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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们那个时代的兵(五)

云南在她们的想象中是那么的遥远和神秘,甚至带有一些“野性”。我们顺其势大讲云南的许多怪“新闻”给她们听:蚂蝗有多么大、多么大,还说可以“吃”;蚊子很多很大,嘴巴又长又硬,它要叮咬的时后,会从远处向你飞来,一头扎进你的皮肤,那怕你穿有两条裤子都要被它刺穿吸走你的血;还向她们介绍了“美丽的西双版纳”,“瑞丽江畔动听的葫芦声”。她们对我们的说法,半信半凝,但大部份感到的是惊讶、羡慕和向往。她们与我们接触多了,时间一长常常邀我们外出。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没过多久,我们接到上级关于毛主席第二天要接见红卫兵的通知,人人心情激动,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的感觉,总觉得那个晚上的时间格外地慢长难熬。

接见的那天,我们迅速洗漱完毕、相互整理军容完毕之后,拂晓二·三点钟,我们就来到了长安街东段的地点﹙天黑不知是什么地点﹚等待接见。上午十点随着宏厚的“东方红”歌曲响彻云霄,我们精神一振,紧跟着浩荡的接见队伍,一步一步走向天安门城楼,渴望着那幸福时刻的出现。

那真是“心急事难成”,当我们距天安门城楼七八百米、城楼上人影依稀可见的时刻,却只能听见“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声外,接见的队伍止步不前了,甚至走一段后退一段。毛主席走向城楼西角,游行队伍跟着向西移动前进一段;毛主席走回到城东时,队伍又向东挤了回来。人海的潮流势不可挡,逼得我们只能在人潮中游动。天渐渐黑了下来,加上那种混乱局面,接见被迫结束,我们精痺力尽回到住地,就这样结束了接见。第二天我们到天安门广场时,只见昨天游行人员脱落的鞋子就有好几大堆。

我们对没有近距离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心中很是不爽,感到十分地遗憾 。

没有多长时间,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们说:中央军委领导和首长要接见在京的军队院校师生。这一消息,又把我们的情绪推到了高峰,个个感到自己的运气还不错,能见到我们军队最高统帅机关的领导和首长,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福份。

那天,我们准时来到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待那不平凡时刻的到来。接见我们的领导和首长有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陈毅元帅、贺龙元帅、徐向前元帅、刘伯承等元帅和不少的领导、首长。接见会上首先由陈毅元帅讲话。陈毅元帅针对当前部队存在纪律涣散﹙说白了更是对我们学员讲的﹚的问题专门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道理,他满怀激情、语重心长地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没有纪律的部队就不是军队!……讲到这里陈老总忽然停了下来,全场变得鸦雀无声。陈老总从桌子上面拿起一张传递上来的字条,用嘲讽的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加重语气说道:这是我们某兽医大学的一位大才生写来的字条,全文如下:你们这个会是否经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批准、同意……陈老总把字条往桌子上用力一甩,气愤地说道:到会的还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嘛!这种“怀懝一切”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听了都傻了眼,会场如同窒息般静得出奇。最后,在周总理的带领下,其他首长领导随在其后绕场一周与我们近距离见面。

这是我亲眼见到周总理本人距离最近、最清楚、也是一生仅有的一次﹙历史就是这样定了格﹚。

当周恩来总理走到我正面、最近的地点的时候,坐在最前排的一位女学员突然离开座位,跨过栏杆手捧鲜花冲过去向周总理献花。她的这一意外行动不仅使我们惊愕,连保安人员也被这突入其来的举动弄得措手不及。但周恩来总理仍然面带笑容、亲切和蔼地伸出手与那位女学员亲切握手。我们倍受感动,总理的大度、从容,使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重新活跃了起来,全场不停地高呼:“敬爱的周总理您好!”“我们想念周总理!”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

阵阵欢呼声,真切地反映了我们战士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爱载;阵阵欢呼声反映了我们对人民好总理的深切感情和思念!

毛主席接见我们是第一次乘车接见的那一次。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从政治学院出发开到长安街东头。为了让被接见的每个人不因人多、距离远而看不清伟大领袖,采取了不少办法:齐头并进的车辆所占道路的宽度不大,紧靠在天安门一侧;每辆车站立三十余人,相互不遮挡。就这样,经历了我们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在回来的一路上,北京的群众一见到我们便会亲切的问:“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吗?”我们都会以兴奋激动的心情回答道:“见到了!”其实那天,在返回驻地的一路上,我们都在高声呼唤着:“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是在呼唤声和激动的泪水中回到政治学院的,是在呼唤声和激动的泪水中度过了历史的这一刻!

这一生我们真的是太荣幸、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战士啊!

毛主席接见结束之后,陈恩龙、吴良栋、李华仁、李崇仁和我五人继续“串联”北上来到了哈尔滨﹙兰卫校的学员与我们相反向南去了﹚。那年十一月的哈尔滨已是冰雪素裹,一片北国风光。我们住在麒麟公园对面的招待所,离黑龙江边五八年防洪纪念广场不远。江面上滑冰的人很多,靠近黑龙江大桥一个很大的回水湾里,专业滑冰队的队员在认真地训练。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人与北方人不同,只能脚穿“大头鞋”一人蹲着,一人推着算是过“滑冰”的瘾了。

北方人与南方人的口语习惯也有很大的不同,为此我还闹出了一起笑话。一天我们几个人一起进城在回来的路上,因公交车少人多,我把他们先推上去之后一人在车站等。过了一阵,我的脸、手都被冻得发木,鼻子好像没有了似的,我只好以边走边等的方法御寒和等车。途中我见一位工人正吃力地拉着装满了一车货的三轮车在爬坡,眼看那车就要往后退了,我赶忙跑过去从后面帮他推上坡顶。当到了坡头时,他回头向我说了一声“谢谢!解放军同志。”,我回答道:“没有”,之后那位三轮车工人多次对我说“谢谢”我都说“没有”。那位工人为甚么多次说“谢谢”,我有些纳闷不解!回到招待所,我把这件事跟服务员讲了一遍,原来都是口语闹的笑话。我应该说:“不用谢”而不应说:“没有”,使人产生‘谢’了你,而你‘不领情’误解的状况。

招待所的服务员知道我们是来自云南对我们格外热情,各个方面都给予了不少照顾,还经常来向我们打听“神秘云南”的“故事”。

在哈尔滨的那几天时间里,我们不忘我们的使命常到“哈尔宾军事工程学院”看大字报,除此以外大部份时间是“观光”和“滑冰”。由于气候的不适,我们每个人个个轮着感了冒,我们离开哈尔滨时,都还有一人高烧不退。

由于时间紧和中央有“返回原地就地闹革命”指示的关系,我们不得不离开哈尔滨向另外一个地点——上海前进。

哈尔滨直达上海列车的拥挤状况那是无法形容,里面空气混浊得叫人窒息。我把鼻子尽量靠在门缝处吸取新鲜空气,但寒冷的空气把鼻子尖冻得又红又僵。我们想方设法让生病的李云崇座靠在卫生间与车厢连接的门边上,其余的全围立于一旁,就这样熬到了上海车站。上海接待站的同志把我们临时就近安排在车站附近一间很大的房间内﹙应该是一间大仓库﹚第二天就把我们送上了返回昆明的火车。﹙我们中因有一人在生病而得到“照顾”提前上了火车,沾了病号李云崇他的“光”﹚。

回到昆明什么都让我们感到新鲜:一方是空气清爽、阳光眀媚,生机盎然,名副其实的“春城”;一方是寒风细细、冰雪素裹,银色世界的“冰城”。一绿一白两个世界,两种不同的感受。

到了学校一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同观点的成了一派,不同观点派别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白天大部份的人员外出学校,晚上回来就“辩论”到天明,弄得我们觉也不能睡好。一天深夜十二点多了,我们军事二大队楼下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几乎动手打起了架。陈恩龙打开窗子说:你们不要吵了…我们…话音未落就被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飞来打在额头上,鲜血流了满面,缝了三针。我们跟他开玩笑说: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哦!

那时,根本没有了按时作息和教学,我们无所是从。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上的两派已由公开辩论批斗,逐渐升级为动手打架以至发展到“武斗”。

一九七七年八月份,根据昆明军区决定通知的有求,学员离校全部返回各自部队;全部以二十三级干部待遇对待。我们部队专门派来人员到校接我们返回,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军事学校的生活。当然,这是历史条件的决定。

如今回想昆明军区关于学员返回部队的这一决定,深感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它既避免了学员参与社会上的“武斗”,让“派性”越陷越深,也避免了学员可能出现的不必要的“伤亡”。因为当时社会上两派的争论已发展到冲击部队抢夺枪支并相互“战争”的地步。学员中两种观点的“造反派”与社会上的两派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难免不会卷入其中参与到“武斗”当中。都是当兵的人,其后果不堪设想。

﹙三﹚ 仍是一个兵

军区决定全部学员返回各自部队的时候,我们就从一名战士成为了一名干部。这是新生活的开始,同时也是新的工作、新考验在等待着我们。

回到部队,我们自然回到了我们原来的老连队—八连。我被分配到一排、吴良栋、陈恩龙各在一个排。我们一回到连队,每个排就有了两个排长。

我和我的老排长王官禄一同工作。这样,我们又开始了那种严格意义上、真正的军人生活。

刚到排里,我们就被派到离营房三十公里外的大青山,为全团伐木砍柴。住在森林里、吃在森林里;林中湿气大、温差悬殊,白天一身热汗,夜上“寒气袭人”,弄得我们难于入眠。第三天下午四点钟,二班长李金荣同志伐木时,不小心被自己用的斧头砍伤了脚关节内侧,那个部位尽是皮包骨没有肉,一大块肉皮翻了过来,露出了白生生的骨头,伤口五六公分宽,状况十分恐怖。我叫随我排来的连卫生员对伤口做了消毒、预防破伤风的简易处理后,立即背上他送出林区,在公路边拦下一辆地方的车,由卫生员和两名战士直接送去耿马县部队六十六医院。

二班长人胖体重个高,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两褪发软无力、一身汗水。庆幸的是他的伤口愈合较快也很好,没有留下后遗症。二班长李金荣同志是六零入伍的老兵,但他对我的工作相当支持也是我们排的党小组长,退伍到宣威羊肠煤矿。

十来天的砍伐任务完成后,我们排返回了部队。我紧接着办了两件事:

一是帮七连排长唐荣壁办了婚事。唐荣壁与我同是三营的兵,是七连派到步校学习与我们同是学员。一天的下午,我正在和刚到连队的六八年新兵聊天时,他神密兮兮、神态不同一般地跑到我连把我拉了出去对我说:“你去看看哪个来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说什么!?”他就一把把我拉到一处辟静的地点小声对我说:“小吴她们来啦!你看咋个办?”“你说的什么!”我正在犯糊涂的时后,只见有两位女同志向我们走了过来,我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个叫吴丽萍的人,我惊讶地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我虽然实在感到特别的意外,但还是把她们带到团招待所安置在了那里。

事后才知道事由的来龙去脉。吴丽萍就是我们串联到北京同住在部队政治学院的兰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那几位女学员中的一位。在北京分手之后,我们继续北上,她们南下。唐假借他哥哥生病要回家看望为由﹙他是贵州盘县人﹚与她们一道窜回了云南,之后吴丽萍分到了重庆,他﹙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这次小吴来部队是为他﹙她﹚们的婚事而来的。我们团几个与她们相识的战友热热闹闹地为他﹙她﹚们办了这件大事,祝愿他﹙她﹚们一生幸福!

现在回忆那段往事还是倍感亲切。小吴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生有一女小名“兰兰”。小吴七四年因心脏病突发病故于开远市。

另外一件事就是带领分配到我连的六八年的新兵。六八年新兵绝大部份来自贵州省黔东南凯里地区的三惠、芩巩、黎平和镇远等县,一共三十余人。那年,云南籍的兵只有四五个。他们千里迢迢远离家乡来到云南边疆,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以及身体上的不适,加之耿马地处亚热带气候更是让他们整天无精打采、哈欠连天似乎连讲话的精神都没有。

为了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我一边热情地以好朋友的身份接近他们,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这样逐步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情况:一是思念家乡和亲人。二是生活不习惯,包括一天三顿饭的干饭;三是身体上的不良反应。针对他们的情况,我首先动员老同志把备用的领章、帽徽借给每个新兵一副,把他们个个装扮得像威武的勇士一般,带领他们到县城照相,动员他们把照片寄给亲人;同时,向他们讲述、介绍我们团的光荣厉史、英雄人物,启发他们的荣誉感。部队一天三顿都是吃干的大米饭,他们在家习惯吃两顿,而且有干有稀有杂粮。为此,连里专门为他们制作喜爱的饭菜,增加了如苞谷稀饭、红薯和面条等。喜爱吃辣椒的有辣椒,爱吃酸的有酸的,一有尽有,使其渐渐瀜于新的生活环境,感悟到和在家里一样温暖亲切。结合他们身体多搞一些娱乐性的体育锻炼。

经过一个来月的集中训练,基本养成了作为一名军人所需的素质,从他们的谈笑风生中,可以看到他们已逐步适应了部队的生活。这批战士中,后来有的走上了团的领导岗位。如今,当我们在一起谈起那段短暂的经历时,还感到十分的亲切、温暖和难忘。

训练后的新兵分到了班排,为部队増添了新鲜血液。

当时社会上两派为打击对方把冲击部队抢夺武器弹药当成了家常便饭。为保护县武装部武器弹药库的安全,上级令我带领一个班到武装部担任警卫任务。为保证警卫任务的顺利完成,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对警卫目标周围的地形状况细细逐段摸排,哪里可以隐蔽,哪里便于接近目标都做了认真细致的工作。总体上保持“内紧外松”的态势。近一个月的警卫工作,我们昼夜坚守岗位、保持高度警惕、风雨无阻,特别是到了晚上,认真细致辨听各种声响,观察不同的动静。直到部队撤回营房的时后,都没有出一点差错,圆满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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