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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东巨变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影响

论中东巨变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影响

The Impact of Middle East Wars on U.S. Global role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美国是非经典的帝国,缺乏昔日殖民帝国压倒性的优势武力,不能无偿掠取财富,被迫以自身资源支撑霸权。财富短缺铸定了美国作为帝国昙花一现。宪政体系放纵民众,60年美国战略规划追求排他性权力,加剧了债务泥足深陷。美国衰落始于财富丧失,这使美国在相当长时期依然拥有剩余军事力量。美国继续居于炉火之上,虚耗战略收缩的宝贵时间。中东战争一再清晰地展现了这一逻辑。

[关键词] 债务帝国;经济力量;权力转移;大国兴衰;中东战争

[Abstract] Unlike the erstwhile colonial empires, the United States is atypical, short of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It cannot get wealth freely and has to support its hegemony with its own resources. Debt Empire is the natural logic. Wealth shortage delimit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st 60 years,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mismanaged strategic planning exacerbated the debt trap. The f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starts with loss of wealth, and for a period, it retains considerable military might. It can continue its chaos without proper strategic contraction. The Middle East Wars are cases in point.

[Key words] Debt Empire; Economic Power; Power Transfer;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Powers; Middle East Wars

本文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陆权的复归——中国大战略纵横”的阶段性成果。

经典的帝国统治,以军事征服与领土兼并为手段,以财富掠夺为根本目标。美国是非经典的帝国,以经济权力与商业扩张建立霸业,缺乏有效的军事力量,不能无偿获取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财富,被迫消耗自身经济资源确保霸权秩序。创造财富的潜力是美国权力的源泉,取得政治霸权意味着美国战略优先目标偏转,——美国为延续政治霸权而逐渐窒息了自身的经济活力。

沦为债务帝国是美国的天定命运。战后核均势诞生,以核均势为后盾的大国争夺限定了军事力量的有效作为,美国财富潜力由此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以跨越半个世纪之久的巨大战略对耗赢得了冷战胜利。核均势的存在也决定了美国不能凭借数度领先的军事优势摆脱以债务续命的窘境。宪政体系孕生的普遍福利体系,加剧了债务陷阱,注定了美国将成为历史上最为短促的帝国。

一、美国霸权的结构性陷阱

在川流不息的帝国霸权的历史中,美国是命运眷顾的宠儿。如同立国以来在本土大陆近乎传奇般的领土开拓,美国海外扩张以同样轻易、近乎传奇的方式展开。战后美国在半个世界取得政治支配地位,冷战后这一角色扩张至全球。投机崛起与快速扩张也铸定了美国作为帝国的先天军事软肋。60年美国为争夺世界政治霸权与变换不定的大国冲突,同时在经济上与敌手和盟国陷入纠结的暗战,美国很快耗尽自身财富并被迫透支未来。

1.美国体系是松散的经济聚合体

美国以侧翼大国觊觎霸业,在欧亚列强的混战中投机崛起,军事软弱使美国不能在海外建立起直接有效的殖民统治。美国在二战中颠覆了欧洲均势,毁灭了德国,确立了对西欧列强的完全控制,将昔日的霸主英国置于从属地位,并在东方毁灭了日本帝国,使其成为附庸。这一空前功业并不是完全依赖军事征服完成的。美国没有经历经典帝国崛起的持久大国混战,也绕过了昔日殖民帝国崛起的坚韧蚕食,且与势力方张的欧亚大国中俄崛起相伴。战略核武器问世与美国崛起同步,大国力量结构与竞争规则由此出现了根本性变迁,更具有和平竞争的趋势。踏上欧亚舞台60年,美国缺乏军事力量控制或占领那些直接或潜在的竞争者,也不能与之展开完全的军事较量。这一特征决定了分享权力、延缓衰落是美国霸权的基本行动原则。

美国在欧亚列强整体衰落的背景下,凭借经济权力接续殖民霸权的历史血脉。1945年,西至大不列颠,东迄日本,欧亚列强的工业基础摧毁殆尽。美国是唯一拥有强大而高效工业体系的国家,可以更廉价地生产工业品,此乃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霸权性力量的基础。美国重构以自身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秩序。美国体系仅是由分裂的民族和商业联系组成的混合体。美国依赖制度安排与联盟体系,将主要工业国纳入麾下,并诱使盟国遵循自身秩序及相应的政治规则[1],以间接支配取代殖民帝国的直接军事占领,将暴力控制转化为自觉协作,在泛西方内部建立起松散的帝国。盟国在美国体系中获得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并让渡部分主权。美国权力基于协作,以其他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自主为前提,其帝国能力取决于它同化而非击败或孤立对手的能力。

美国权力根基先天脆弱。昔日英国以优势海军与全球贸易开创霸业,以殖民控制与自由贸易维系帝国,其军事力量同时维持一种有效的帝国秩序与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从而可以无偿地从殖民地与附属国源源不绝地获取财富,并以自由贸易的方式掠取额外剩余价值。这一帝国模式使英国世界霸权寄生于殖民资源,确保帝国延续所需的长远财富基础且有效地扼杀了潜在竞争者的财富潜力,并在体系经济分工中将其限定在附属地位,英国由此以弹丸岛国享绵长福祚,在世界权力巅峰上盘踞近两个世纪。帝国力量的源泉不在于征服与领土扩张,而隐含在经济掠夺与财富攫取中。转嫁霸权重负,获取无偿财富转移,一直是帝国生存的命脉。美国体系建立在相对平等的主权国家的自由贸易上,不能在自由贸易之上附加帝国秩序,遂先天被斩断了帝国的生命线,被迫以自身资源维持霸权延续。

美国以经济权力支撑政治霸权,其既得利益包含了它必须承担的帝国义务。美国不享有任何政治特权(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不享有帝国权势蕴含的贡赋,却必须承担帝国霸权重负,维持一个列强以经济手段参与其中的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并以自身军事资源无偿提供这一秩序的安全保障。美国以经济行为体参与竞争,政治与军事强势给予其相对的经济竞争优势,可以通过隐蔽的经济手段挤压列强财富,但不能改变经济竞争的本质。美国的霸权角色,至少从经济角度而言,具有高度的消耗性与毁灭性。在美国霸权存在的60年中,这一先天不足经常地以美国经济遭受的不断侵蚀与斫伐显现出来,美国角色经受经济力量转移催生的累进权力变迁的侵蚀,在维持政治霸权与经济竞争力之间陷入两难困境。当耗尽立国以来累积的经济资源与两次大战投机获取的战争红利时,以债务苟延残喘即是美国的天定命运。

2.军事不足与战略盲动

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核心是财富,这一经典模式在美国体系中更具有直接而明确的性质。美国霸权的基点是战略性经济权力,显现在美元控制上,存在于美国的工业、贸易以及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的秩序安排之中。创造财富的潜力处于美国权力的核心,它支撑美国大市场、提供体系的凝聚力与美国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源泉。美国相对于其对手和盟国的生产能力——泱泱大国的经济规模、财富、技术与创新能力等指标最终决定它在体系中的实力范围。权力政治存在于任何历史中,这一次权力政治以财富直接界定权力。经济斗争成为权力政治的基本内容与原始动机,它决定和引导政治权力与军事力量的再分配。而军事优势的潜在战略意义萎缩,钝化为几乎纯粹的外交工具(至少在大国关系中如此),沦落为支撑经济架构与世界性货币的手段。

60年美国一意孤行,执迷于垄断性政治霸权,偏重军事暴力,负债支撑并听任自身的工业基础逐渐侵蚀并最终趋于瓦解。美国冷战规划延续了海权国家的均势传统,视苏联为天敌。而为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美国全球战略在经济上对其他大国或区域集团不设防,为自身经济埋下了祸根,不断地戕害自身长久的财富基础,美国经济地位遭受持续霸权重负的削弱与竞争者的蚕食。美国在冷战中蜕变为军事国家,追逐排他性权力,设定外部威胁,一再陷入泥沼式战略消耗。冷战后美国继续沿这一惯性滑行,企图独揽世界权力。在持续60年的绵长大国争夺中,政治抱负成为灭顶的战略重负,磨灭了恰恰是支撑美国的力量。昔日殖民列强为争夺世界市场屡开战端,战后60年美国一再为潜在竞争者洞开了市场,日本、西欧与中印诸国纷纷轻易崛起,而美国不过为人作嫁、苟延续命而已。

3、民主帝国的福利陷阱

宪政体系伴生着内生性的无序与混乱,缺乏统一完整的权力架构确保国家政治的战略稳定,群策群力的施政方式与民众推动的体系运转,排除了一体化的中央威权发挥战略统筹的空间。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建立在选民一己之私上,民众浮躁分裂,偏爱立竿见影的政策,政治迫于选举压力,被应急式或急功近利的措施所左右,不能致力于长远的根本性目标。宪政体系自行运转,止步于政治功利与短期目标,领袖素质,治国能力与政权变更对国家影响几乎无足轻重,难以贯彻理性的内外政策。加之美国政府没有支配武装力量与经济资源的绝对权威,且永远面临民意与政权轮替的掣肘,不能将举国潜力彻底动员并转化为有效的国家力量。立国200余年,以总统为核心的联邦体系一再自动强化,但不能改变代议制民主根深蒂固的权力分裂与掣肘。

迁就放纵民众是美国深陷债务泥潭并最终趋于经济瓦解的根源之一。宪政体系与民粹意识形态迁就偏听民意,铸就了美国这一空前绝后之大善政乌托邦。美国战后即建立起福利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并以修正案的形式写入宪法。[2]美国政治随民意漂流,以迎合选民赢得政权为目标,具有浓厚的投机性质。[3]政府频繁轮替,政党恶性倾轧,竞相提供普惠性福利,透支国家未来,且纵容民众在享乐挥霍中颓废涣散。在经济不能创造财富,又无法增税时,只能举债维持福利刚性。民粹政治不能为国家抱负凝聚和引导民众,僵化封闭的宪政体系缺乏政治力量拨乱反正,以阻止寅吃卯粮、举债挥霍的风气在民众中生根。过度福利体系积重难返,债务泥足深陷威胁国家本身,是宪政体系先天不足滋生的政治功能失调之一。

美国体系的和平没落

美国以侧翼大国取得世界政治支配权,风光登场,并非实力所至,而是欧亚列强主体外交的失误所然。60年来美国仍然是一个封闭隔绝的孤岛,缺乏自省且对世界其余地区严重缺乏概念。美国在殖民帝国崩溃这一背景下开始世界霸权,以大国协作为基础建立全球秩序并运用权力,但美国始终执迷于垄断性政治权力。美国衰落始于冷战,而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竞争中丧失了统治力量。与不断扩张的霸权相左,旭日阴影下是美国经济的持续衰亡。

1、惨烈的冷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冷战是典型的两败俱伤的战略消耗战,成为吞噬美国国力的无尽泥沼。偏执鲁莽的冷战规划,为美国树立了战略敌手。遏制政策将目标限定在零和博弈上,坚持用更大的消耗压倒对手,以获得和占有垄断性权力,美苏不可避免地陷入持久对耗。美国冷战军事战略的核心,以金钱与技术的巨量投入为手段,让财富的持续消耗发挥威力,以国家生存或毁灭为赌,打造了空前的军事体系,集中优势国力实施持续的遏制推回战略,与国力方张的苏联竟胜,战略上一举陷入了长期远征屯兵坚城之下的困局。美国经济在内供给奢华的福利制度,在外支撑全面战略对抗,以长期巨大的消耗维系内外。在以核武力为后盾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僵持之下,美国不能借助战争手段戏剧性脱困,只能日复一日地与苏联对耗下去。美帝国在本质上是商业性质的,当美国倾国之力维持或拓展一个炫目的政治霸权时,即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根基。

美国追求绝对权力,陷入冷战泥沼,被迫迁就盟友,付出自身经济自给力。在核武力奠定的冷战均势之下,美国不存在直接的军事威胁(整个冷战时代美苏从未直接军事冲突),而是应对这一威胁的经济根基持续侵蚀。美国武装到牙齿,逆水行舟,依仗深厚的经济力量与财富潜力,好勇斗狠,集中力量东征西讨,最终滑向国力透支、经济衰落的险途。同样为应对这一冷战竞争,美国向西欧与日本让渡了过分的经济资源,恢复了欧洲繁荣,一再孵化了东亚奇迹。而盟国去军事化,聚焦于工业政策,每一次战争都使其工业力量剧烈膨胀,竞争力持续增强。仅仅20余年,遏制政策的政治短视与空前的战略消耗即以灾难性的经济衰落显现出来。经过战后初期旷日持久的冷战对抗,特别是朝战与越战,美国丧失了绝对经济优势地位,元气大伤,被迫实施战略收缩。

黄金与美元脱钩是美国财富基础动摇的起点,美国从此只能从债务中吸取能量并踉跄向前。债务为美国一再提供缓冲。美国原本无法在亚洲打两场战争,无法维持在西欧的强大地位,也不可能保持庞大的防务设施。[4]失去了黄金约束,美元无限透支,财富源源流向美国。美元作为政治控制工具,成为资源强制再分配和财富转移的武器[5]。由于美国作为帝国的先天软弱,这一财富转移不能以无偿的方式实现,只能以不断累积的帝国债务为代价,将美国带入债务泥潭的趋势和陷阱开始形成。美国经济丧失了财富活力,具有了明显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美国金融体系的传统角色褪色,沦为帝国掩饰危机、蒙混续命的金融工具。轻易获取财富也扼杀了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精神破产,磨灭了美国经济在物竞天择的大国竞争中重振的任何可能。美国本土制造逐步枯萎。

冷战中美苏陷入殊死零和对抗,而欧亚列强坐收渔人之利,西欧、日本与中国在冷战的夹缝中先后借助于美国市场得以复兴。开国以来,美国凭借两洋天险,作壁上观欧亚列强纷争,以和平建设蓄积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投机崛起,轻取世界霸权。而在冷战中,这一角色逆转。美国深入大国争夺的核心,遭受苏联持续的全球攻势的重压与盟国不断的经济侵削,国力精华,付之一炬,逐渐蜕变为寄生性的债务帝国,而在两次大战中元气大伤的欧亚诸国得以修养生息并乘其弊而起,恢复生机。出于无谓的地缘政治目的与争霸需要,美国重建了盟国经济,消耗了自身经济权力,扶植了潜在竞争对手。[6]美国倾其国力挫败了苏联,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连贯一致的持久行动,以阻止西方内部或中间地带经济中心的崛起。

2.反恐战争与金融崩溃

冷战是世界权力再次转换的枢纽,在冷战中,向美国倾斜的力量转移重新回归欧亚列强。美国经济逐渐虚弱构成冷战权力消长最深刻而隐蔽的背景,力量转换一直在背景中悄然进行,经济权力与财富易手是这一力量转换的方式。冷战葬送了美国立国百年蓄积的财富,其胜利不是建立在军事征服上,而是建立在消耗其父辈累积的经济资源上,除了无敌威名与普世梦幻之外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益处。美国成功地拖垮了苏联,遏制了日本的经济挑战,但美国债台高筑,由于这一任性赌气式的冷战对抗耗尽了国力,削弱了对其生存利害攸关的财富基础,丧失了从长远上更具战略价值的经济控制力。在冷战侥幸获胜,东方集团崩溃与中印俄等国加入的背景下,美国体系成为空前绝后的巨无霸。但由于财富短缺与武力不足,美国霸权也日益悬空。

美国并未因冷战胜利而休养生息,核均势依稀存在,美国不能突破大国制衡并享有绝对战略自由,军事软肋并未实质改变。沉溺在虚拟胜利中的美国,其战略考量依然在狭隘的政治和军事考量中打滚,而忽视了决定大国生死的长期经济趋势。冷战胜利使美国的战略边疆囊括全球,也使美国背负了全球霸权重负,经济下陷与军事膨胀的裂痕更为明显。美国在军事上过于特立独出与由此而来的穷兵黩武,被迫处于一种孤立之境。不存在单一威胁构成的安全挑战,无法确立有效明确的安全规则,加剧了霸权迷失。美国频繁制造出敌手与战争,陷入恶性循环的死结,美军疲于奔命,被迫应对层出不穷的敌手与敌对行动。反恐战争是这一逻辑的巅峰。冷战胜利与信息技术革命缓解了美国经济衰落,反恐战争与战略扩张过度重新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最终使其土崩瓦解,而美国自愿重蹈苏联覆辙。

美国体系实施开放自由的原则,以债务苟安,其霸权角色遭受持续的和平侵蚀。冷战后东方集团崩溃与中印等巨型经济体加入美元体系,为后冷战20年美国的债务扩张再度融资,同时也使债务帝国的负债能力空前绷紧。20年美国广树强敌,四处征讨全线作战,负债解燃眉之急,依赖债务堆积或美元注水跳出陷阱,炫目的军事行动背后是旷日持久的经济消耗与债务善后[7]。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经济虚拟化倾向,海外扩张与本土高福利体系带来的是工业外移,政府税基消逝与庞大的预算和贸易赤字。每一次危机都以渐进的方式推动美元走向崩溃。超强军力纵横全球,不能掩盖财富日趋枯竭与不断增长的债务尴尬。战后60年美国经济规模呈相对缩小趋势,是美国衰落难以逆转的根本原因。美国体系的危机在于,不能维系经济控制力,则军事优势与外交胜利都将毫无意义。

美元是美国体系的命脉所在,为体系提供基本信用并担负体系金融中枢的功能,美国由此建立了庞大的隐形帝国,操纵着远为庞大的财富。美国的世界霸权、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与同盟体系都取决于美元。美元作为民族国家货币,影响操纵体系经济却无须对此负责,成为轻松聚敛财富的手段,为债务帝国大开方便之门并种下祸胎。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体系被生产过剩的痼疾一再困扰,美国由此寄生于债务,以无任何担保的纸币换取全球财富,以此简单袖里乾坤的诈术将全球资源收入囊中,把卷入这一体系的各国变成金融殖民地。债务累积以日益扭曲的金融体系为代价,为美国提供续命的财富,美元本位制演变为债务本位制。支撑美元滥发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虚无缥缈的实力和信心。美元衰落起因于债务堆积与美国转嫁危机的现实动因,隐含着金融危机的所有祸端。

金融危机是债务崩溃,是战略扩张过度与财富耗竭的结果,凸显了寄生经济的结构性瓶颈,源于债务扭曲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强制。债务一再为美国霸权续命,债务帝国早已千疮百孔。金融危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延续,是连续债务危机的中间节点,预示了债务帝国坍塌的必由之路。金融危机也是道德危机。债务经济摧毁了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理性,道德缺失深嵌于美国体系的内在逻辑之中。美国为一己之私酿成全球灾难,其经济模式的合法性遭受重创。对美国实力的信心以及对美国制度的盲从是美元信用的最后支撑,金融危机是债务帝国的精神破产,动摇了美国的道德威权,也就动摇了美元的最后长城,煌煌国势迅速沦落且一发不可收拾。金融危机促成列强力量对比的急剧消涨,如同昔日大国在战场上决胜,在美元体系中,它取代传统的大国战争成为大国权力转移的方式。

一再重演的灾难性中东战争

美国军事先天软弱,财富捉襟现肘,60年画地为牢,受制于宪政体系与不可逾越的核铁幕。宪政体系肢解了国家威权,遏制了自身力量的有效整合,构成自我囚笼;核均势限定了军事力量的有效作为,美国武装到牙齿而不能放手一搏,以战争手段打倒竞争对手,实现休养生息,只能在无关利害的冲突中自我消耗,最终被债务吞噬,从而完成从军事破产至体系崩溃的完整周期。一再重演的中东战争戏剧性地消耗了美国残存的经济资源,成为这一衰亡的经典范式。

1、美国战争综合征

美国衰落始于经济领域,这使美国在丧失财富后相当长时期,仍保有军事强力。美国被剩余军事力量所左右,深陷对外军事干预。核均势下大国兴衰首先显现在经济领域,新兴大国以经济缓进累积力量达成战略突进,这一特征决定了相当长时期,它们既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也不必在战略上冒进与美国霸权对抗,这一权力转移模式助长了美国军事力量的随意性。没有并驾齐驱的军事对手构成制约,不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美国陷入霸权诱惑与战争泥潭的历史宿命。军事力量客观上需要敌人以确保自身存在,也需要敌人以释放自身力量。美国在军事本能的驱使下盲动,随意出击,追求飘忽目标,制造出层出不穷的敌人与连绵的动荡冲突之源,一再重蹈覆辙而不醒悟。华盛顿以频繁对外用兵显示霸权存在,以美元信用为代价转嫁危机,而忽视财富易手背后隐含的权力转移。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美国战略盲动一脉相承。连绵的中东战争成为美国霸权的跗骨之蛆,将美国的军事尴尬彻底凸显出来。中东缺乏大国中流砥柱,为后冷战美国释放剩余军事力量提供了天然场所。军事强权滋生出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与乌托邦式的民主改造计划,美国手中有一把锤子,中东到处都是钉子。美国沿单极惯性前冲,滥用力量,对无关痛痒的敌手实施打击,且一再重复灾难性干预模式:无法为干涉行动找到法理依据,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与稳定连贯的政策,缺乏善后举措,未顾及政权更迭带来的国家崩溃与权力真空,以及由此酿成的灾难性内战与内外势力争夺权力的混战。布什首开中东战争先河,以变革起家的奥巴马继承了所有战略困境,而悄然滑向更深的战略失落。经济衰落撼动了美国霸权根基,但没有即刻动摇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剩余军事力量消耗殆尽之前,美国将继续沿这一惯性前冲,无力摆脱对外战争的自我摧残。

利比亚与叙利亚内战是反恐战争画蛇添足,奥巴马在伊阿断尾求生之际,在经济与军事双重衰落,内外交困的处境中,继续以廉价战争推动政权更迭,并与伊朗对峙,而被迫与一个更加动荡反美的中东共舞。美国未能在伊拉克建立稳定政权或促成什叶派与逊尼派达成政治妥协,未能在阿富汗消灭塔利班或找到政治解决方案,十年反恐目标均遭挫折,政权更迭没有产生遵循西方规则的新政,没有产生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稳定。在这一大乱局的背景下,奥巴马开启了血腥而漫长的利比亚与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美国势成骑虎。始自伊战,美国中东战略支离破碎,丧失了制定战略政策的前提,无法判定何种战略平衡符合自身利益,不能有效地将纷至沓来的地缘政治事件纳入既定战略框架,并决定美国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性质。[8]

2、中东战争凸显美国霸权困境

美国霸权的逻辑不战、不和、不走,死守军事优势,饮鸩止渴。不能以战争手段阻挡新兴大国崛起;不能与之分享权力,延缓衰落;不能适应力量衰落的现实,割舍既得利益。美国在丧失财富之后依然保有大国的军事强力,成为自身灾难的源泉,由此酿成战略变革尾大不掉,且使朝野睡在虚幻的梦中。没有明确敌手构成确定无疑的威胁并凝聚朝野力量,没有遭遇战争或经济崩溃之痛,无法迫使快速解决问题,只能慢慢地拖延下去。全球格局呈现出一种持续的战略间歇期,一度强大的、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规则、联盟体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仍按惯性运作,美国军力和美元地位不会被一次金融风暴打垮,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对基轴货币和安全保障的依赖,决定了美国可以一再苟延,继续居于炉火之上。美国依然在战争中占据优势,始终能在战场上投入巨量财富与优势力量,但什么也不能改变。

一再重演的灾难性中东战争,显示了宪政体系的先天不足,不能裹创止血。奥巴马外交随波逐流,受困于美国霸权的既定逻辑,无力回应内外变化并阻止前冲的战争机器,以麻木之态消磨了美国最后的生机。从伊阿撤军以及减少美军中东存在,不能作为新战略的一部分而获得意义。[9]美国在中东继续抑制地区大国,追求政权更迭。历史上大国陷入困境时,具有创造意义的变革随之发生。金融危机,反恐战争如此巨大的灾难不能唤醒美国。奥巴马外交不能依赖自上而下的清晰的政策转折,只能被动地适应一个日渐艰难的经济与军事形势,而期待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战略观念与支撑。历史上大多数帝国都毁灭于财政危机,而且是在其生命力似乎仍在增长的时候。美国连绵的对外战争,战场上一再战胜攻取,不能弥补战略破碎的缺陷,不能改变经济上无力竞争的颓势,也不能阻止世界经济逐渐与美元脱钩,全球安全保障逐渐远离美国军事力量的结局。

债务导致了美帝国兴亡这一富有戏剧性的空前历史奇观,由于金融魔术的威力,美国体系的延续超越了自身财富与权力,前不见古人,也恐将后无来者。在大国相对和平竞争的主旋律下,美国作为帝国的真正力量源泉不是殖民时代杀伐四方、开彊拓土的丛林法则,而体现在美元所支配的空前财富与由此获得的话语权中。美国力量借助于无远弗届的市场逻辑的渗透、规制和裹挟以前所未有的能量辐射到全球,无孔不入,它支撑了美元信心,却无助于改变军事不足的先天缺陷。战后60年,美国以债务为自身霸权续命,为获取廉价债务,饮鸩止渴,自愿开放市场,以自身膏血养天下之权,而毁灭了自身工业,最终陷入灭顶的债务泥潭。而丧失了经济控制力,美国战后经营的势力网彻底悬空。美国崛起迅疾而惊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由于根基太浅,投机取巧,风雨过后,终成昙花一现。

结语

美国霸权衰亡的祸胎是先天的。美国是帝国历史的异端,从未完整地进入过角色。从东西方权力交替的宏大历史视野审视,债务帝国是一种奇特的历史怪胎,它像是丧失了殖民帝国,失去了优势武力的西方,以一种闹剧的方式回光返照。过去60年两次,美国在军事上处于短暂的优势地位,依稀处于突破大国均势的门槛:战后率先拥有核武与单极时刻。不具备有效完整的国家权力架构,没有统一的国家意志推行完整连贯的战略并凝聚民众力量,使美国不能善用此一优势,最终迁延苟安,葬送了难得而易失的历史机遇。

所有的帝国都以一种方式终结,美国的终结方式是债务。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已无力维护现存的势力范围及世界经济规则,不具备统治世界体系的权力了。[10]60年美国霸权成为大国兴衰、经济荣枯这种永恒循环中的又一插曲。在核均势时代,大国军事力量不能在直接对抗中被摧毁,也没有任何力量在直接冲突中与之对决。苏联解体开大国强权和平崩溃的先河,美国体系的式微,也必将重演此一历史戏剧性。连绵的对外战争构成美国霸权衰亡的经典模式,一个贪恋霸权、迁延不去的美国为新兴大国蜂拥崛起洒扫驱除。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hr]

[1] Mark R. 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2.

[2] Theda Skocpol. [i]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Future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郭起飞,杨慧民:“多元主义: 对美国联邦宪法的解读与评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95-99。

[4] 黄河,杨国庆等:“美元霸权的困境及其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08(11):35-40。

[5] Terry M. Mo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6, No. 2, 1990: 213.

[6] [美]诺姆·乔姆斯基;牛田盛译:“美国衰落: 原因和结果”,《国外社会科学》[i],2012(1):99-103。[i].

[7] [美]沃伦斯坦.世界正在迈向动荡年代.《参考消息》,2011-8-19(10).

[8] [美] 基辛格.“中东的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参考消息》,2012-8-24(10)。

[9] [美]利昂·哈达:“美国应及早从中东抽身”,《参考消息》,2013-4-19(10)。

[10] [日]山广恒夫:“美国实体经济迫近悬崖”,《参考消息》,2012-10-18(10)。 [/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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