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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退往台湾为保住一隅之地究竟杀了多少人?

本文摘自:《台湾 台湾》,作者:赵国明,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冤魂多列榜中央,全岛飘红警报长。

万户噤声犹祈祷,明朝亲友莫上墙。

“二二八”事件后,许多青年的思想陷入无出路的苦闷状态,便转而倾向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与王耀勋、苏友鹏等部分医生在郭琇琮等人领导下,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

当时大陆局势多变,国民党政权连连败退,各地学潮风起云涌。台湾亦不例外,台大、师院两校学生,先后联手走上街头示威,表达对当局的不满。1949年4月6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逮捕数十名从事民主宣传活动的学生,通缉若干进步人士,此事史称“四六事件”。

为严防“匪谍”渗透,国民党当局于1949年5月颁布实施戒严令,大力推行法西斯化的“保甲连坐”制度。此外还重建特务机构,最终归于“总统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负责。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彭孟辑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属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手段,甚至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是共产党人的者当然死路一条,左倾或有些牵连的也在劫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据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三百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首要的案件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吴石案”。

1949年9月,国民党情治机关在一名基隆学生身上搜到一张中共基隆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国民党当局侦破了中共基隆工委会,负责人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她视死如归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又破获了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等处的“中共台工委”分部。

早在此前的1949年4月,高雄市的“台工委”就开始遭到破坏。先是4月31日,“台工委高雄工委会”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急忙找到中共特派员朱枫(即朱谌之)商议,尽快想法让身份暴露的同志内渡。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的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蔡国智、梁清泉等三十多人先后被捕。同年12月,“台工委”的张志忠、李法夫妇及谢富被捕并判死刑。次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狱,涉嫌此案者多遭受枪杀。

蔡孝乾被捕后最终叛变投敌,这位参加过长征、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竟然煎熬不住,投向国民党。“台工委”诸多分部被一一破获,四百多名地下党人被其供出、抓捕。

国民党对吴石的怀疑,开始于蔡孝乾首次被捕时的笔记本上的“吴次长”字样,国民党情治人员立即扑向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的住宅,并从其房间搜出签发给中共女特工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吴石被捕,时间是1950年3月1日。

其实,吴石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密使一号”,之前已将大批绝密军事情报通过朱枫由香港传到大陆。毛泽东知晓后大加赞赏,表示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吴石案”牵涉的人员大都被投入了监狱,受该案牵连而被捕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璧奎、中共联络人朱枫、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中校参谋方克华、参谋江爱训及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天下午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

国民党情治机关曾多次在台大医院抓人。1950年5月13日,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医师、眼科主任胡鑫麟医师、皮肤科医师胡宝珍和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同时被捕。1950年9月,军法处裁定许强与郭琇琮、吴思汉、王耀勋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另外,谢桂林医师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处死刑。这是“台大医院案”。

1950年5月,台南县麻石镇“镇长”谢端仁等三十三名地方人士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同意图颠覆政府”罪逮捕。最终全体被一一判刑,其中三人被判死刑,九人被判决无期。此为“麻豆事件”。

1950年6月,台北电信局桃园收报台林清良等七名职员,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中林清良等三人因传阅中共文件书籍,被以“意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判处死刑。此为“桃园事件”。

还有发生于1950年3月的震惊全岛的“两大企业案”。据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蒋介石与台湾》一书披露:台湾当局深恐官营企业高级职员受到主管负责人已投奔大陆的影响,特向最大的糖、电企业开刀,杀鸡给猴看。台糖公司的总经理沈镇南及助手林良桐被枪毙,部下多人被判刑。沈的罪状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接收”。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职员严惠先也均遭杀害。刘晋珏的罪状是其子在台大因参加“左倾”团体被逮捕;严惠先在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才来台,有通共嫌疑。

受到牵连的人不计其数。据资料披露,抗战时期“抗日义勇队”队长,当时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李友邦,也因其妻子的牵连被枪杀;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语误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1950年代,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秦风在《岁月台湾》一书曾披露这样一个插曲。那些被禁监流放者大部分集中在距台东十八海里的绿岛上。高峰时期,这里的囚徒共有三个大队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着名作家柏杨。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二个分队,此外还有一女生分队。他们天天被重复“洗脑”,过着没有自由、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囚徒生活。

诞生于1954年夏天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唱遍了包括绿岛监狱在内的台湾每个角落,这首歌曲调优美,人人会唱。虽然它只是一首抒情歌曲,与政治犯的思绪情怀无关,但由犯人唱来,却别有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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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6 18: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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