得不在三四月间先后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比利时、荷兰、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联盟。与此相对应,希特勒于4月28日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又于5月22日与意大利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钢铁同盟”。至此,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1939年8月23日,德国在完成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部署后,于1939年9月1日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正式爆发。

二、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

自1938年起,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对远东的影响是巨大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不甘心丧失自己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屡有抗议日本乃至有限援助中国抗战的表示。但是实现对日妥协,却是这一时期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1938年9月的欧洲慕尼黑协定,鼓励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明确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为主的东亚旧秩序。11月8日,外相有田八郎向美国大使表示,“今当东亚天地正展开新的形势之际,仍以事变前适用的观念乃至原则来衡量现在及将来的事态,不仅不能给解决当前问题带来任何办法,而且不能有助于确立东亚的持久和平。”12月29日,有田又对外国记者团声称:“将来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应在三国(指“日满华同盟”——著者)新体制的国际和经济自主所能允许的必要限度内,且必须不享有政治特权。”面对日本的新挑战,英美等国面临三种选择: 其一,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中日战争,以实力对抗日本,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不愿承担与日本全面交恶的风险,尤其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因此而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促使日本加速靠拢德、意。 其二,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其扩张要求,以稳定远东,集中力量于欧洲。

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丧失殆尽,而且会危及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地位,因此很难为英美所接受。既不愿对抗,又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于是就只能选择第三种折衷的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折日本的扩张锋芒,使其知难而止,在合适的时机,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方国家在华的基本利益。“东亚新秩序”出笼后,英美的反应强烈。1938年12月30日,美国对日本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英国继美国之后,也于1939年1月14日照会日本,表示“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在频繁交涉、抗议的同时,英美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抗战给予适当援助,以免因中国的崩溃而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才首次决定对华贷款。这些贷款不仅迟迟难产,而且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如借款对象不能是中国政府,必须由民间机构出面,借款不能用于购买军火,借款必须是商业信贷的方式等等。英美在援华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无非是要维护其“中立”立场和正常的对日关系。

英美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虽有抗议表示,但举措相当谨慎。日本工业对外依赖性最大,美英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1939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占其总出口的70%,其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工业原料。尽管各国都了解日本这一弱点,中国也屡屡提请英美各国实施对日本禁运,以削弱日本的战争力量。但英美等国却不敢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它们不顾中国及世界舆论的反对,竭力维持与日本的贸易关系。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出口了价值7.16亿美元的各类物资,为同期对华出口值1.41亿美元的5倍多!1938年,日本从美国获得的各类战略物资竟占其总进口量的45~91%。由此可见,英美等国所维护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抗战造成的危害远甚于它们对华的有限援助。至于英美等国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性政策的目的,其外交官员有过明确地表白。武汉失守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声称,英国要“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以后时期我们能尽到适当的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精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1938年10月后,日本被迫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开始改变侵华方针,着重从政治上诱降中国。英美等国视此为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1938年11月1日,英国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1939年1月10日,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思默在赴任前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进行了一次谈话,透露了他的使命。他说:鉴于欧洲和远东局势,通过对远东特别关心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使目前的中日冲突得以有效而公正解决的紧迫性正在加剧,其时机似乎就要到来。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菜热指出:欧美列强对结束中日冲突终于发挥作用的时刻就要到来,特别是英国此刻要正式表态,日本也在探索同样的道路,“我们将在远东与英国采取同样的行动。”英美两国也分别向日本表示,如果日本建议修改九国公约,他们愿意参加为此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为了促成中日停战,英国外交官员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游说。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首相表示:如果日本同意缔结和平协定,英国政府愿意承担使中国方面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等。西方各国酝酿的“远东国际会议”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在它们谋求缓和与日本关系的行动中,确实存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内容。针对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

1939年7月15日,英日在东京开始谈判。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又一丑行,是“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严重步骤。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更加急于对日妥协。1940年4月12日夜,德国即将席卷北欧前夕,英、美、法三国大使一齐会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及时对日媾和”。英国大使说:“目前英、法要全力对付德国,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决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如加紧建设,不难恢复到战前状态。”

法国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国大使劝告应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现在法国面临着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只能与日本和解。”否则,“将来万一元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之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实行对华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闭了滇越铁路;7月15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因此而封闭。总之,中国抗战相侍阶段到来前后,由于欧洲危机的加深,英美等国急于实现对日妥协,它们奉行了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慕尼黑绥靖政策在远东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威胁,迎合了日本急于通过政略和谋略来摆脱困境的侵华战略的需要。

三、苏联的远东政策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欧洲战争,对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了极大冲击。苏联放弃了坚持多年的集体安全政策,转而采取了一条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为主的外交路线。这个外交路线对苏联远东政策的影响在于,进一步加强了延缓苏日战争、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基本考虑。1938年10月以后,苏联继续贯彻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使之能够长期牵制日本的政策。1938年两次对华贷款1亿美元,1939年后继续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便中国购买各类军用物资。当然,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各种援助有其自身的打算。1940年12月,斯大林对即将赴任驻华武官的崔可夫指示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尽管如此,苏联的对华援助仍然非常可贵,通过支援中国抗战也确实达到了束缚日本发动侵苏战争手脚的目的。苏联远东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对待日本。

1938年以后。苏联为避免德日的两面夹击,迫切希望远东苏日关系的稳定。1938年4月4日,苏联政府建议日本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这一建议不但未得到响应,日本反而于当年夏和1939年春夏之间,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地区两次对苏武装挑衅。苏联利用日军主力久困中国战场之机,坚决反击日军。特别是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重创了日本关东军,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日本迫于中日战争的困扰,也产生了暂时稳定日苏关系的意向。1939年12月31日,苏日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日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向苏联付清了背着中国买卖中东路的最后一笔欠款,苏联同意将苏日渔业协定延长到1940年12月31日。194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在题为《关于1939年12月31日苏日协议》一文中表示,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十分重视苏日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方面愿意促进它的实现。3月底,苏联政府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日本毕竟应该理解,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它的利益受到侵犯。只有这样理解,日苏关系才可能圆满地发展下去。”在苏联政府的不断努力下,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条约规定双方“维护彼此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在另一方处于第三者一国或数国的军事行动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严守中立。此外,在签署的共同宣言中公开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38年以后,苏联在欧洲动荡、自身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谋求缓和苏日矛盾的各种努力,对牵制日军的对苏战争冒险,避免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此期间苏联也未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但是,苏联对日缓和关系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苏日双方互相保证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东北和外蒙古领土主权的行为。对日本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北方苏联的顾虑,增强了南进的决心。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枢密院答询时声称,在冲击美英,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二节 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

一、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这些内外因素,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战场的态势“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经过速战速决的战略,重现甲午战争迅速取胜的一幕。这个战略方针着重依赖武力,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战空间里,摧毁中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意志,一举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15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状况成为现实。

至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格局。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日军面对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扩大为34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日本的战史著作就此指出:“占领地区内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这次企图扰乱我军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军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消耗,即使如此,日军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了。

捉襟见肘的日本兵员、军需动员状况:

经过15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规模、时间、强度等各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继而于19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使其师的总数翻了一番。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的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役兵占20.9%。由紧急动员而造成的这种畸形的兵员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对此,日军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整理军队。与兵员动员的窘况相伴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同样难以为继。开战之初,日本轻视中国,设想无须大规模的军需动员,仅凭现有军需储备一举击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1937年10月开始实施“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此次军需动员除了涉及原有的陆海军兵工厂外,还动员了约3800家民营工厂,对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平时的2.5倍。尽管如此,军需物资的生产补给情况仍然达不到日本军事当局的预期成果。

1938年6月2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就军需动员的状况上奏天皇:“虽然官民一致协作,昼夜工作,异常努力地从事各自所担负的军需品的整备补给,但由于各种原因,……武器、弹药、飞机、坦克重要军需品的生产未能达到预期成果,这是非常遗憾的。”第一次军需动员按计划至1938年3月31日止,历时6个月。但战争不但没结束,反而日形扩大。日本只好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时间为1938年4月1日至1939年3月31日。为了保证计划指标不再落空,当局把动员的民营工厂扩大到4000多家,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换言之,以降低质量来满足对数量的要求。但是,第二次军需动员仍然达不到战争的实际需要。日本兵工总厂负责人报告说,坦克装甲车的生产数量不能适应急速扩充的军备;小口径火炮供需失衡;观测用具和光学兵器的整备状况极其不良;至于弹药的补充供给只是到10月武汉、广州作战结束后才有所转机,此前不能达到军需的要求。战后日本的战史著作也指出:“步枪、炮弹都不够用,到1938年6月,连学校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收回。”[兵员及军需物资动员补给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限制了日军进一步发展其战略进攻。

战争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

日本经济是一种对外依赖程度极高的经济,其工业能力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来自海外的各种原材料。日本历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控制原料产地。然而,15个月的对华战争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大量的战争消耗却造成日本各类物资的极端匮乏、进而动摇了日本脆弱的经济基础。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短短8个月内,日本就连续4次迫加临时军费,累积总额高达74亿日元。这是日本从事甲午战争(2.00475亿)、日俄战争(15.08472亿)、第一次世界大战(8.8166亿)和“九·一八”事变(19.3125亿)四次对外战争战费总和的163%, 是1936年日本预算总岁出(22.82亿)的3倍多!这笔巨颔战费不仅造成日本的财政桔据,而且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庞大的战费支出绝大部分用于武器弹药及各类军需品的生产,这些物资一经产生即脱离于再生产之外,成为对经济发展毫无意义的纯消耗。这种消耗使日本的出口产业因原料不足而出口能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的大幅度减少,最后使整个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转受到破坏。由于战争影响,1938年度上半期,日本的进、出口分别比上一年度减少了32。9%和19.6%。

为了弥补贸易萎缩造成的物资短缺,日本只好动用国内的黄金外汇储备。

战争爆发后,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仅仅剩下25吨,其余的都作为贸易决算而输往美国等国家。即便如此,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的情况仍很严重。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和准备在世界更大的范围的争夺,日本竭力企图扩大生产能力,并为此而制定了1938年物资动员计划,然而该计划在半年后就无法继续实施,被迫于1938年6月进行大改订,修改后的计划基于物资短缺的现状,全面压缩一切与军需无关的产业的物资供给量。仅以钢铁类为例:当时一般民用的普通钢材的需求量是478.4万吨,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306.9万吨,削减了36%。原计划中对准军需和铁道省所需66.6万吨普通钢材是保证供给的,而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54.46万吨,削减了18%。钢铁短缺对各产业的影响极为严重。与1937年末相比,日本钢村碾压设备的33%,平炉设备的11%变为闲置。由于工厂建设、矿业开发等所需钢材削减了55%,一些急待扩充的产业面临威胁。日本国内一般私营铁路所配给的钢村仅够用来修缮,根本谈不上任何发展。

苦于物资问题对经济发展和战争能力的制约,1938年6月物资动员计划改订后,日本政府特意向全国发表了全面统制物资的声明,声称:“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而使战局呈现一大进展,但前途仍很辽远。……值此之际,要完善后方设施,使作战不受影响,以达成帝国期望之目的。”“为此,当前急务在于最有效地贯彻运用物资的统制。即排除万难,把振兴出口、增加生产、统制消费等有关政策彻底强化。在此,政府按照新情况,树立了优先充实军需品和输出产业原料的物资供给计划,期待彻底实行这一计划中的各紧要方策,以巩固国防,维持国民经济。”声明要求贯彻节约、配给、回收、实行战时简朴生活等十大措施,并规定对钢村、铣铁,金、银、铜、铅等32种物资实行强化的使用限制。出于对物资短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考虑,1938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从缓解经济困难的角度建议早日结束战争。1938年5月,“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的报告书中提出:(1)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2)不能和平之际,依靠缩小战争规模来全力充实国力,改善国际收支。

同年7月,企划院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第二次)》中也指出:“必须迅速寻求收拾中国事变的方策,……在看不到生产力扩充和贸易进展的情况下,树立对今后战争的计划是至难之事。”

侵华战争陷入长期化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原本是将此作为有利于其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首要环节考虑的。即通过速战速决,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赋予日本的强大力量,实现其南进和北进的大扩张。经过15个月战争,这个预想彻底破灭了。侵华战争不但未能帮助日本的总体战争计划,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使日本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转机”面前失去了从容应付的能力。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日本陆军自1935年夏起,对本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于1937年5月以世界大战为目标,制订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陆军内部用)》,要纲的方针指出:“大约以1941年为期,筹划计划中的国防重要产业的振兴,以便一旦有事之日,在日满、华北的范围内,使重要资源得以自给,同时谋求平时国力的飞跃发展,确立指导东亚的实力。”1937年6月,陆军将该计划提交内阁讨论批准,但是,这一事关日本总体扩张战略的计划却由于侵华战争的影响而迟迟不决,一直拖到1939年1月17日,才在内阁会议上以《生产力扩充计划》为名确定下来。日本内阁三长官,对这一重大计划的拖延作了解释,其中企划院总裁指出,该计划难产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要产业扩充用的物资极不充分,所以不能着手实施。 而物资问题直接源于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苏两国分别以对方为敌手,加紧扩充在远东的军备,以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然而,侵华战争却使日本的对苏战备受到严重削弱。由侵华战争而加剧的日本对苏军备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对苏的强硬立场。在1938年夏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春夏的诺门坎事件中,日本都因侵华战争的掣时而被迫对苏作出让步。总之,经过15个月的战争,日本朝野感到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已经破产,单凭武力无法征服中国,侵华战争已经对日本内外经济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日本实现其世界战略的沉重包袱。有鉴于此,日本被迫对既定的侵华方针作出重大调整。

二、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要点采取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战争初期,日本盲目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方针。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日本狂妄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企望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武汉会战前,日本战略进攻的能力已经衰减,中国战场的持久态势渐趋明朗。面对这种状况,日本军政上层围绕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产生了激烈争论。石原芜尔认为当局者“徒然强调积极作战,过于相信武力的优越,他们不理解中国事变持久战的根本含义,置兵于绝境,耗尽了国力。”日本军部也从实际的战争过程中感到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强烈要求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负责经济动员的一些部门则从经济困境的角度提议另谋解决事变的途径。于是,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将原有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方针。

1938年10月21日,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表示,“国民中只管依靠武力工作解决事变,希望迅速完成武力工作,并以此作为事变结束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提出“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一改以往“惩膺暴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合作”、“提携”、“互助”等道义招牌下对中国发出政治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已经把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变为政治进攻为主的新方针,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把处于僵局的战争引向政治解决的路途上去。按照新方针的精神,1938年11月18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及参谋部制定了《抗日政权屈服或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进攻作了详尽规定:

“除作战行动外,当前大致要采取以下方策:(1)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2)进行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3)酝酿反蒋、对日和平气氛和争取民众等工作;(4)进行反共宣传;(5)促使抗日军队内部崩溃;(6)利用高宗武一派,争取新官僚和民众;(7)进行西南独立工作;(8)收买和利用杂牌部队及各种武装团体;(9)促使第三国(特别是德、意、波兰)否认蒋政权;(10)促使第三国(特别是英、美、法)放弃援蒋政策;(11)加强对苏谋略。”

这些“政略”进攻的内容几乎包含了非军事的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宣传、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一是通过巩固占领区和炮制伪中央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面前造成一种矮化中国抗日政权的既成事实,并结合外交上孤立中国,动摇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二是通过反共宣传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嫡系军队与杂牌军队之间以及抗日征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达到日本外部军事进攻达不到的目的。停止正面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在确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后,日本的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的军事战略的各要点作了阐述。

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文件指出:“虽要利用攻占武汉、广东的余势,致力干事变解决,但是,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为应付长期作战,……以攻占汉口、广东为行使武力的时期。然后,自主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要防止急燥。”

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文件声称:“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与谋略工作。”

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文件要求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

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文件规定,在华日军要把巩固占领区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

依据新的军事战略,日军在结束武汉会战后,即着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乓集团(2个骑兵旅)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1个支队;华南第21集团军有3个师;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陆续遣返归国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和独立混成旅,替代回国部队。至1939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1939年9月组建)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20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这些部队分为4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第11集团军配置在武汉地区,下辖7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第21集团军辖4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第13集团军辖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主要任务是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华北方面军作为最大的战略集团其兵力为9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从上述日本军事战略的变化及相应的部署调整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在整体上已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就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而言。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已经转向后者,日军在其后方的作战活动更加频繁。自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了3次治安肃正计划,其中心是用武力“讨代肃正”,以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尔后建立各级伪政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巩固占领地区。

建立长期自始体制:

1938年底,日本修改侵华方针的原因之一是要减少军力、国力的损耗,因此,建立长期自给体制,就成为其新的侵华方针中的重要内容。日本原企图迅速战胜中国,在中日“经济提携”的名义下,取得种种经济上的权益。但是,战争持久化及消耗的剧增,使日本等不及“经济提携”的实现,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在已经占领的地区进行“自主的建设。”1939年3月30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在《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中,也把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在其中的主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建设”作为持久战争的一个主要手段,并强调:“目前在重要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建设尤为重要。为此,要在逐渐形成重点的同时,为长期计划制订各种措施。”鉴于战争长期化已不可避免,日本开始要求侵华日军努力提高独立生存能力,实现长期自给,企图以“节流”方法减轻日本国力的负担。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及参谋部提出:在为恢复治安而固定配备充分兵力的同时,要“努力使其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1939年3月30日,再次要求“要使现地兵团为了部队的生存而采取长期持久自给的态势,……努力充实整备战力,同时尽量节减人力、物力的消耗。” 要求侵华日军在现地实现“自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战争经济的贫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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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5/26 12: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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