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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震远:钓鱼岛聚中日战略利益冲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郭震远研究员在《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发表专文《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文章内容如下:

2012年7月开始,日本政府坚持推进钓鱼岛“国有化”,1971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中日对于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急剧地严重激化。事态发展表明,钓鱼岛问题不仅已成为当前中日关系中最突出的热点问题,而且也已成为牵动中日关系全域的重大问题。钓鱼岛问题已突破中日之间领土主权归属争端的框架,成为了中日之间战略利益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以及日本国内右倾化已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反映。可以预料,未来时期钓鱼岛问题将继续是中日关系的指标性和关键问题。如果钓鱼岛问题得以妥善解决,那就标志着中日关系将出现转折性重大改善;反之,则中日关系将长期无法走出低谷。

钓鱼岛问题日益明显地集中反映了中日重大的战略利益矛盾、冲突

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日谈判“归还冲绳”问题,公然把中国领土的钓鱼岛等岛屿,列入拟“归还”日本的冲绳范围,并在1971年6月签订的“归还冲绳协定”中,对此予以明确确认。这一期间,日本首相、外相及其他高官,还密集地公开宣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对此,海峡两岸都表示了强烈反对和坚决抗议,世界华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从此,钓鱼岛问题成为了中日关系一个敏感的热点问题。但是,从那时至今四十多年以来,钓鱼岛问题的性质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相对简单的两国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问题,转变为两国战略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从而由中日关系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牵动中日关系全域的问题。这一转变对于当前和今后的中日关系,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钓鱼岛问题发生以来的四十多年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1972年中日建交到这一时期的二十多年中,尽管日本方面一直有一些小动作,例如,1978年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建立灯塔;1979年日本在钓鱼岛修建直升机临时停机坪、1990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再次修建灯塔等等,中国方面对这些动作都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进行了交涉,但从总体上看,钓鱼岛问题并没有成为中日之间突出的热点问题,没有对中日关系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实际上,这二十多年是中日建交后,中日关系发展最顺利、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8年10月中日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1989年6月的北京****后日本率先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等等。与此同时,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到1993年,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四位的外资来源国,中国也成为日本第六位贸易伙伴、第六位的出口市场。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多年中,日本对钓鱼岛显示“主权”的动作明显强化,而中日之间(包括台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日益激化。在这十多年中,不仅日本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人士频繁登岛以显示日本的“主权”,而且日本海上保安厅大为加强了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执法”力度,多次阻挠、甚至撞击中国渔船(包括台湾渔船);驱赶、甚至扣押中国渔民(包括台湾渔民)。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更是充分表现了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问题,扩大事态、激化争端的立场和政策。日本的行径遭到中国(包括台湾)的强烈谴责和反制,特别在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了有效反制。与中日对钓鱼岛问题争端激化同步,中日关系明显恶化,由此前曾经的“政热经热”,经历二十一世纪初的“政冷经热”,再到现在的“政冷经凉”,从而陷入了中日建交以来的最恶劣状态。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严重恶化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一期间,钓鱼岛问题日益明显地成为了中日关系中最突出的热点之一,成为了牵动中日关系全域的重大问题之一。

分析二十一世纪90年代中后期前后,钓鱼岛问题的性质及其对中日关系影响的重大变化,可以清楚看到,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政策的重要转变,是最直接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十多年,是日本政府更迭十分频繁的时期,特别是2009年9月到2012年12月,日本发生了真正意义的政党轮替,民主党执政三年;但历届政府,包括三届民主党政府,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政策都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即使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政府,如福田康夫政府、鸠山由纪夫政府,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与其它各届政府也没有明显区别。

实际上,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的二十多年中,也经历了多届日本政府,历届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的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也是相对一致的,即不把钓鱼岛问题扩大为中日关系的全域性问题。显然,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日本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政策的重要转变,是重大的趋势性变化,而不是某一届日本政府的,个别的立场和政策变化。四十多年来,钓鱼岛问题作为中日之间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问题的基本属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问题立场和政策的重大改变,与钓鱼岛问题本身无关。

事态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一重大改变是日本对华战略和政策重大调整的必然结果,而在更深层上则是日本加紧推进“大国战略”,并且日益明显地视中国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必然结果。经过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70年代日本已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并从80年代中开始了争取成为“正常国家”,即摆脱二战战败国地位为标志的“政治大国”的努力,但进展并不顺利。在这一期间,中国不仅是日本对抗苏联霸权的重要战略伙伴,而且中国经济起飞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中国迅速成为了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投资对象国之一,有效地支撑了日本经济的继续发展。显然,在这一期间的中日关系中,共同的战略利益居于主导方面,而钓鱼岛问题作为相对简单的两国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问题,对中日关系只有有限的局部影响。

二十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日本以争取在联合国“入常”为主要目标,全面强化了争取成为“政治大国”的努力,并且通过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标”、加强美日同盟、大力提升自卫队地位和作用等,明确地开始了争取成为“军事大国”的努力。在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下,首先是亚太地区形势下,日本选择了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方式,争取发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作用。所以,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由此前的友好合作为主,明显地调整为以竞争为主,并力图对中国加以限制、包围。

与此相应,中日之间一直存在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等,都明显激化,由局部问题成了牵动中日关系全域的重大问题。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十多年中,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扩大事态、激化争端与强化争取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努力、日益明显地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以及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包围、限制,都同时出现、同步增强,充分显示了日本这些动作的关联性、一致性。显然,钓鱼岛问题已突破了中日之间相对简单的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问题的框架,而成为了中日之间战略利益矛盾、冲突的重要表现之一。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对日政策一直是稳定的、连续的,从未做出重大调整。1972年中日建交时和1978年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时,中国都强调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的主张,日本当时也接受了这一主张。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中国一直坚持了这一主张,对于日本在钓鱼岛的大小动作,都只是做出被动反应,即便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于日本扩大事态、激化争端的动作,仍然是做出被动反应,包括2012年9月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的反制同样如此。所以,正是因为,也只是因为日本强化争取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努力,日益明显地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企图包围、限制中国,从根本上导致了钓鱼岛问题性质和影响的重大变化。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把握钓鱼岛问题未来的动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钓鱼岛问题发生至今的四十多年中,日本右翼团体、右翼人士,一直在钓鱼岛制造事端,是导致钓鱼岛问题激化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特别是2012年4月,极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制造“购岛”闹剧,更把钓鱼岛问题推到了最严重地步。日本政府对于右翼团体、右翼人士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的动作,历来采取默认、支持的纵容态度,例如认可“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所设灯塔为航行标志等。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实际是与右翼团体、右翼人士沆瀣一气,通过右翼团体、右翼人士的动作,不断巩固、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主权”和“实际控制”。日本右翼团体、右翼人士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的事端越来越恶劣、对中日关系的冲击越来越严重,这是右倾化已在日本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反映。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并得到狂热支持,就是其最新的表现之一。

二战结束以来,虽然在美国占领下日本进行了所谓的“民主化”,但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右翼势力。随日本国力的恢复,右翼势力也更加壮大,导致了日本日益明显的右倾化。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日本经济陷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一直未能走出困境的形势下,日本的右翼势力进一步壮大,历届日本政府越来越明显地右倾化。右倾化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方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对于这些,本文不做具体探讨。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右倾化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这是日本右倾化突出的特点,也是日本右翼团体、右翼人士始终插手钓鱼岛问题的基本原因。这些右翼团体、右翼人士鼓吹的国家主义,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混合体,在日本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狂热言行,不仅迎合了日本社会上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而在一般民众中造成的焦虑、失落感,并导致了广泛存在的国家主义情绪,而其还进一步煽动了这种情绪,并由此获得了政治利益。石原慎太郎策划和推进的“购岛”闹剧,就是非常典型的表现。石原的“购岛”闹剧居然一时获得了很多支持,其本人和追随者也都由此获得了相应政治利益。这表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扩大事态、激化争端,是日本右倾化已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反映。

实际上,日本右翼团体、右翼人士,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而且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日本的战争罪责问题上,都采取了十分恶劣的立场和行动,对中日关系一再带来严重冲击。他们的言行不仅得到历届日本政府的纵容,而且在日本社会也得到较广泛支持,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一个严重的干扰因素。日本右翼团体、右翼人士鼓吹的国家主义,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大国战略”一脉相承、互为表里,而历届日本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日益明显地右倾化,也正是其“大国战略”的重要表现。2012年12月二度执政的安倍晋三政府把否定战争罪责与“修宪”捆绑,极力推行,同时坚持对钓鱼岛的“国有化”,充分表现了其强烈右倾化的立场和政策。

日本具有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和条件,日本争取成为“大国”无可厚非。但实际的事态发展是,日本正在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混合的国家主义,作为其“大国战略”的理论支持;以否定日本战争罪责、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为实现其“大国战略”的主要方式。这将是一条危险的大国之路,不仅有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沦为战败国的前车之鉴,而且已经引起中国和其它亚太地区国家的警觉。钓鱼岛问题的激化,已经进一步强化中国和其它亚太地区国家,对日本“大国战略”的警惕。这一事态发展,不仅十分不利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而且对中日关系有深远的不利影响。

几点讨论

钓鱼岛问题不仅已在中日两国受到高度重视,而且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笔者认为,对于钓鱼岛问题有几个看法需要更全面、深入的探讨。

钓鱼岛问题与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海洋资源的关系,长时期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仍然需要做进一步探讨。二十世纪60年代,国际科学界对于从台湾经钓鱼岛到日本九州的大陆架外缘地带的油气资源,做出了乐观的判断。例如1968年出版的“艾默里报告”肯定,“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油气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由于70年代初即出现了钓鱼岛问题,所以不少人认为,对钓鱼岛附近海域丰富的油气资源的预测,直接引发了钓鱼岛问题。日本官方人士和其他人士更是宣称,正是钓鱼岛附近海域可能的丰富油气资源,直接促使中国(包括台湾)提出“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要求”。这种看法明显是表面化、片面的。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两国的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问题,和国际上其它同类问题一样,本质上是政治关系问题。资源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虽然很多资源的占有和开发问题引起了领土主权归属争端,但更多的领土主权归属争端与资源占有、开发没有直接联系。如前所述,钓鱼岛问题的发生和激化,是日本通过与美国的私相授受,攫取了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而且在此后四十多年中,钓鱼岛问题的不断激化,更是中日战略利益矛盾、冲突的表现。在整个过程中,中国只是对于日本行径做出反制。但应该看到,虽然钓鱼岛附近海域可能拥有丰富油气资源没有直接导致钓鱼岛问题的发生和激化,但却为未来以共同开发的方式处理钓鱼岛问题,提供了基础和可能。这是须受到重视的。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中的影响和作用,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美国不顾中国(包括台湾)的强烈反对,在1971年6月与日本签订的“归还冲绳协定”中,以归还“施政权”的方式把钓鱼岛“归还”日本。美国的这一动作,直接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发生。2012年7月以来,在日本政府坚持推进钓鱼岛“国有化”,钓鱼岛问题严重激化的形势下,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其他高官一再宣称,日本享有“钓鱼岛”的“施政权”,因此如钓鱼岛发生冲突,将“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规定”。这被视为,美国在当前严重激化的钓鱼岛争端中对日本的支持。但是,对美国的相关立场和政策,还须有更深入的认识。2012年7月以来,美国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官方正式表态,始终强调对于钓鱼岛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并且以不同方式几次公开表达了,对日本所采取的激烈动作的不满。这些表明,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美国有着自己的目的。已经可以判断美国的主要目的是:

第一,争取把钓鱼岛问题保持在美国可控的状态,在基本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础上,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是直接的目的。

第二,在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也不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形成明显的不利影响,从而更加突出美国在中日之间,以及在亚太地区的主导作用,这是更长远的目的。

总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明显偏于支持日本,但也对日本有所限制。实际上,美国的相关立场和政策有不可忽视的调整空间,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钓鱼岛问题和与之直接相关的中日关系的前景,不仅中日两国高度重视,而且亚太地区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在钓鱼岛问题已成为牵动中日关系全域的问题的形势下,首先重点处理钓鱼岛问题,并且以钓鱼岛问题的缓解带动、促进整个中日关系的改善,将是正确、可行的选择。处理钓鱼岛问题并不是彻底解决中日的领土主权归属争端,这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不可能的,而是“降温”,即减少对抗,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承认并保持钓鱼岛问题的现状,而不是“恢复原状”,是实现减少对抗的前提和基础。在2012年9月野田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以及中国作为反制,实现公务船进入钓鱼岛领海巡视常态化之后,钓鱼岛问题已经不可能恢复之前的所谓“原状”,而只能以此现状为基础,争取对抗不进一步增多、激化。实现对抗“降温”很困难,但有可能性,关键是中日双方都须承认、接受现状,承诺保持而不改变现状。

相对而言,承认、接受和保持现状,中国比日本容易;实现钓鱼岛问题“降温”、改善中日关系,日本面临比中国明显更大的压力。所以,钓鱼岛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前景,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将首先取决于日本的选择。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对于当事国,都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问题,其彻底解决历来十分困难,而且历来是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钓鱼岛问题对于中日两国也是这样。但中日关系的历史显示,在中日建交后的二十多年中,中日曾经成功搁置钓鱼岛问题,从而实现了中日关系的重大发展。基本的原因不仅在于中日之间存在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更在于周恩来、邓小平,以及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政治家,认识并把握中日共同的战略利益,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当前和未来时期,中日两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都更加复杂,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更加困难,也更加重要。所以,中日两国政治家的胆识、远见和智慧将更重要、也更需要。

本文作者郭震远是《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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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10 18: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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