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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识界为何维护天皇制

[摘要]对日本人来说,有一个终极的困惑无法绕过:何谓天皇?

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始终有一个终极的困惑无法绕过:何谓天皇?

天皇是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那位老人?绅士风度,中等身材,看上去和善诚实;与上品且贞淑的皇后,始终保持着仪礼的距离。

天皇是现代日本社会的肖像?今年5月19日,NHK文化研究所公布的对天皇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天皇抱有“尊敬”情感的日本民众达百分之三十四,创下历史新高,首次超过“没有特别感觉”的情感。

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社会尊皇意识的回归?

天皇崇拜得以继续的背景

去年12月23日是现任天皇明仁诞辰八十周年。《朝日新闻》在当天的报纸上发表平成天皇“伞寿”记者见面会的概要。指出天皇不忘“先前的战争”,对众多充满理想却死去的年轻人深表痛心。但难以厘清的是,他的父亲昭和天皇战时是大日本帝国的大元帅,战败后竟又以象征天皇的面貌出现。这些政治领域里的问题,使得明仁天皇站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

在日本历史上,天皇仅战败过两次。一次是镰仓时代的承久之乱,一次是二战。承久之乱的结果是后鸟羽上皇、土御门上皇、顺德上皇等三人以流放的形式,承担战乱责任。而昭和天皇遭遇了比承久之乱更大的战败。太平洋战争中,亚洲死亡人数约两千万,日本人死亡人数约三百万。日本国土也首次被外国人占领。可美国的日本统治政策使昭和天皇享有奇迹般的幸运,战后无伤地继续在位。昭和是唯一输掉战争也不用承担责任的天皇。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天皇崇拜何以能继续?

日本皇室祖先的故事和开天辟地神话相连接,这在其他民族没有先例。至少在东洋,这是分离断绝的两个系统。在日语古语中,我们注意到“公”这个概念。这个词原本是大家的意思,现在则意味着皇室。与此对应,一般臣民为小家。这表明皇室是全体日本人的本家和宗家。公共性这个概念在日本就是指代与皇室的关系。

在西方世界,如罗马皇帝也被视为神圣者,这是个事实。但问题在于这是作为个人的神化,与日本那种跟原始信仰相连的民族神话完全是两回事。近世欧洲的王权神授说,是以基督之神为前提,君主的权力来自神意。中世印度的王权也可作这样的神授解释。而在日本最古老的宗教里,我们发现民族的诞生这个全体性,必须在皇祖神以及传统的神圣权威里得到体现。也就是说皇祖神把握着全体的诞生。日本七世纪以来的国粹史家统括神代史的意图,其实也在这里。

这样看来,作为血缘或政治诸团体的统一民族,在体现全体意志的时候,必须通过精通祭事的皇祖神或天皇。所以,面对万事以祭事为重的社会,是归依还是背反这个社会的全体性,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对皇祖神或天皇权威服从还是不服从的问题。

一个最明白不过的例子是: 1988年12月7日,长崎市的本岛等市长在例行的市议会上,面对共产党议员的质问答道:“只要看看国外和日本的历史家记述,再加上我过去在军队中从事过的教育工作,我认为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这个发言被刊登在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市长谴责病中的昭和天皇,引起了赞否两论的争论。就在这个发言过后一年多,即1990年1月18日,本岛遇刺。右翼团体的一名男子从后面向他开枪,所幸他奇迹般地大难不死。这个开枪射杀事件想要表明的是在日本,针对天皇的负面发言会有生命危险。

这就令人想起去年日本参议院议员山本太郎利用游园会的机会,向天皇递交了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信。关于这封信的内容,山本自称:“作为个人,我只想将那些健康受损以及遭受核辐射的劳动者被抛弃的实情转告给(天皇)陛下。”但该举动还是引发了日本社会一片批评。舆论说他 “大不敬”并逼他辞去议员职务。“大不敬”实际上就是战前“不敬罪”的现代语境。据说山本议员后来收到了很多恐吓信,甚至有人在信封内装了刀具。在此情势下,宫内厅也罕见地表示,天皇陛下得知山本遭到死亡威胁后,感到十分担忧。天皇以这种形式发出讯息实属罕见。当然从日本宪法学的角度看,现在的日本天皇并不具备参与国政的权力和职能,山本向天皇递交书信这件事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性意义。但从事件引发的震荡以及国民心态来看,日本天皇仍然神圣不可侵犯。从这点来看,与战前没有任何区别。再联想到去年4月在冲绳举办的“主权恢复日”庆典上,安倍政府破天荒地邀请天皇与皇后出席。庆典结束时安倍等人还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其意义何在呢?如果仅仅是“统合国民的象征”,有必要三呼万岁吗?看来还是与神圣不可侵犯有关,与尊皇有关。

“皇太子退位论”能化解皇室危机吗?

在警惕尊皇思想回潮的同时,有一种更为精致地修复天皇与天皇制裂痕的思路,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今年1月份,已经八十四岁的日本老资格的宗教学者山折哲雄出版了《天皇和日本人》一书。书中最大亮点是山折对皇室的建言:皇太子殿下,请您退位。他在书中写道:英国的爱德华八世,即后来的温莎公爵因婚放弃了王位和国籍,移居法国。他是唯一一个自愿退位的英国君主。在山折看来,雅子妃如果不介入国事(公)的话,就应该向秋篠宫让出皇位继承权,像温莎公爵一样,请退位。

这里,山折的视角在于,日本的天皇制至少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理:一个是战后民主主义和天皇制的关系;一个是在皇室中象征家族的性格与现代家族性格的问题。这两个原理都充满了矛盾。问题是第一个原理竟然在对立与矛盾中走向融合,基本无事地走过了七十年。它之所以能得以调和,现任天皇与皇后的亲民形象,以及皇室向国民敞开封闭的姿态,应该说起到了很大作用。而第二个原理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个原理在本质上是一个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作为现代家族中的个人,其自由与平等的权利怎样与天皇家的象征家族融合?现任天皇与皇后作为象征天皇制中的象征家族,尽管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样板,但个体体征所显露出的差异性仍是问题。如雅子妃患有严重的适应障碍症,为此德仁皇太子夫妇基本不参加各种公务活动与宫中祭祀。多年来虽然国民对雅子妃表现出了宽容与理解的一面,但如果因此而长期不履行象征家族的义务,好不容易走向调和之路的民主主义与天皇制的关系或许会生出破绽,从而危及天皇制的存活。

对象征家族来说,保有最小限度的仪礼、最小限度的祭祀是必须的。如新年面对前来参拜的国民,有风度地招手这个仪式,无论如何是不能省略的。但从有权保有隐私的现代家族的一面来看,尽可能地抑制过多信息的发布,尽可能地抑制过度的表现等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明治以后,天皇的身边总是不乏“幕僚”的存在。如年轻的明治天皇身边有西乡隆盛的存在,少年的昭和天皇身边有乃木希典的存在,现任天皇的身边有小泉信三的存在。可是现在的皇太子夫妇,其身边没有这样的“幕僚”存在,他们显得孤独无助。现任天皇夫妇虽然年事已高,但忙于公务,构成了所谓的“平成流”。而皇太子则是单独开展公务,雅子妃以疗养为第一要务。所谓的“一个人公务”还将继续。为此日本学者保阪正康在去年5月号的《文艺春秋》撰文,题目就是《皇太子一个人公务的研究》。而最为引人深思的是去年4月,有女性周刊报道说,从东京车站外出滑雪的皇太子一家,被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性撞上。这位男子高调骂道:“税金小偷”,“从皇室滚出去。”当然这是极端的个人行为。但如果有一天皇太子夫妇真正成了天皇与皇后的话,这种过激反应恐怕更会趋于表面化。这对夫妇将会陷入更为孤立的状态。从现在日本社会来看,皇太子夫妇的心绪没有被国民感受到,这是最大的问题。山折对此抱有强烈的危机感。照山折的说法,皇太子应该探索第二人生,发布退位宣言,走向自己的文化艺术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隐居起来。回归京都是皇太子夫妇不坏的选择。东京这座大都市是典型的一极化,是一神教的日本样板。皇居的周围什么也没有,能窥视到的只是中心的一极化。从这点来看,京都御所周围倒有各种神佛的祭祀,构筑了多神教的西日本版图。所以山折最后说,皇太子,请您回归京都吧。

从表面看,山折好像是在抨击天皇制,并有看轻皇室之嫌。可他的言论一出,也遭到来自各方的非难。其实这些都没有捕捉到山折言论的真实目的,都为他的表面言论所迷惑。山折是个不折不扣的尊皇论者,是个不折不扣的天皇制的拥护者。他只是用他的哲学与宗教的眼光,看到了日本皇室所面临的危机,看到了天皇制被现代日本人忘记的事实。他提出的“皇太子退位论”,是想用“牺牲”皇太子来换取皇室摆脱面临的危机,从而修复天皇制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并使两者的关系更为滑润,更为渗透,使天皇制万古长存。

针对山折治标不治本的退位论,政治评论家山本峰章针锋相对地在《新潮》杂志上撰文指出,山折的皇太子退位论是愚蠢的。他犯了一个将国体与政体相混淆的基本错误。日本的天皇是国体的权威,欧洲和中国的皇帝是政体的权力。在日本天皇是国体的象征,国体等于权威和政体,等于权力,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垂直的关系。天皇将权力委托给征夷大将军,开启幕府,但在幕府(国家)的前面有国体。这就是日本的构造,国体等于天皇。从这一意义上说,皇太子何以能退位呢?其实,愚蠢的不是山折而是山本,混淆错误的也不是山折而是山本。因为皇太子退位,既不涉及国体也不涉及政体,而仅仅是为了化解皇室所面临的危机而已。这个危机不化解,天皇制的永续性就显得不可能。天皇制不存在,又何从谈起国体等于权威呢?

给天照大神的子孙们镶上佛照的努力

天皇等于神道,天皇家等于神道家。这是日本历史的常识,更是日本天皇家的常识。但日本的神秘思想研究家藤卷一保在《天皇的佛教信仰》一书中颠覆了这一常识。他的研究表明:到江户时代为止,天皇家包含即位礼在内的主要宫中行事都是以佛教为轴心展开的。历代天皇在本质上都是佛教徒。成为天皇的条件,明治以后的宪法规定为“万世一系”以及“皇男子孙”。也就是说血的继承的男系子孙是成为天皇不可缺的条件。但是在中世,作为天皇的第一条件不是“血”而是“前世积的功德”。而“积德”的概念显然是佛教的概念。曾经落饰之后成为佛教徒(法皇),将自己变身为阿闍梨,修行冥想和护摩法,这样的天皇并不少见。所以,作者得出结论:从奈良以前到幕末为止,历代天皇都热心佛教。为此作者在这本书的副标题上干脆写着“镶上佛教的天照大神的子孙们”。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天皇的佛教信仰,并将天皇打造成积善的形象,事实上是想做观念上的置换。因为天皇在观念上既是祭祀的对象,也是被祭祀的对象。而天皇祭祀的最终结局就是为了被祭祀。而天皇一旦成了被祭祀的对象,天皇就在祭祀者的观念中,悄悄地被置换成佛主。前来祭祀的祭祀者就在虚幻与实在之间,将天照大神的子孙们关照成公德无限的佛主。在念唱阿弥陀佛的同时,眼前的天皇形象重叠成了佛主的形象。可以说,这是作者的用心所在:将佛教信仰与天皇崇拜搭在同一块电路板上,天皇就在你和我的心中。可以说这是比神道更为有力,更为渗透的一种学术思路。因为缠绵人心的是佛教,与生活密切相连的也是佛教。如果说天皇与神道的关系很难颠覆日常化的话,那么天皇与佛教的关系就能轻而易举地颠覆日常化。

实际上,与天皇的佛教信仰论相呼应的是,今年1月14日,皇室宫内厅的风冈典之长官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表了天皇与皇后去世后想选择火葬,陵墓的规模也将随之缩小的谈话。这在日本社会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天皇的葬礼方法从江户初期以来大约三百五十年间都是土葬,但现在的天皇意向则是火葬。宫内厅将用一年半的时间讨论这件事。天皇与皇后的陵墓将建造在大正天皇陵西侧的武藏陵墓地(东京都八王子市),面积是昭和天皇与香淳皇后陵合计面积(四千三百平方米)的百分之八十,为三千五百平方米。从日本天皇家来看,持统天皇(645年-702年)之后的八十八位天皇中,判明是火葬的为四十四人(宫内厅发表为四十六人)。当然并不一定佛式就是火葬,非佛式就是土葬。佛式中也有土葬的内容。特别是镰仓时代以后,泉涌寺专门办理天皇的葬仪,也有土葬的做法。这要做具体的分析。但还健在的天皇为自己安排身后事,这在日本天皇史上是没有过的。明仁天皇这样做,除了迎合国民心情之外,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彰显天皇的佛性(宗教)力量。这正如日本学者井上亮在新著《天皇与葬仪》中的观点,天皇葬仪之所以导入火葬,其机缘当然是佛教。但佛教以外的污秽观念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火葬可以不接近尸体从而避免了污秽。

作家试图精湛修复天皇制的诗化努力

还有一种精湛地修复天皇制的作法也值得一提。日本著名作家、诗人中西礼今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天皇与日本国宪法——为了反战和抵抗的文化论》。他在书中表明的一个思想是:由昭和天皇签发的日本战后宪法,以尊重个体生命、反对战争为主调,是世界上值得夸耀的艺术作品。该书出版后不久,日本社民党党员、众议院议员照屋宽德在《每日新闻》上发表书评说,安倍政权现在要修改战后宪法,容忍集体自卫权,就是想要将昭和天皇依据的日本国民总意为基础的东西遗弃殆尽。日本战后宪法留有昭和天皇签发的大名和大印,安倍这样做就属于暴走的一类。

这里,批判安倍是为了保护战后和平宪法。这在观念上当然是通的,而且也是时髦的。问题是这里强调的是战后和平宪法的签发者是昭和天皇。一个有战争责任的天皇,竟然签发和平宪法,这在逻辑上当然是有语病的,但作者为了“反战”和“抵抗”的需要,动脑筋来修复这个语病。于是出现了“由昭和天皇签发的日本战后宪法,是世界上值得夸耀的艺术作品”的说法。这里的巧妙在于如果这个“艺术作品”是不朽的,那么昭和天皇也是不朽的。昭和天皇能不朽,那日本的天皇制自然也是不朽的。而反战总是世界性的进步主题,这个主题不会随任何势力和力量的颠覆而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不朽的。将反战与天皇制搭载在一起,中西礼不愧是一位诗人,他的构思显然是诗化的,其对天皇制的修复不能不说也是精湛的,甚至是有新意的。

5月21日上午十一时许,一名日本男子跳入皇宫前的护城河企图自杀,结果被附近警戒中的警察发现救起。这位男子事后称,自己想好了要死在皇宫前。为何要死在皇宫前?这就回到了文章的开头所言的日本尊皇意识的回归问题。

1988年年底,当昭和天皇处在弥留之际,前来祈祷的日本高中生嬉笑地说天皇也卡哇伊。卡哇伊与尊皇有联接点吗?难以言说。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说天皇也卡哇伊的高中生步入了中年。日本社会也一步步地搭乘上了保守的轨道。与此相应,尊皇的空气又开始浓厚。从高中生到中年人,从卡哇伊到尊皇,日本人还是无奈地走上了这条无尽头之路。想必跳护城河自杀的那位男子,可能在高中时代也有过天皇卡哇伊的烂漫心情。

日本的皇宫原本是一个禁地。但为了纪念天皇的生日,今年4月4日起首次向国民开放四天。这天上午,数万人排队走进这一个被称为“乾大道”的皇宫禁地,观赏七百五十米长的樱花林。这就令人想起京都大学教授浅田彰多少年前说过的一句话:连日新闻报道皇宫前的景象,顿感自己好像生在一个“土人”的国家。何谓“土人”?就是未开化之人。如果说挤在皇宫前看樱花的日本人是“土人”,那么,为天皇制作精湛修复的日本学者是不是“土人”?我看也是“土人”,而且是更为高级的“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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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18 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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