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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长征中的“白岩沟惨案”:树上挂满牺牲战士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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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白岩沟惨案”:树上挂满牺牲战士皮肉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崔永元,原题为:小崔说《我的长征》:1935年“白岩沟惨案”

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当然就有不同的死法,那些志趣高尚的先辈,总是选择清白、镇定的死法。人死了,精神却永远活着。

距离遵义40多公里的鸭溪镇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红军坑。

红军坑的意思不是坑的形状像八角帽或者红五星,而是坑里面埋满了红军的遗骨。我们赶到时,远远看到山坡上支起了一个大大的帆布棚,进了帆布棚,当中就是坑,坑里的红军遗骸牙齿完好,一律张着嘴。似乎是在喊着什么。

陪同说,这些红军是被敌机的炸弹炸死的,埋在这里70多年了,现在挖出了8具遗骸,据记载,还应该有40多具。

当地党史办的记载十分清楚,这个被称作“白岩沟惨案”的事件发生于1935年3月7日。

“3月7日,军委调整部署,令野战军向西移动,引敌东进。”

“同日凌晨,一军团卫生部从水淋岩向枫香花苗田开去,10时行至白岩沟,一架敌机从遵义城方向飞来,发现行进中的红军,丢下了七枚炸弹,红军战士当即牺牲50多人,重伤40多人,轻伤80多人,树梢上挂满了牺牲战士的皮肉、断臂、断腿、衣物……惨不忍睹。”

张文云今年81岁,当时10岁,他记得轰炸过后,父亲不许他靠近现场,一定是不想让他看到血肉横飞的惨相。

王应昌今年83岁,当年12岁,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流着眼泪将战友们的遗体排在一起,又排在这个坑里,填土埋上。那些红军战士年龄不算大,也是十多岁二十岁左右,因为是卫生队,死的女战士不少。

有个叫祖修公的老人去年去世了,他是老红军,就是这次轰炸时受了重伤,无奈离队留在了这里。他在生前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不愿谈及“白岩沟惨案”。只是听他说起过,和他一起当兵的弟弟在这次轰炸时失踪了,一直没有找到。这次挖掘时,祖修公的儿子,儿媳都到了现场。他们希望在红军坑中能找到二叔。

1935年3月6日,红一军团的萧锋在日记中写道:“继续行军到鸭溪镇,区苏维埃政府游击队来联系,把二十多名伤病员交给他们,这一带地方建立了好几个苏维埃政府,并设有小型医院,接受部队伤病员,干部战士都很高兴。”

红五军团的陈伯钧在1935年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敌机三次来此侦察。听说在野鸭溪掷弹数十枚。”

这几行以日记方式存留下来的宝贵文字,似乎是对那次惨案的旁证。在大历史的叙述中,这50多条年轻生命的湮灭方式差不多就是无声无息,这当然不是历史亲历者的粗心或者麻木,实在是因为牺牲生命是那段岁月的寻常事,寻常如一日三餐。当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这支队伍里的时候,行军就行军,开会就开会,打仗就打仗,死就死。

死,亦称作就义,牺牲。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当然就有不同的死法,那些志趣高尚的先辈,总是选择清白、镇定的死法。人死了,精神却永远活着,让刽子手好没面子。

同行拍过一个电视剧,名为《秋白之死》。秋白,即瞿秋白,当过共产党领导的一介书生。电视剧中,枪口林立,书生瞿秋白回过头来,这时鸥鸟纷飞,草絮飘舞,书生的眼神温和地透过圆形眼镜片看着你我,没有恐惧,没有哀怨,没有愤怒,甚至没有留恋。此时此刻,你凭什么和他对视,你凭什么没有愧疚,你凭什么坦然?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他被留在了苏区,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果然,四个月后,瞿秋白被捕。

被捕的书生也还是书生,他要写字和说话。

他写了两万言的《多余的话》,被后人称作他的遗书。书生的遗书也与众不同,洋洋洒洒,自在缜密,似乎不知死之将至。其中不乏看似“消极”的隐晦词句,让他执意要表达的真诚和清白屡遭误解,让他的同志们误解了几十年。

“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这时,书生瞿秋白囚在敌人的汀州监狱中奋笔疾书,他抓紧最后的机会和同志们坦白地交流,他坦诚从前的活思想,实事求是,尽管他明白“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他还是要写。

他接着写道:“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多余的话》看上五遍,也不太容易让人找到荡气回肠的感觉,依作者之秉性也不会写毕最后一个字,将笔投向狱卒,然后高声大笑。已经写了五天,他可能会活动一下手腕,直直腰板,在狱室中来回踱踱步子,从左到右,再从右至左。他可能会长出一口气,他甚至要把文字检查一遍,换掉两个不太准确的词。

《多余的话》以多种版本流传于世,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1935年6月18日早晨,书生瞿秋白走出监牢,准备就义。

他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先在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身穿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齐膝短裤,长筒黑袜,足蹬黑鞋,选择的是右脚斜出的舒适姿态。

照相完毕,他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

他手夹香烟,边走边谈,据说他说的是“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据说他喝了一些酒,吃了几口菜。

据说他唱了《国际歌》,用的是俄语。

据说他在转弯处看见一个盲人乞丐,似乎有所感触,于是回过头来又看了一次。

据说他喊了口号。

确认的事实是,36岁的瞿秋白走到了刑场,看见绿草地,很是欣赏,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静等枪声响起。

1935年6月18日晨枪声响起的时候,红军长征的队伍已经奋力翻过了夹金山,一、四方面军的会师预示着光明在前。红一军团的萧锋在伪警察局的墙上揭下了一张报纸,上面登载着龚楚的名字。此人和瞿秋白一样,是长征出发时被留在苏区的干部。他选择了叛变。

萧锋在日记中写道:“在革命征途中,总有少数动摇分子脱离革命,他们走了,红军照样胜利。”

忍不住想回过来再说说秋白之死。

这个没读过《资本论》的革命者忧郁且时有沮丧,喜欢独立思考,即便是革命道理也不会不假思索全盘接受,他接受他懂的部分,为不懂的部分与人理论。

他爱女儿,最爱陪着女儿玩,下班不忘给女儿买零食奶渣。大雪天,女儿坐在雪橇上,他来拉车。

他爱老婆,他在送她的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

他对他的同志们存有意见,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想必坐在他对面的敌人对他的心绪也该略知一二吧,正好可以顺势点拨一下,做做文章,叛变其实需要个理由,或恨或怕或委屈或恍然大悟,一个简单的理由。

这样做了四个月工作,全无效果。

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认定了牺牲。

理解瞿秋白们所认定的牺牲,对许多现代人来说是个难题,因为这些所谓的现代人不理解他们的信仰,不明白他们的思考结果,不认可他们的行为方式。这些所谓的现代人觉得理想不用那么坚定,那样过于夸张,信念可以是一张选票,今天给她,明天给他,所谓选择,无非是用填表还是用手机短信而已。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潮流中,他们想起瞿秋白们曾经要把国家建成一个自己中意的样子觉得土得可笑。

因此,瞿秋白们即使再牺牲一次,也未必能成为他们的偶像。

写到这里,忽然发现《多余的话》并不多余。

“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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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人逝去举国哀,世界损失过半!一代巨擘,人道是:圣人复归震旦!欺秦压武,制唐遏赵,天骄又怎样?圣者武家,羡煞多少凡臣。

      遥想主席当年,年少立伟想。百折不屈,斩棘搏浪!悠然见,敌手纷纷坠马。文治武功,风流千古谁堪于伯仲?放眼今朝,东逝水,大江畅!
      2012/3/26 9: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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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征途中,总有少数动摇分子脱离革命,他们走了,红军照样胜利。

      2012/3/26 1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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