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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国家承认中国有一班智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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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承认中国有一班智囊了

新闻联播 实时报道中国智库的发展,这些年来蓬勃发展,但也面临跟不上国际风云的变换的缺点,从东海之滨到南海边陲,从边疆大漠到雪域高原,这两年,国家智库的发展,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发展,我国的智库在组织上应对和建言献策,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2009年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培炎当选为理事长。他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新智库成立之际,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在此背景下出世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因而被寄予期望。

2009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这家“白金级酒店”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这个新智库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2008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事实上为新智库成立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仪式上说。国经中心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刘克崮说。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高层决策中的角色充满联想。

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这种转型的探索之一。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针对金融危机这样复杂经济现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刘克崮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半民的智库,“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相比之下,美国高级智库的“官民结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因此,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智库最终的成型与确立将会是在民间,民间智慧以及互联网渠道可能是智库大放异彩的决定因素。但袁岳并不这么看,他说:“现代型的智库是集体作业、多人分工协作的,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智库机构,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作坊式的模式。”《超限战》的作者乔良也许是唯一一个向世界输出过中国国防思想的中国人,据说美国五角大楼人手一本,认为他的思想预见到了“9.11事件”。他此次接受采访时举了个例子:在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撒切尔夫人这句话揭示了智库的一个元命题,即智库是为未来服务的,30年、50年、100年,而不是局促地为当下服务。我们的所谓智库目前基本还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的智库已在探讨将来的问题及其各种可能性。在此次智库峰会上,中粮老总宁高宁的一句话深得媒体好评:中国远远还没有达到对外输出资本的国力,什么时候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智库到国外挣钱了,中国才能成为大国。而现在我们都要靠全球的智库来办事。

中国智库成长道路的一种典型模式:边缘化生存、商业化运作、专业化发展。成立于1992年的零点集团,伴随着中国跨越式的经济发展,“自身发展既不快也不慢”,与这个时代合拍。袁岳觉得零点兼跨三个角色:调查、管理咨询、决策咨询。“如果比喻成盖楼房,调查是地基,管理咨询是第一层楼,决策咨询就是第二层楼。”他说,“调查不是最终的追求,从一开始,零点就有社会性和提供公共政策的目的。”他们曾游说北京市政府,将宠物管理费由每年5000元调低至900元,这一游说被采纳。袁岳从实操性的角度总结了中国智库与国际上的智库存在的差距:一、个体化。二、资金来源的单一化。三、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与零点调查集团同时期成立的安邦咨询集团也是一家民营信息咨询公司,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智库的角色。在它长期推出的30种信息产品中,其客户包括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4000多家企业,其中覆盖1/3的世界级500强企业。1998年从科技部“下海”到安邦的研究员、现任总分析师的贺军说:“10年来我看到五六茬信息咨询公司起来又倒下了。”他对中国智库的现状用了一个比喻——“一麻袋土豆”,“小个很多,大个很少,专业性不够”。目前,安邦集团已经是整个行业的“定价标杆”,而当年他去这个公司时,在北京南城一个车队的旧楼里办公。从小公司发展到现在的“战略信息综合服务商”,可谓智库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现有7个分公司分布全国。

贺军所著《政策思维》一书中,披露了大量案例,他的特点是迅速对时局变化提出预警、专业分析和策略应对。2007年5月,他在简报中向客户提出预警;而一篇名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机与进程》的文章早在2002年就摆在央行和国家外管局的案头;在中美关系接近冰点的时候,他准确作出了“政经分离”的判断。中国政府内有大量信息传递渠道,为什么还需要安邦这样的外部公司呢?“我们在行业内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贺军这样说。像北京市政府,则是他们长达10年以上的合作方。一个国家的智商并不是由民众脑袋的总和来决定的,相反,智库的智力水平和人才优势以及发展规模才决定了国家智商。如果说政府是国家主脑,智库则是小脑,维系格局平衡。政府是国家左脑,主理性建设;智库则是右脑,主形象思维、提供预测和想象力。遗憾的是,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还不敢给自己的智库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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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9 19: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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