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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张海提前9年出狱牵出案中案 狱权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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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提前9年出狱牵出案中案 狱权寻租

原标题:张海提前9年出狱牵出案中案 狱权寻租

在我国,监狱系统全面掌握着减刑假释的提请权,而监狱作为封闭的司法系统,哪些人该减刑,如何减刑,外界根本无从监督。

如果外逃的健力宝集团原总裁张海被抓获,恐怕他要重回监狱,补回他利用欺骗手段逃避的9年刑期。

一审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张海,先是在看守所中靠假立功减了5年刑期。之后,他又在监狱中先后2次伪造重大立功事实而提前4年多出狱。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期半年的排查中,通过捷径“越狱”的711名罪犯已经被检察机关建议收监。这711名罪犯主要涉及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其中有76名厅局级干部。南方周末记者试图复盘张海“越狱”案以管窥中国监所中权贵与狱官勾连运作的逻辑。

目前,我国有30万监狱警察,他们监管着全国680所监所里170多万名在押犯人。像张海这样的罪犯是如何越过国家在监所里设置的重重防线“越狱”?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厅长袁其国说:“从薄弱环节来看,就减刑、假释而言,主要是计分考核、立功受奖环节,容易出现假计分、假立功等问题;就暂予监外执行而言,主要是疾病诊断鉴定环节,容易出现假鉴定等问题。”

运作“越狱”

这一次,“气功大师”、健力宝集团原总裁张海金蝉脱壳3年后才被外界获悉。事实上,刚被收监,他就有“越狱”的盘算。

2007年2月,张海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佛山市中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二审时,因有立功情节,刑期缩减5年。

张海的立功情节是在看守所里举报了同监仓的狱友犯罪情况。而这条立功的线索,是张海律师徐玉发花3万元钱从看守所里负责“深挖扩线”(即警方通过安排狱侦耳目进行侦查)的罗建能处购买的。为方便张海检举,罗还特意将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张丰调至张海同一监仓。

尝到立功的甜头后,张海一入狱便开始策划下一步减刑。监狱里的第一次减刑,手法和看守所里如出一辙:都是检举别人的余罪。

广东政法系统的一位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6月,被关在韶关武江监狱里的张海,检举揭发了他在看守所时发现的犯罪线索。原来,这条线索也是张海的律师从佛山看守所负责“深挖扩线”的民警陈松柳那里花3万元钱买来的。

和罗建能一样,在民警陈松柳的帮助下,佛山看守所也为张海出具了检举立功的公函。2010年9月,立功得到认定,张海因此减刑2年。

上述知情者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番禺监狱服刑期间,张海的女友和秘书康杰还试图为其办理保外就医。但因为张海比较年轻,身体健康,并且“身份敏感”,监狱系统领导不敢冒险而作罢。不过,寻找减刑机会的尝试却并未停止。

2009年年底,张海刚从佛山监狱转到番禺监狱不到1年,在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处长郭子川的帮助下,张海被调至韶关武江监狱。事实上,张海的两次减刑都是在武江监狱申报的,但减刑材料则分别来自佛山看守所和番禺监狱。

而张海调监的目的就是为下一步减刑做准备。2009年10月,康杰曾专门到番禺监狱向熟悉监狱运作的狱政科科长刘志民请教转监狱的问题。“张海在番禺监狱服刑,立功减刑等事情不好办,想把张海调到武江监狱服刑。”康杰告诉刘志民。

一位监狱系统的退休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监狱内部一般会公开犯人的立功信息。为了掩人耳目,有的罪犯一般会先转到一个陌生的监狱,然后伪造上一个监狱的立功材料申报减刑。

后来,康杰在网上查询到申请专利可以减刑后便着手为张海操作。2009年中秋节,康让代理公司帮助张海申请汽车前后双视镜专利。2010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了张海的专利申请。在等待专利审核的半年里,康杰要把张海调至相对陌生的武江监狱。

2010年8月,专利获批。截至目前,中国专利查询系统里仍可以检索到申请人为张海的“汽车前后双视镜”发明专利。不过,该专利著录项目信息显示,“案件状态:未缴年费终止失效”。也就意味着专利权终止。

两次减刑如此顺利,在于对武江监狱有管辖权的韶关中院分管减刑假释的副庭长丁飞雄早已被张海用30万元买通。2011年1月25日,这项发明专利为张海减了2年1个月28天的刑期,正巧减到了张海出狱的前一天,2011年1月26日,张海刑满释放。

一位接近张海案的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丁飞雄不仅是分管减刑假释的副庭长,还是张海减刑案中的审判长和承办人。该检察官说:“丁飞雄受贿后,一个人操控了张海的减刑案,因此可以两次违规为张海减刑。”

系统失灵

回溯张海“越狱”案,在法院、监狱、看守所等环节中,国家设置的种种监狱监管措施却在张海面前系统失灵。

从一审15年到实际服刑6年,张海需要调动多少人脉资源?最高检公布的信息显示,截至今年2月,该案一共牵涉到24人,其中司法行政、监狱系统11人,看守所系统3人,法院系统1人,律师2人,社会人员7人。

无独有偶,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孙海就在不久前因为受贿、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而被立案调查。这是近年来第四位因为受贿、徇私舞弊而被调查的监狱管理局长。

更多的监狱长因为将狱权变现受贿而获刑。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全国十多份监狱长的判决书显示,监狱长获刑的情节主要体现在狱权寻租变现上,而且受贿时间相对较长,最长的伴随着监狱长的所有任期。从犯人进入监狱开始,调监、劳动工种安排、探亲会见、疾病伤残鉴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每一个环节监狱长都能将其变现。

在监狱中,狱警对罪犯的计分考核、劳动工种安排、疾病伤残鉴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重点执法环节都有着巨大的自由裁量权。

新疆昌吉监狱的一名犯人想回家过年,向监狱政委行贿10万元后得逞。昌吉监狱政委曹洪傲设法将新疆第四监狱罪犯张兴鸣调入昌吉监狱服刑,不仅违规为张兴鸣办理回家过年的手续,还为其办理了保外就医。

为发展监狱经济,四川省第四监狱监狱长冷代发甚至还带女犯人到厦门与港商签合同、谈生意。1994年,当时被称为四川最大女贪污犯的程秋菊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程在四川省第四监狱服刑才38天,就以“治病”为名脱离监区。

犯人成为了一种资源。监狱里的狱警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上海市青浦监狱副监狱长翁黎明以远低于市值的价格购得上海某企业的5套商品房,获利176万余元。

作为交换,翁黎明也为在青浦监狱里服刑的该企业的董事长堵某提供了不少帮助。堵某在监狱里的工作岗位由水泥工转为图书管理员。此外,翁黎明不仅先后违规为堵某办理了离监探亲手续,还为其2次办理了减刑手续,共减刑2年7个月。不过,2008年年底,翁黎明即将升任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时被人举报。

川西监狱监狱长巫邦志收受一百多万元的贿赂,违规为多名犯人办理保外就医、减刑假释等手续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而辽宁大连一名黑社会老大被判死缓入狱后,疏通监狱领导的关系,最终不仅由死缓2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17年。监狱长还违规为其办理了保外就医,使其出狱后继续犯罪造成了他人死亡。

除了监狱长,监狱中的医院院长也是寻租的重灾区。2013年7月29日,湖南省赤山监狱医院院长姜某就因涉嫌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而获刑。法院审理查明,在2007年至2011年,姜某明知在湖南省赤山监狱服刑的罪犯秦建荣、李治我的病情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却违法批准暂予监外执行。

核查难题

目前我国有680所监狱,关押着170多万名罪犯。司法部监狱局局长邵雷说:“我国部分省份监狱收押、管理面临很大压力。”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分别为248187件。在广东,普通刑事审判判处的罪犯和减刑假释的罪犯数量比是2∶1。广东省高院副院长王勇在2013年9月4日出版的《人民法院报》上公布了这一数据。

广东全省一年的减刑假释案件有6万余件,这6万余人,“是全省一年判处的犯罪分子人数的一半”。面对这一庞大比例,王勇坦言:“无论是在工作的重视程度,还是在人力物力的投入上,都远远无法与这个比例对应。”

而去年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16708人。除此之外,最高检还监督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违法情形42873件次。

王勇认为目前法官的业绩考核制度使减刑假释案件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中不断被边缘化。王勇说:“对法官办案业绩的考核往往是办几十件减刑假释案件才折抵一件普通案件。”

中部某地市中级人民法院主管减刑假释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吴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我国,监狱系统全面掌握着减刑假释的提请权,而监狱作为封闭的司法系统,哪些人该减刑,如何减刑,外界根本无从监督。

若监狱系统造假,检察院和法院很难辨别,更无法查证核实,目前的核实程序很多只是流于形式。在江西省某监狱从事了二十多年狱警工作的罗欣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狱警掌握着罪犯提请减刑、假释材料的上报权,“材料都是人做出来的,内容也是符合减刑条件的,检察院去监督也发现不了问题”。

吴立认为法院应该专门设置减刑假释的法庭。他说,“目前减刑假释工作在很多法院成为了‘捎带’的工作,法官的审判任务也很重,顺便就干了,也不会花太多心思。”如此的工作制度,让监狱的减刑假释权主要集中在某个人的手里,这就容易滋生腐败。

王勇建议应建立重大敏感案件的内部报备制度。“对于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罪犯、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重大经济罪犯、社会关注度高的罪犯等,中级法院在对其作出减刑假释裁定前,应当报高级法院备案。”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法官认为,犯人“越狱”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无法查证核实减刑假释的事实上。作为罪犯的犯罪事实有公检法系统相互制约,而减刑则主要控制在监狱方。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绍彦认为,用公权力监督公权力,形同虚设。

“法院调查减刑假释的事实,也只能是找到被减刑假释罪犯的管教或同仓罪犯作证,而这些证人往往会被控制,一起帮助监狱造假,张海案中这一点就很明显。”吴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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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9/5 9: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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