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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论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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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文化背景

发生于1096—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是欧洲中世纪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改变了当 时的世界格局,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十字军东征在当时的西欧是一次国际性的事 件 ,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内也是一次全国性的事件。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中,尤其是在最初的几 次十字军东征中,几乎所有的阶级都为同一行动疯狂。究其原因,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因素外,还当考虑思想文化因素,而这却是人们常常疏忽的问题。本文拟立足 于十字军东征时代西欧的思想文化背景,对十字军东征的发生作一探讨。

十字军东征的发生是与教皇权势的上升联系在一起的。它“产生于适合战争的封建教权社 会 中,主要缘于勃艮第克吕尼修道院的巨大宗教复兴”(注: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V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78,P264.),因为无论从宗教角度看,还是从政 治形势的角度看,在西欧教皇权力还不稳固时,罗马教皇是无力关心基督教东方教会的问题 的,也不可能去考虑基督教会的统一问题;而当时拜占廷帝国的强盛也使教皇的这种想法 不符实际。到了10-11世纪之交,西欧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天主教会内部发生了一次改革运 动,改革延续到12世纪,改革最初是因教会腐败、教士和修士生活“世俗化”引起的。法国 勃艮第领地上的克吕尼修道院是改革的策源地。这所修道院是阿奎丹公爵虔诚者威廉于910 年 创建的。它的第一任院长贝尔诺强调遵守本尼狄克教规并对其作了某些改动。在修士必须履 行的崇拜、做工、读书三项义务中,对做工不再做过多的要求,对读书也不大重视,而是看 重 提倡对上帝的崇拜,要求修士专注于灵圣修炼,努力做到克己禁欲,服从谦恭。为了防止他 人利用主教干涉修道事务,威廉把修道院连同其财产都赠送给了使徒彼得和保罗,由罗马教 会对其监护。不久后,改革蔓延到英、法、意等西欧许多地区。

克吕尼运动不仅着眼于修道院改革、重建和治理修道院内部的宗教生活制度,它还要求用 真正的基督教方式来教育人民,要求普通教徒象教士那样生活。与此同时,克吕尼运动还有 一重要的任务是改变其和外界社会的关系,它一开始就提出反对“西门尼”和“尼哥拉主义 ”(注:“西门尼”最初指圣职买卖,后也指包括世俗封建主授任圣职。“尼哥拉主义”指神职 人员婚娶,违反禁欲主义。)。11世纪中期,随着改革的步伐深入,改革派中最激进的人物提出了调整教会与国家关 系的要求,以教权尚于一切的理论来改造和重建教会。从1046年起,教廷连续出现了几位改 革 派教皇,虽然他们都是德国皇室委任的,但他们都坚持加强教会纪律、整顿教会组织,都反 对世俗权力染指神职任命权,都强调教皇权威,要求树立教皇的绝对权威,其中影响最大 的是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他一上任,便着手清算教会内部的圣职买卖和教士结婚 行为,他认为教会问题的症结在于世俗权力凌驾于教权之上。利奥九世以严格的教令规范教 士的道德行为和日常生活,强调教士独身,以防止教会财产被分割。为排除世俗势力插手教 会事务,利奥九世采取的有效措施是成立红衣主教团,并把它作为近身顾问。在处理与东部 的关系上,他坚持罗马教皇有高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绝对权力。利奥九世还是第一个借助 武力扩大领地的教皇,1053年他亲自组织教皇军,并请求亨利三世与之联合,出兵进攻意大 利的 诺曼人。但由于亨利三世对此不积极且中途撤军,致使缺乏实经验的教皇军孤军对敌,惨败 奇维塔特(注:T.Jones and A.Ereira“crusades”Penguin Books 1994,P4。)。教皇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失败了,但它却说明教皇作为宗教领袖越来越朝着 教会诸侯国君主的性质发展。同时也表明教皇开始以对彼得继承人之名向异教徒进行圣战以 谋取私利。利奥九世之后的教皇也没有放弃对意大利领地的要求,但改变了手法,通过与诺 曼人建立友好的联系,使诺曼贵效忠于教皇。教皇还把诺曼人强占的领地作为罗马教会的采 邑再分封给他们,迫使他们每年向教皇缴纳采邑税,并承担保护教皇的义务。此后,教皇在 西班牙、勃艮第、匈牙利等地也先后有自己的世俗封臣,使教皇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教会 君主。

11世纪经过改革的罗马教会加强了自身的建设,限制了世俗君主和大贵族染指罗马教会的 事务,教廷有了较强的独立性,与世俗诸候建立的采邑关系使教廷有了军事力量,教皇不再 依赖任何世俗君主,由此增强了教皇要建立至高无上的神权政治统治的野心,不仅要处理教 会的一切事务,而且也要干涉各国的政治。教皇在西欧积极实践教权至上的思想,不可避免 地与世俗君发生矛盾与冲突,进而导致争夺主教授职权为内容的政教斗争。在主教授职权斗 争后,以罗马教皇为核心的教权体系便逐渐确立起来了,罗马教会在西欧政治事务与经济活 动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在西欧范围内,当时教权要凌驾于皇权至上并完全支 配皇权的目标还没有达到,要建立一个由教会统治的大一统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也还没有实 现。不过,由克吕尼运动引发的教会改革以及政教之争,至少使教皇达到了与世俗君主平起 平坐、权威相当的程度。不久,政教均势被打破,教皇逐渐发展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大势力。

随着势力的膨胀,罗马教皇开始关注起东部教会,并试图实现统一基督教会的理想。1073 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曾致信拜占廷皇帝米歇尔七世,提议双方以罗马教会为基督教会首脑 而实现两派教会的联合,但遭到拜占廷的东正教会的拒绝。于是,罗马教会便想借助武力强 行统一。1074年格里高利七世先后“下谕”所有圣彼得的信徒,号召他们积极参加向东方的 圣战,从异教真诚手中解救希腊人。这一号召,在当时西欧封建主中出现了回响,但因教皇 与德意志皇帝争权夺利的斗争,使东征计划暂搁一边。不过,格里高利七世的这一举动已透 出罗马教廷为统治世界、组织十字军东征的初衷。

十字军东征中,尤其是第一、二次十字东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广泛性特征。基佐 在谈到这一特征时也说:这是一次全欧性的事件,在各个国家内它就成了全国性事件(注:[法]基佐:《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7页。)。这 一状况说明伴随教皇至尊地位的形成,基督教精神渗透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欧洲 各 阶层的宗教热情也随之高涨起来了。的确,随克吕尼运动的发展,西欧精神上的统一王国— —罗马天主教的普世地位逐渐形成,在所有的皈依了天主教信仰的西欧国家里,从王公贵族 到平民百姓都把上帝的权威看到至高无上。因此,很多人自愿地进入修道院,把自己献给上 帝。基督教会要求普通教徒象教士那样生活,甚至还明文规定除圣日外,每星期的一、三、 五、日实行性禁欲(注:K.Armstrong“Holy War”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ion on Today’s World New York 1992,P55.)。10-11世纪,基督教会通过宗教信仰,通过它的宗教组织系统把当时 那个分崩离析的西欧联结在一起,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欧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 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确立奠定了 基础。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宗教的思想观念与感情已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人们的时空观、财富观 、劳动观以及其他一切行为,无不受到基督教的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在几乎任何一个教堂或 小村庄都会听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天国的追求和对地狱的恐惧。十字军东征发生前的10-11 世纪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的所谓“世界末日”。这时的西欧也正处于半个世纪的荒年。公 元910-1040年中,有48年是荒年。在法国,970-1100年之间,饥荒年岁不下60年(注:[法]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9页。)。特别是 从 1033年起,出现了连续3年的特大灾荒,西欧陷入了恐怖。人们担忧人类的末日降临了,他 们相信上帝将毁灭这个世界,正象上帝在挪亚时以洪水毁灭人类。这种恐惧促使人们疯狂 地相信《启示录》中提到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来的千年末日已经来临。“世界末日 之时,西方皇帝会在耶路撒冷加冕,并与反基督的异教徒在那里战斗”的谣言在欧洲各地到 处流传(注:K.Armstrong“Holy War”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ion on Today’s World New York 1992,P60.)。在这种压力下,一种强烈的“赎罪”与“修来世”的意识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 人们把现实苦难看作是上帝对其的惩罚,积极提倡苦修,禁欲,补赎,并由此引发出狂热的 对物崇拜和圣地朝圣。事实上,在欧洲圣地朝圣早已有之,但此刻的朝圣被教会赋予了新的 含义,即朝圣本身也是一种补赎,朝圣者启程之始要象教士一样立誓信教,朝圣期间要过独 身生活,并要朝圣者到达圣地进行祈祷时,“他本身已具有了一种权力,可杀一个邪恶的人 或 治愈一个病人(注:K.Armstrong“Holy War”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ion on Today’s World New York 1992,P57.Speculum,1946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Volume 21 P1.)。到11世纪时,欧洲朝圣者的人数空前增长。原先小规模的朝圣被大规模的 忏悔朝圣所代替。1054年康布雷主教率领3000名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1064—1065年德国科 隆、美因兹等地的主教率领上万名基督徒和一支拥有相当人数军队组成的朝圣大军前往耶路 撒冷,结果约有3000人在途中倒毙(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大批的朝圣者朝耶路撒冷圣城艰难跋涉,希冀上帝的 儿子能破云而出,披金带彩荣降人间,这种幻想使朝圣队伍日益扩大。对朝圣者来说,喝口 约旦河的水、在约翰给救世主耶稣洗礼的河里受洗是莫大的幸福。他们对圣城耶路撒冷的每 一种物品都视为珍品,用大肚酒瓶装满约旦河的水,用背篓装满耶稣受难的那座山的泥土带 回欧洲。这种近似荒唐的狂热,在十字军东征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那时,一船一船的泥 土从“圣城”载运到欧洲。耶稣已经升天,但“十字架”和“圣寝”便是最受崇敬的纪念物 (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在这种宗教狂热中,1095年,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宣称“凡纯粹出于虔诚参加十字军者可 以用远征来代替一切补赎”的时候(注:G.F.Moore“History of Religions Ⅱ Christianity,New York 1920,P244.),人们纷纷把东征看作是一条灵魂拯救的道路,毫不 迟疑地加入了十字军“圣战”。参加十字军成了教会值得嘉许的事,能救赎宗教罪愆。神圣 战争的概念就是用刀剑来完成上帝的意愿,这在早期基督教中并不知晓(注: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 Vol.V.)。因此,十字军 运动之所以煽动起基督教世界高涨的热情,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当时宗教文化浓 厚的时代氛围中,它是一条便捷的赎罪途径,这条途径对于那些无钱购买天国入场券的贫穷 基督徒来说,尤其富有感召力。当然,对于穷苦又无援的民众来说,朝圣或到东方去“圣战 ”也是他们改善命运的出路。

在10-11世纪西欧民众宗教感情日深,成群涌向耶路撒冷朝圣之时,西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自1071年起,塞尔柱土耳其人夺取了西亚地区,占领了基督教的发源地耶路撒冷。他们建 立的国家比较脆弱,政治分裂混乱,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与前去朝圣的西欧人骚扰 较多,引起基督徒的不满,使那些深信朝圣可以使德行升华、可以赢得上帝恩宠的朝圣者来 说,更增添了他们的疯狂;对于那些久已向往获得战利品的骑士贵族来说,正渴望有机会去 东方冒险。这些愿望在教皇的煽动下,很快就变成了疯狂,“收复失地”、“援助东方的基 督教兄弟”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又一精神支柱。其实在欧洲,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圣战”早已 拉开序幕。如1090年意大利南部归依基督教的诺曼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西西里岛。在此前 不久,西班牙半岛的基督徒向岛上的穆斯林发起了攻势,重新占领了部分失地。期间,不少 法兰克基督徒还远赴西班牙参战。在基督徒能够打败异教徒、能够取胜异教徒的情绪的鼓舞 下,西欧人对东征已经跃跃欲试了。

十字军东征的发生既表现了基督徒信仰的高涨和宗教情绪的狂热,也表现了基督徒内心的 贪婪与愚昧。在这场活动中,人类心灵的虔诚和凶残纠合在一起,在罗马教会的承诺和怂恿 下,最不道德的行为却以最谦恭虔诚和最道德的名义表现出来,这也许是欧洲中世纪这一特 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

从文化精神的生成意义来看,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文化与十字军东征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为西欧骑士阶层提供了一个生存和发挥其作用的天地,也使骑士 的勇武精神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得到充分的融合,从而使世俗的、封建的骑士制度同时也是“ 神圣的”、宗教性的骑士制度,铸成了中世纪西欧一种十分独特的骑士文化精神。

中世纪欧洲是随蛮族发展而来的。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日耳曼封建国家,是由 于战争、也是为了战争而被创造出来的,其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都是军事的,维持社会 秩序的是血亲及首领与亲兵之间的忠诚。公元11世纪之交,西欧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 君封臣关系,并由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封土制度,各封君在自己的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 政权和司法权。在封君封臣关系的作用下,骑士阶层悄然而迅速地兴起了。

中世纪的骑士阶层最初是一个居于封建领主与平民之间的社会集团,和贵族一样,骑士的 身份通常是由其家世和血统决定的。他们扮演着世俗统治者的军事保护人角色。对于主人, 骑士表现出极强的忠诚与勇敢,这种关系完全是主仆之间的一种服务与保护的联系。究其渊 源,在于骑士的前身是蛮族统治者的军事仆从——武士,他们是一些粗野的,没有知识的文 盲,他们把忠诚与荣誉当作生活的首要目标。查理帝国时期,粗野的武士集团逐渐演变为中 世纪的骑士阶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骑士与贵族最初是有身份地位上的差别的,简单地说 ,贵族是世袭的土地所有者,骑士则是贵族的助手和依附者,贵族与骑士之间是不通婚的。 但到了11世纪,这种鸿沟变窄了,贵族与骑士之间的联姻与交流越来越频繁,约在12世纪左 右,贵族与骑士逐渐融合了。从那时起要成为一个贵族,必须首先成为一个骑士,被授予骑 士的人才能被纳入贵族等级行列。

在西欧,进入10-11世纪,封建社会的迅速扩张,把骑士制度带到了各个地区。于是整个西 欧社会形成了实际分离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日耳曼人建立起来的崇尚勇武、荣誉、忠诚的好 战 的世界;一个是基督教的世界,它在修道院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不 过这两个世界或者说两种因素的融合早就开始了,它们的融合主要通过了三种途径:

其一,通过骑士授予礼。它是一个基督教特征极其突出的仪式。仪式通常从当事人沐浴开 始,以示洗掉身上的所有罪恶;然后当事人身着白袍,腰系袍带,象征他决心保卫上帝的法 律。在教堂里,由主教和贵族骑士组成的仪式授予小组,授予当事人金马刺和宝剑,要求他 要有为上帝服务和战胜敌人、保护弱者的勇气和决心。通过骑士授予礼。骑士被注入了新的 精神。这时的骑士身上表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对世俗首脑(国王)的忠诚,而且更有一种对天 国首领(上帝)的虔敬。基督教的信仰与日耳曼人的忠诚精神结合在了一起。

其二,通过倡导“上帝和平”和“上帝休战”。9-11世纪,整个西欧大陆政治分裂,统一 国家荡然无存,西欧内部封建贵族间的混乱不休,外部又有北欧海盗——维京人的侵扰。但 西欧的封建割据和王权不振对教权的伸张是有利的。公元11世纪初期,经克吕尼运动而强盛 起来的教皇权开始力图左右欧洲的政治局势了。在克吕尼修道院第五任院长奥蒂罗在任期间 ,为了制止当时封建领主之间、修道院和封建领主之间、修道院与修道院之间的武装冲突, 提出了“上帝休战”的口号,规定每星期三黄昏起到第二个星期一早晨为止的这段时间,为 纪念基督受难的时间,凡在这一段时间里动用武力者,都要受到教会惩罚。1027年,法兰 西教会也宣告“上帝休战”。到了12世纪,“上帝休战”成了西欧教会法、同时也是民法的 一部分(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4卷(中),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页。),非战斗人员,农民、商人、孺弱都被置于宗教的保护之下。虽然在封建割据状 态下,封建主之间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对教会的这些规定可能会置 若罔闻。但教会提出“上帝休战”、倡导和平的本身,已说明教会在当时社会中已自认为有 仲裁者的资格,并由此对争取社会稳定和赢得民心有一定意义。教会在制止战争的同时,竭 力使那些粗野的封建武士忠于教会,保护教会、保护孺弱。结果,封建的斗士被逐渐改造成 为基督教战士。新的虔诚的宗教美德和扶弱济贫的道德精神,与原来那种骑士荣誉、忠诚、 尚武、献身和勇敢的品质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骑士精神。

其三,通过所谓“神圣的战争”,把西欧骑士的好战精神与基督教的崇高的宗教理想结合 起来,造成一种封建欧洲特有的、宗教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十字军东征时期所特有 的文化背景。

所谓基督教的宗教理想,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认为,根据奥古斯西的理论,教会负有传播福 音、拯救人类的使命,“正义”就是实际基督徒的理想(注:Noman F.Cantor:Medieval world Revolution P.149-160.转引自陈乐民等《欧洲文明 扩张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基督徒就是要将“正义”推广 到世界范围,让基督教统治整个人类。出于这种理想,基督教会很早就赞赏和鼓励基督教对 异教徒的战争。十字军东征前在西欧,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较著名的有加洛林王朝反对西班牙 穆斯林的战争;诺曼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取西西里的战争;西班牙的基督徒发起的“收复失地 运动”。在这些战争中,产生了封建欧洲的新型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 义的感性具有一种宗教性质而不是政治性质,因为与它任何现存的国家毫无关系,而与作为 一个整体的更为广泛的基督教社会相联系,并且它因此向武士文化的野蛮风尚注入了一种新 的 精神因素,首领们的好战行为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服务于基督教世界”(注:克里斯托费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因此,为信仰而战死的骑士不只是一个英雄,他还被视为一位殉道者。这一思想在成书于 11-12世纪之交的法国早期叙事史诗《罗兰之歌》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会议的演讲辞中鼓动说:让那些从前经常凶狠 地 和有信仰的人因私事而斗争的人,现在去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战斗吧!愿你们把这场早该进 行的战斗胜利地进行到底吧!那些从前作强盗的人,现在去作基督的战士吧!那些从前与自 己的兄弟和亲朋争斗不休的人,现在去向蛮族进行正义的战争吧!在教皇“神圣”的召唤下 ,在基督教理想的驱使下,在教会的煽动和组织下,西欧封建社会的好战、尚武的力量,第 一次统一于基督教世界共同的事业和目标。教会在精神上把欧洲“统一”起来了,十字军运 动是欧洲民族第一次弃其部落封建视线之大运动。由此分析,十字军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及 其在东方建立起了一系列基督教国家,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起着统一与驾驭作用的基督教理 想,并由此激发出的宗教热情。十字军东征运动使西欧的骑士们完全地兼有了两种身份,即 世俗封建主的骑士和基督教的骑士,他们不仅仅是效忠于封君并为之作战甚至为之献身的英 雄骑士,而且是忠诚于天国圣主并为之作战甚至献身的虔诚的骑士。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11—13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在那个时 代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文化意识都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强烈影响。在十字军时代 ,中世纪的一切发展:宗教信仰的虔诚和狂热、骑士的勇猛和野蛮、封建贵族与基督教文化 都发展到了顶点,当然这里仅仅指的是思想文化方面,还不包括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

发生于1096—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是欧洲中世纪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改变了当 时的世界格局,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十字军东征在当时的西欧是一次国际性的事 件 ,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内也是一次全国性的事件。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中,尤其是在最初的几 次十字军东征中,几乎所有的阶级都为同一行动疯狂。究其原因,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因素外,还当考虑思想文化因素,而这却是人们常常疏忽的问题。本文拟立足 于十字军东征时代西欧的思想文化背景,对十字军东征的发生作一探讨。

十字军东征的发生是与教皇权势的上升联系在一起的。它“产生于适合战争的封建教权社 会 中,主要缘于勃艮第克吕尼修道院的巨大宗教复兴”(注: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V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78,P264.),因为无论从宗教角度看,还是从政 治形势的角度看,在西欧教皇权力还不稳固时,罗马教皇是无力关心基督教东方教会的问题 的,也不可能去考虑基督教会的统一问题;而当时拜占廷帝国的强盛也使教皇的这种想法 不符实际。到了10-11世纪之交,西欧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天主教会内部发生了一次改革运 动,改革延续到12世纪,改革最初是因教会腐败、教士和修士生活“世俗化”引起的。法国 勃艮第领地上的克吕尼修道院是改革的策源地。这所修道院是阿奎丹公爵虔诚者威廉于910 年 创建的。它的第一任院长贝尔诺强调遵守本尼狄克教规并对其作了某些改动。在修士必须履 行的崇拜、做工、读书三项义务中,对做工不再做过多的要求,对读书也不大重视,而是看 重 提倡对上帝的崇拜,要求修士专注于灵圣修炼,努力做到克己禁欲,服从谦恭。为了防止他 人利用主教干涉修道事务,威廉把修道院连同其财产都赠送给了使徒彼得和保罗,由罗马教 会对其监护。不久后,改革蔓延到英、法、意等西欧许多地区。

克吕尼运动不仅着眼于修道院改革、重建和治理修道院内部的宗教生活制度,它还要求用 真正的基督教方式来教育人民,要求普通教徒象教士那样生活。与此同时,克吕尼运动还有 一重要的任务是改变其和外界社会的关系,它一开始就提出反对“西门尼”和“尼哥拉主义 ”(注:“西门尼”最初指圣职买卖,后也指包括世俗封建主授任圣职。“尼哥拉主义”指神职 人员婚娶,违反禁欲主义。)。11世纪中期,随着改革的步伐深入,改革派中最激进的人物提出了调整教会与国家关 系的要求,以教权尚于一切的理论来改造和重建教会。从1046年起,教廷连续出现了几位改 革 派教皇,虽然他们都是德国皇室委任的,但他们都坚持加强教会纪律、整顿教会组织,都反 对世俗权力染指神职任命权,都强调教皇权威,要求树立教皇的绝对权威,其中影响最大 的是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他一上任,便着手清算教会内部的圣职买卖和教士结婚 行为,他认为教会问题的症结在于世俗权力凌驾于教权之上。利奥九世以严格的教令规范教 士的道德行为和日常生活,强调教士独身,以防止教会财产被分割。为排除世俗势力插手教 会事务,利奥九世采取的有效措施是成立红衣主教团,并把它作为近身顾问。在处理与东部 的关系上,他坚持罗马教皇有高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绝对权力。利奥九世还是第一个借助 武力扩大领地的教皇,1053年他亲自组织教皇军,并请求亨利三世与之联合,出兵进攻意大 利的 诺曼人。但由于亨利三世对此不积极且中途撤军,致使缺乏实经验的教皇军孤军对敌,惨败 奇维塔特(注:T.Jones and A.Ereira“crusades”Penguin Books 1994,P4。)。教皇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失败了,但它却说明教皇作为宗教领袖越来越朝着 教会诸侯国君主的性质发展。同时也表明教皇开始以对彼得继承人之名向异教徒进行圣战以 谋取私利。利奥九世之后的教皇也没有放弃对意大利领地的要求,但改变了手法,通过与诺 曼人建立友好的联系,使诺曼贵效忠于教皇。教皇还把诺曼人强占的领地作为罗马教会的采 邑再分封给他们,迫使他们每年向教皇缴纳采邑税,并承担保护教皇的义务。此后,教皇在 西班牙、勃艮第、匈牙利等地也先后有自己的世俗封臣,使教皇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教会 君主。

11世纪经过改革的罗马教会加强了自身的建设,限制了世俗君主和大贵族染指罗马教会的 事务,教廷有了较强的独立性,与世俗诸候建立的采邑关系使教廷有了军事力量,教皇不再 依赖任何世俗君主,由此增强了教皇要建立至高无上的神权政治统治的野心,不仅要处理教 会的一切事务,而且也要干涉各国的政治。教皇在西欧积极实践教权至上的思想,不可避免 地与世俗君发生矛盾与冲突,进而导致争夺主教授职权为内容的政教斗争。在主教授职权斗 争后,以罗马教皇为核心的教权体系便逐渐确立起来了,罗马教会在西欧政治事务与经济活 动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在西欧范围内,当时教权要凌驾于皇权至上并完全支 配皇权的目标还没有达到,要建立一个由教会统治的大一统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也还没有实 现。不过,由克吕尼运动引发的教会改革以及政教之争,至少使教皇达到了与世俗君主平起 平坐、权威相当的程度。不久,政教均势被打破,教皇逐渐发展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大势力。

随着势力的膨胀,罗马教皇开始关注起东部教会,并试图实现统一基督教会的理想。1073 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曾致信拜占廷皇帝米歇尔七世,提议双方以罗马教会为基督教会首脑 而实现两派教会的联合,但遭到拜占廷的东正教会的拒绝。于是,罗马教会便想借助武力强 行统一。1074年格里高利七世先后“下谕”所有圣彼得的信徒,号召他们积极参加向东方的 圣战,从异教真诚手中解救希腊人。这一号召,在当时西欧封建主中出现了回响,但因教皇 与德意志皇帝争权夺利的斗争,使东征计划暂搁一边。不过,格里高利七世的这一举动已透 出罗马教廷为统治世界、组织十字军东征的初衷。

十字军东征中,尤其是第一、二次十字东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广泛性特征。基佐 在谈到这一特征时也说:这是一次全欧性的事件,在各个国家内它就成了全国性事件(注:[法]基佐:《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7页。)。这 一状况说明伴随教皇至尊地位的形成,基督教精神渗透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欧洲 各 阶层的宗教热情也随之高涨起来了。的确,随克吕尼运动的发展,西欧精神上的统一王国— —罗马天主教的普世地位逐渐形成,在所有的皈依了天主教信仰的西欧国家里,从王公贵族 到平民百姓都把上帝的权威看到至高无上。因此,很多人自愿地进入修道院,把自己献给上 帝。基督教会要求普通教徒象教士那样生活,甚至还明文规定除圣日外,每星期的一、三、 五、日实行性禁欲(注:K.Armstrong“Holy War”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ion on Today’s World New York 1992,P55.)。10-11世纪,基督教会通过宗教信仰,通过它的宗教组织系统把当时 那个分崩离析的西欧联结在一起,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欧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 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确立奠定了 基础。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宗教的思想观念与感情已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人们的时空观、财富观 、劳动观以及其他一切行为,无不受到基督教的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在几乎任何一个教堂或 小村庄都会听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天国的追求和对地狱的恐惧。十字军东征发生前的10-11 世纪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的所谓“世界末日”。这时的西欧也正处于半个世纪的荒年。公 元910-1040年中,有48年是荒年。在法国,970-1100年之间,饥荒年岁不下60年(注:[法]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9页。)。特别是 从 1033年起,出现了连续3年的特大灾荒,西欧陷入了恐怖。人们担忧人类的末日降临了,他 们相信上帝将毁灭这个世界,正象上帝在挪亚时以洪水毁灭人类。这种恐惧促使人们疯狂 地相信《启示录》中提到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来的千年末日已经来临。“世界末日 之时,西方皇帝会在耶路撒冷加冕,并与反基督的异教徒在那里战斗”的谣言在欧洲各地到 处流传(注:K.Armstrong“Holy War”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ion on Today’s World New York 1992,P60.)。在这种压力下,一种强烈的“赎罪”与“修来世”的意识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 人们把现实苦难看作是上帝对其的惩罚,积极提倡苦修,禁欲,补赎,并由此引发出狂热的 对物崇拜和圣地朝圣。事实上,在欧洲圣地朝圣早已有之,但此刻的朝圣被教会赋予了新的 含义,即朝圣本身也是一种补赎,朝圣者启程之始要象教士一样立誓信教,朝圣期间要过独 身生活,并要朝圣者到达圣地进行祈祷时,“他本身已具有了一种权力,可杀一个邪恶的人 或 治愈一个病人(注:K.Armstrong“Holy War”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ion on Today’s World New York 1992,P57.Speculum,1946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Volume 21 P1.)。到11世纪时,欧洲朝圣者的人数空前增长。原先小规模的朝圣被大规模的 忏悔朝圣所代替。1054年康布雷主教率领3000名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1064—1065年德国科 隆、美因兹等地的主教率领上万名基督徒和一支拥有相当人数军队组成的朝圣大军前往耶路 撒冷,结果约有3000人在途中倒毙(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大批的朝圣者朝耶路撒冷圣城艰难跋涉,希冀上帝的 儿子能破云而出,披金带彩荣降人间,这种幻想使朝圣队伍日益扩大。对朝圣者来说,喝口 约旦河的水、在约翰给救世主耶稣洗礼的河里受洗是莫大的幸福。他们对圣城耶路撒冷的每 一种物品都视为珍品,用大肚酒瓶装满约旦河的水,用背篓装满耶稣受难的那座山的泥土带 回欧洲。这种近似荒唐的狂热,在十字军东征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那时,一船一船的泥 土从“圣城”载运到欧洲。耶稣已经升天,但“十字架”和“圣寝”便是最受崇敬的纪念物 (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在这种宗教狂热中,1095年,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宣称“凡纯粹出于虔诚参加十字军者可 以用远征来代替一切补赎”的时候(注:G.F.Moore“History of Religions Ⅱ Christianity,New York 1920,P244.),人们纷纷把东征看作是一条灵魂拯救的道路,毫不 迟疑地加入了十字军“圣战”。参加十字军成了教会值得嘉许的事,能救赎宗教罪愆。神圣 战争的概念就是用刀剑来完成上帝的意愿,这在早期基督教中并不知晓(注: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 Vol.V.)。因此,十字军 运动之所以煽动起基督教世界高涨的热情,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当时宗教文化浓 厚的时代氛围中,它是一条便捷的赎罪途径,这条途径对于那些无钱购买天国入场券的贫穷 基督徒来说,尤其富有感召力。当然,对于穷苦又无援的民众来说,朝圣或到东方去“圣战 ”也是他们改善命运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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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0/5 9: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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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本质上是民族矛盾,这个矛盾在穆罕默德创教之前就种下了。拜占庭-波斯战争,最受害的就是阿拉伯半岛。

      2020/2/24 20: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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