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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茨勒谈斯大林格勒会战:德军曾有机会全师而退力(一)

文章摘自《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 作者:[德]K·蔡茨勒(德国一级上将,时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 出版:商务印书馆

希特勒的意图

希特勒发动1942年夏季攻势的主要目的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

初看起来,这些目标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德军能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跨过伏尔加河,切断俄国的南北主要交通线,而且如果德国能利用高加索地区的油田生产的石油为其战争服务,那末东线整个战局就可能改观,从而对战争的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希特勒的想法正是这样。但是他的宏图大略并不止于此。作为下一步,他还打算派遣快速机动部队通过或者绕过高加索进入印度。

想得倒不错。但是,还有其他必须考虑的因素。

军事目的总是必须与为实现这些目的所掌握的兵力及其他手段相一致。从纯粹战术观点来看,光是达到目的是不够的,因为巩固已获得的成果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有关部队的战线就会拉得过长,那末任何进攻的作战计划不管其目标有多大的吸引力,其本身从一开始就至少包含有失败(如果不是真正被打败)的萌芽。

第一个目标是斯大林格勒。1942年春季,前线离斯大林格勒约有三百英里。高加索甚至更远,离前线三百五十英里以上。而且这两个目标彼此相距也不近。由于两者相隔三百五十英里左右,夺取这两个目标的作战必须分别进行。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眼前是否有充分兵力可用来攻占这样相隔很远的两个目标。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能不能设法调集这样的兵力?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决定采用的解决办法据说是约德尔将军向希特勒提出的。这就是要求德国的盟邦再提供若干个师,从而使东线的总兵力与希特勒对这次即将到来的战役意图相适应。这是那一年第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1941年在东线作过战的每个德军指挥官和士兵都知道,德国盟国的军队经不住这个残酷战场上严峻战争的考验。此外,1941年参与作战的非德国军队,大部分是小分队和优秀部队。它们通常编入德军部队参加作战。可是,到了1942年,这些非德国士兵必须集中起来,组成统一的、单一国籍的军,或者甚至集团军,在远离自己祖国的地方作战。把部队这样组织起来必然会危害到我们整个东线。

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但是希特勒却陶醉于数字,他只看到在他的作战地图上标明的师的数字大量增加。我的前任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肯定认识到并且一再诚挚地向希特勒指出过这个计划固有的危险性。但是,希特勒这个独裁者对他的警告却置之不理。

第一次战役

六月末发动了进攻,德国师是进攻的先锋,友军部队跟在后面。共动用了两个集团军群。左路是B集团军群,由冯·巴克陆军元帅指挥,后由冯·魏希斯陆军元帅接替;右路是A集团军群,由李斯特陆军元帅指挥。希特勒的大本营和陆军最高司令部从东普鲁士迁到乌克兰的文尼察附近。

战役一开始就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七月间占领了库班河畔的克拉斯诺达尔和高加索山脚附近的伏罗希洛夫斯克。抓了大批俘虏。八月底德国国旗在高加索山的最高点爱勃鲁斯峰升起了。同时我们的先头部队抵达了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伏尔加河畔。

在当时看来,我们的首要目标好象已经实现了。但是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的进军被制止住了。高加索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开始进行拚死的抵抗。

最高司令部的危机

我们前进被阻这一事实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李斯特陆军元帅被免去司令的职务。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指派继任人。A集团军群由副司令指挥。

九月末,哈尔德上将也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那时我是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我突然被召到大本营,但是没有告诉我要我去干什么。我乘飞机前往,刚一到达,希特勒就象他惯常所作的那样对我训话,他一个人足足说了几个小时。他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我不可能打断他的话。希特勒对东部前线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对进攻的中断表示极为不满。和往常一样希特勒不去认真研究一下这一情况出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即目标选择错误,能使用的手段不足,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希特勒却选样了对他方便得多的做法:指责部队和他们的司令。他特别恼怒地提到李斯特陆军元帅和哈尔德上将的所谓无能。

他忽然停止不讲了,最后又说:“所以我决定任命你为陆军总参谋长。”这样就结束了他的训话。这是他惯用的方法。每当他犯了错误,他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然后就撤职,另委派新人接替。他决不会从他的计划夭折真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他能够这样做,虽然纠正不了过去的错误,但至少可以减少他的错误对今后的影响。

我接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并且很快就发现,由于东线进攻的中断,在最高司令部里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气氛。对一个来自前线的作战参谋来说,这种气氛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完全是难以置信的。这种气氛是怀疑和愤怒的混合物。谁也不信任他的同事。而希特勒对每个人都怀疑。

许多军官认为自己失宠了,因而显得十分沮丧。希特勒发脾气的对象不仅是李斯特和哈尔德,约德尔也在阴云笼罩之下。希特勒的愤怒是针对整个东线部队,尤其是东线部队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司令。那时,他深居简出,疑神疑鬼。他同任何一个将军都不握手。他也不再和自己大本营和参谋部的人员一起吃饭,而是自己一个人吃。参加参谋会议时,他走进会议室,向大家生硬地点点头,阴郁地皱着眉头听取顾问们的汇报。然后再次对与会的军官们生硬地点点头就离开了会议室。

李斯特和哈尔德成了希特勒进攻失败的替罪羊。据当时我所听到的情况,约德尔一时失宠的内情多少还复杂些。约德尔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也是希特勒最亲密的军事顾问。希特勒曾派他作为私人代表前往高加索。他的任务是迫使指挥员和士兵再次发动进攻,这样至少有可能越过高加索山脉。但是约德尔到达高加索不久,就认识到部队已疲劳不堪,再前进一步是办不到的了。

约德尔回到大本营,向希特勒说明这种看法,但没有被采纳。希特勒向他叫嚷道:“你的任务是迫使指挥员和士兵们前进,而不是来对我说那是办不到的事。”希特勒公然把约德尔关于高加索的报告比作第一次大战中有名的亨茨施报告。(亨茨施上校是1914年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他关于西线战况的报告,导致德军的退却。后来德军在马恩河上的失败就归咎于他。)事实上约德尔已经完全失宠了。希特勒已在认真考虑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接替人选:他的继任人是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将军。

在大本营存在的这种气氛下,不可能对局势进行任何坦率而客观的讨论。这只能产生一种结果:我们对战争的指挥必然受到妨碍,后果却要在战场上艰苦奋战的士兵来承担。

这就是我接任总参谋长新职后所得到的初步印象。这些印象远不能令人感到放心。

东线形势

如果说大本营的气氛是令人苦恼的话,那末东线的整个形势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我们北线的两个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冯·屈希勒指挥的北部集团军群和由冯·克卢格陆军元帅指挥的中部集团军群都没有直接参加夏季攻势,因而他们的防区暂时比较平静。但是由于他们后方没有相当数量的后备队,关于未来的预兆未必是幸运的。在前线的这一地段有几个潜在的危险地点,特别是列宁格勒东北的拉多加湖以及德缅斯克“口袋”,在那里有一支德军几乎被包围,只剩下一条狭长的通道尚可通行。

对于参加夏季攻势的其他两个集团军群来说,两个未来的危机已在酝酿之中。第一个危机是与斯大林格勒西北的冯·魏希斯陆军元帅的B集团军群漫长的左翼有关:这个侧翼完全由非德国人组成的师防守。第二个危机是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之间的一个大缺口所造成的,我们的机动部队可以而且实际上已在这片广阔的草原巡逻,但就是建立不起一条防线。

我们的东线部队处境困难,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失,他们过去打得很漂亮,而且现在还在英勇战斗。如果了解到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已不停顿地战斗了快十八个月,而且敌人几乎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那末他们的表现就显得更加突出了。结果他们的装备损失严重。他们自己已紧张过度,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部队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充,不论兵员或武器都不满员。他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而现在却要求他们去完成一项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也只有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这就是1942年9月末东线的形势。希特勒当然是了解全部情况的,但他对我们军队面临的巨大困难却置若罔闻。我们担负进攻任务的两个集团军群已筋疲力尽,但他还坚持要他们尽最大努力继续前进。他决意要把整个斯大林格勒都打下来,并占领高加索油田和高加索地区。由于攻势在全线都已停止,他决定发动一系列小规模进攻以便把整个攻势再度带动起来。在斯大林格勒城内他命令突击队发动一系列的攻击,以便一条街一条街,甚至一幢房子一幢房子地占领全城。在高加索,他同样命令进行一连串的战术性进攻。事实上他是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在缩小的范围内把攻势继续下去。

我在任总参谋长头几个星期内,彻底地研究了东线的形势、我军的状况以及敌军可调用的兵力。然后我要求希特勒准许我提出一份长篇详细的绝密报告。这一要求被接受了。

我的形势报告

我在报告的开头就确切而详尽地谈了从德国角度如何看东线的形势,接着又同样叙述了敌人对形势的看法。敌人的看法是根据陆军总司令部“东部外军”情报处的细致工作的结果写成的。报告的第二部分论述了从德俄双方形势的分析中必须得出的结论,还谈到了预计在今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可能发生的事。我在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出了五个明确的要求。

报告的第一部分文字通俗,一般人也能听懂,而且还有大量的统计数字、图表和地图来加以说明。例如,分项具体列举了在战线各个战区德军和友军在每一英里地段内有多少士兵、重武器、反坦克炮和火炮等等的精确数字,同时列举了参战俄军的同类数字以资对照。这极其突出而明确地显示了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此外,还有关于俄国的人力、装备、武器弹药储备量的统计数字,敌人兵工厂和坦克工厂的月产量数字以及从美国运来的不断增加的各种补给物资的统计。有这些统计数字作补充就使情况更加清楚了。

如果要对敌我力量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以便能够估计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末了解这些情况是必要的。作为总参谋长,我总算把这些事实摆清楚了,使得它们不容争辩。考虑到希特勒的个性,把事实说清楚本身就是胜利。这一次,当我汇报的事实使他不高兴,或者这些事实有他所说的“失败主义”的味道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打断我。通常他会命令发言的人不要再讲下去,甚至发一阵脾气来中断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但是,他喜爱数字和统计资料,而我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所提出的大量数字和统计资料,以及我准备的一目了然的图表,也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种可能是,他也许不想在我们相处之初就招惹一个“新人”生气。

无论如何,我感到高兴,在我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后做了头一件事,就是坦率而不加掩饰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希特勒。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是现在到了我报告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就是从这份总参谋部报告引伸出来的五个要求。这五个要求如下:

1.夏季攻势的结果,使我们东线要占领的地方和我们用于占领地的部队的规模不相称。一句话,地广兵少。若不调整,必出大事。

2.东线最危险的地区,无疑是由斯大林格勒延伸到中部集团军群防区右方边界的漫长而兵力薄弱的侧翼。此外,这个地区是我们力量最弱、最靠不住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部队防守的。这造成了巨大的危险,一定要加以消除。

3.对东线的兵员、装备、武器和弹药的补给极不充分。每月的损失超过了补充。这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4.与1941年相比1942年俄国人在训练和指挥方面都有了改进。应该认清并重视这个事实。我们方面必须更加谨慎小心。

5.这一条详细叙述了关于如何改进部队的后勤工作;如何善于使用铁路以保证有更大的机动性;以及其他主要是技术性的事项。

使我吃惊的是,希特勒听了这些结论和要求而没有发火。实际上,这些要求好象还给他留下了点印象。我讲完之后,他微笑着说:“你太悲观了,在你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在东线碰到过比这还要糟的境遇,但我们还是过来了。这次,我们也一定能度过目前的难关。”至于我的最后结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尽力缩小其意义。例如,他说:“当然在前线的一些地点,德国士兵是处于劣势,但是他们的素质远比敌人优越,而且我们的武器也好得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更好的新式武器。”

希特勒就这样驳回了我的报告,而且认为我提出的要求就算解决了。作为总参谋长,我希望我说的情况至少有某些部分会在他脑子里留下印象,我希望他会考虑我的意见,更希望我的报告终将产生效果。我以往曾听说,为了说服希特勒接受某一观点,必须反复讲。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特别重复了我的五个要求。与此同时,在俄国发动大规模反攻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事呢?

德国的准备

我的五点要求给希特勒留下的印象比我所预料的或者比他承认的要深刻得多。特别是他现在认识到了从斯大林格勒到中部集团军群之间漫长的侧翼所构成的危险。这就证明了,只要不断重复并且态度坚决,希特勒的顾问是有可能促使他注意他们的意见的。我就是采取这种办法才使希特勒认识到B集团军群左翼存在的危险。一旦他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就有三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第一种是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把斯大林格勒防线西撤,从而缩短甚至取消受到威胁的侧翼,并腾出大量部队用于其他地方。这样我们就会有一条牢固的新防线,同时还可以建立一支必不可少的驻在防线后面的机动后备部队。谁都看得清,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这需要放弃斯大林格勒,也就是说需要抛弃我们夏季攻势的主要成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要纠正最高统帅部早在计划夏季攻势时就已犯下的错误,虽然现在来纠正是晚了一点。

这种解决办法是希特勒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当他的面哪怕是暗示一下这种解决办法,他都会发脾气,因为从原则上说.不管情况如何,他都不能同意放弃任何一寸土地。就斯大林格勒的情况来说,由于他那年10月对德国人民所作的有名的讲演,这个原则(如果能称之为原则的话)就更加不可动摇。他在那次讲演中说:“德国士兵到达哪里,必定在哪里生根立足”。他又说:“你们尽可放心,没有谁能把我们赶出(斯大林格勒)。”他的这些话使他变得更加固执,因为当时对他来说,保住斯大林格勒已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改变主意。

第二种解决办法,实际上是第一种办法的修正案。按这种办法,我们将暂时保住斯大林格勒,但要做好必要的准备,以便在往后的日子里,至迟要在俄国反攻前夕撤退。这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包含了折衷办法所固有的一切不利条件。但是它至少是一种解决办法,尽管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在关键时刻到来时俄国的气候会容许我们撤退吗?这个问题使得第二个解决办法成了一个危险的办法。总之,希特勒拒绝接受这个办法,也不肯命令就此作出计划。然而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他喜欢第二个办法,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办法让他有拖延的机会。每逢要做出不愉快的决定,只要能拖,他总是拖到以后再说。为了掩饰这种犹豫不决的习惯,他把它说成是为了“让时机成熟”。

第三种应付即将来临的危机的办法是:撤退当时防守受到威胁的地区和靠不住的非德国军队,代之以素质高、装备好并有充分后备队支持的德国师。对于这个解决办法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十分缺乏必要的后备部队和装备。为了用德国部队来替换匈牙利等非德国部队,就必须从东线的其他防区抽调德国部队。要德国部队作侧翼转移,在平时就很困难,何况俄国的交通条件又恶劣。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很现实的危险,即;预料中的俄国反攻会在部队换防时发起并打击受威胁的侧翼。因此这种解决办法也被排除了。

因此解决问题的三个主要办法,一个也没有选用,其中两个办法是由于希特勒的固执而放弃了,第三个办法则由于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剩下的只是些可以称为次要的权宜之计,总参谋部很清楚这些权宜之计不可能根本扭转局面,甚至它们是否真的会有点用处,也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如此,我们还将做我们能够做的事,哪怕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以待敌人发动进攻后,使我们最后能够实行第二种解决办法。也许在危险成为现实而不像现在是假设的时候,希特勒会明白过来,并命令采用这个主要的解决办法。

当时采用的一些次要的权宜之计是:

在受威胁的侧翼的后方,成立了一支小后备队。这支后备队只有一个装甲军,下属两个装甲师,一个是德国的,另一个是罗马尼亚的。就各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力量很薄弱的军。

从最高统帅部后备力量中抽调一些反坦克营,组成德国小部队,掺入各个非德国师。派这些小部队去是为了支撑受威胁的战线。希望通过这种“支撑战术”使非德国师坚强起来,并鼓励和帮助它们抗击敌军。如果非德国部队被打垮,支撑部队就要坚决顶住,以限制敌人渗透和突破的范围。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就能为我们的反攻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这是一项经过慎重考虑的计划。然而它的不利条件也是显而易见的。万一处在支撑部队之间的友军垮得太快,或者彻底崩溃,而且万一我们无法及时调集充分的反攻部队,那末支撑部队的处境就会极为困难,并终将全军覆没。所以这种支撑战术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为非德国部队的高级参谋部配备了由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和通讯部队组成的联络小组。友军的高级参谋部和同级的德军司令部比较起来既缺乏经验,纪律性又不强,同时它们的指挥渠道和通讯系统既笨拙又缓慢。希望派了新的联络小组后这方面的弱点能得到弥补。

当时大规模进行了无线电欺骗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不让敌人知道在受威胁的侧翼并无德国军队这一事实,而且也是为了使敌人对我们在这个防区的实力作出错误的判断。

这些仅仅是当时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它们要求进行大量复杂的参谋工作,十分注意细节,并且要求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专家们都清楚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但是由于我已经谈过的原因,还是尽可能有效地执行了这些措施。然而,执行这些措施本身就有危险,因为如果使希特勒相信一切必要的准备已经就绪,他就会过于自信。因此有必要再三提醒希特勒注意局势的严重性和我上面提出的五个要求,更要提醒他注意只存在两种真正的解决办法。尽管希特勒大发雷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至于我在报告结束时提出的第一点、第二点、第四点和第五点(后来我还不断提到这几点),希特勒终于接受了下来,已开始按此行动。不幸的是,他往往满足于权宜之计或折衷措施,而这些权宜之计或折衷措施又经常是很晚才采取。

可以而且已经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建立一个配备有必要的通讯设备的长期性侦察系统,为受威胁的侧翼进行侦察。这就要求陆军总参谋部,空军总参谋部的有关部门、情报部门和B集团军群司令部密切配合。B集团军群司令和他可信赖的参谋长和我们一样对局势是担心的,他们在上呈希特勒的形势报告和对敌人意图的估计中提出了他们的忧虑。我们进行的综合性侦察很快就证实了我们的疑虑。在受到威胁的侧翼的对面,敌人正缓慢而稳步地加强其部队。这是不容争辩的。此外,通过审问俘虏和逃兵,也开始了解到在这个地区已有素质优良的俄国师。从这一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俄军进攻即将开始。

对俄国意图的估计

现在看来,俄国最高司令部的想法和德国总参谋部的想法一样。他们决定进攻B集团军群的左翼,以此作为先导开始他们的冬季攻势。这一战役如果成功,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们的欺骗措施并没有使他们受骗上当,他们很清楚这个地区是由非德国军队防守,按照他们的估计,非德国军队防守并不坚强。

我们仍然无法确实知道在漫长的侧翼防线上,他们究竟选定何处作为进攻点,是靠近斯大林格勒的罗马尼亚人防区,还是往西的意大利人防区,还是更往西的匈牙利人防区。从纯粹战术观点来看,进攻侧翼最西点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而俄国的最高司令部不会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看来他们宁愿选择一种较谨慎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他们不会把战线拉得太长。

11月的上半月——在这以前希特勒的大本营和陆军总司令部已从文尼察搬回东普鲁士——关于未来俄国进攻的情况变得愈来愈清楚。他们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西北,很可能就在罗马尼亚人防守的地区。我们还搞不清楚的是:俄国人究竟在哪一天发动进攻。

进攻之前

虽然希特勒多次拒不接受主要解决办法,但他还是允许我们按照我们的权宜办法来加强受威胁的前线。但是即使那个时候他还是不愿意放弃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盛怒之下他命令在斯大林格勒城区内继续进行逐屋争夺战,结果是第六集团军遭到了更多的无谓牺牲。能调用的最高统帅部的最后一批后备部队——几个第一流进攻工程兵营——乘飞机赶到斯大林格勒,他们要用“新的突击战术”攻占建筑物集中的地区。但是这些营全都被消灭了。与此同时,斯大林格勒西北方面日益增长的威胁却愈来愈明显了。

十一月初希特勒发表了一次政治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谈到:

“我想在靠近某一个城的某一地点到达伏尔加河畔。那个城恰好是以斯大林本人的名字命名的……我想拿下那个城市:我们是不吹牛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个城市只有很少的几块面积不大的地方还不在我们手中。现在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军队不前进得快点?’但是我不愿看到第二个凡尔登,我选择了用有限进攻的办法来达到我的目标。时间是无关重要的。”这是一篇奇怪的演讲,因为希特勒讲这些话时既是最高统帅,又是党内的鼓动者。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即:一旦希特勒向德国和全世界宣布了他的意图,他就决不再变动,因为实现他的意图,对他说来成了一个和他个人声誉有关的问题。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一旦牵涉到独裁者们的声誉时,他们都是非常敏感的。此外,希特勒是一个政客,而不是一个军人。他用这样的方式宣布自己的意图,目的是想一劳永逸地向他的指挥官和士兵们说清楚他们要达到的目标,从而增强他们的意志和决心。希特勒以为,他讲过的话人们会牢牢记住。他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在那些正在斯大林格勒浴血奋战和濒于死亡的高级指挥官、下级军官和士兵听起来是什么滋味。他也不了解他的这些话对陆军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长会产生什么影响。顺便提一句,希特勒作演讲之前,并没有与我商量过。我是在广播中才第一次得知演说的内容。

在十一月头几个星期里,我再三向希特勒提出我的基本要求。通过侦察,我们对情况的了解日趋完整。我们和空军紧密合作,袭击了俄国部队的集结地。除此以外,我们再不能做别的什么事了。但是还有一线希望:尽管如此,也许还有可能在最后时刻说服希特勒接受主要解决办法。我的办法是向他不断地、反复地讲事实,以期最后说服他。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全体人员,上至各部的部长,下至上尉军官,都完全和我一样感到担忧,都不安地等待着俄国的进攻,因为我们当时知道这已是迫在眉睫。如果俄国进攻成功,其进攻的方向势必使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所有德国军队处于绝境。预见到灾难临头而无法防止,看到唯一的补救办法被唯一有权力的人希特勒弃置不顾和加以拒绝,真是令人寒心。

B集团军群司令和他的参谋长对形势的估计和我完全一样。他们也认为,当时只有采用主要的解决办法才能避免即将发生的这场灾难。他们也为自己无法影响局势的发展而感到痛苦。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通过提交报告和形势估计来促使希特勒注意真实情况。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受威胁的地段上,以便能够尽早发现关键时刻的到来。

当然我们试图用空袭和远程炮轰击来摧毁敌军纵队和集结的部队,但是正象经常发生的那样,靠这种办法最多只能推迟俄国人进攻的日期。只有我们拥有全面的、压倒一切的空中优势,并能用强大的空军不断袭击敌人的铁路、公路和军队集结地,才有可能完全制止这样一场进攻。我们既不拥有空中优势,也没有需要数量的空军。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俄国严酷的寒冬来到了。我们知道,现在进攻不会再拖多久了。

俄国进攻开始

1942年11月19日清晨,当时驻在东普鲁士的陆军总司令部收到下述电报:斯大林格勒西北全部罗马尼亚阵地遭到猛烈炮轰。我们联络人员采取措施把这份电报毫不拖延地经B集团军群转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获知进攻已开始。我们也知道,进攻一定会像我们预见到并多次向希特勒汇报过的那样发展下去,尚待了解的只是我们对俄军实力的估计是否正确。

我们向B集团军群发了一份回电:

“H装甲军即作好战斗准备。已要求希特勒把该军从后备队抽调出来。”

希特勒曾规定,未经他批准,不得动用这支仅有的后备军。因此我一听到俄国炮轰的消息并认定局势将会象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时,我就请求抽调这个军,即使事态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发展,防患于未然,总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然而,希特勒那时不在东普鲁士,他乘自己的特种指挥列车到慕尼黑或贝希特斯加登去了,陪同他的有包括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在内的参谋人员。我用电话把俄国进攻的消息告诉了他,并且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把H装甲军从最高统帅部后备队中抽出来,拨给B集团军群。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他还想拖一拖暂不作决定,等到前线有进一步的报告时再说。象往常一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相信到那时再调就太迟了。我认为能够把这个装甲军抽调出来,是我个人的胜利,B集团军群也很高兴。

俄国人对罗马尼亚阵地的轰击十分猛烈。然后红军在气温降到摄氏零下20度的情况下,利用暴风雪为掩护,发动了进攻。大批的坦克向罗马尼亚人的阵地挺进,步兵则爬在坦克上面或紧跟在后面。俄国人在数量上到处都占有巨大的优势。罗马尼亚阵地几乎立即就变成了一片惊慌和混乱。

B集团军群收到了一大批常常相互矛盾的报告,这都转送到陆军总司令部。这些报告叙述了罗马尼亚人惊慌溃退以及俄国坦克深入我后方的情况。另外一些报告则描述了英勇的抵抗和击毁许多红军坦克的情况。最后,情况弄清楚了。俄国人在两个点上突破了罗马尼亚人的阵地。在突破口之间的地区,以及在左翼,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国支撑部队继续抗击占压倒优势的敌军。B集团军群摸清情况后,马上就派H装甲军反击实施突破的俄国部队。

我随时用电话向希特勒报告前线的发展情况。我一再向他指出,执行主要解决办法,也就是从斯大林格勒撤退的时机现在已经来到,即使现在不执行,至少要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以便在最近的将来执行这个计划。这惹得希特勒生了气。他象往常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他说我们应该等一等,看看H装甲军投入战斗后对战斗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我告诉他,我们至多只能指望这个军使俄国的渗入缓慢下来,但阻止不了敌人的前进。他根本不考虑我这种估计,说是过于悲观。

与此同时,情况继续恶化。俄国人扩大了他们的两个突破口。他们的坦克更深地插入我们的后方。连准备进攻的H装甲军本身也遭到跑在前头的俄国坦克的攻击。此外,它还受到了大批逃窜的罗马尼亚人和恶劣的气候的牵制。反击成功的希望很快变得越来越渺茫,原来阵地中有些地段坚守下来,但现在处境也很危险。危机加剧了。

在B集团军群和陆军总司令部看来,情况必然会变得更糟。我们知道H装甲军不可能使局势稳定下来,而且一定会毫无希望地卷入大混乱中。如果H装甲军丢了,我们就失去了唯一的一支后备队。在陆军最高司令部看来,前景极为暗淡。

我竭力把这一情况向希特勒说清楚。我再一次建议撤出第六集团军,我说这是避免一场大灾难的唯一可行办法。第六集团军必须调转方向,加强后卫,巩固新后方,然后进攻突入罗马尼亚阵地的俄国人。这样就可在更靠西边的地方建立一条牢固的防线。这样做不仅可解除对第六集团军的威胁,而且可以把已经突破的俄国军队置于困境。这样做,我们至少可指望获得局部的成功。

如果不这样做,一场灾难是肯定不可避免的。第六集团军将被分割包围,俄国人将在B集团军群防守的阵地上打出一个大缺口。我们无法调集新的生力军接应第六集团军,或堵住B集团军群阵地上的缺口。多拖延一天,要改变局面和避免这场灾难的困难就愈多。

希特勒拒绝了这个广泛而大胆的解决办法,任凭我在电话上百般要求,任凭我一再说明局势会怎样发展而且一定会这样发展,他仍然无动于衷。但是他却命令他的指挥车掉转方向,从巴伐利亚回到东普鲁士的大本营。

希特勒和约德尔的计划

希特勒的指挥车还没有到达腊斯登堡,约德尔就打电话给我。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到那时为止,我跟他打交道不多。他的参谋人员负责的战区在南部和西部,东线是由陆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参谋长负责。至少当着我的面,约德尔是不向希特勒提出有关东线的建议的。他只管交给他的事,也就是说,他只管其他战区(通称为O.K.W,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的事,只管整个战争的指挥和军事政策方面的事。

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在指挥车上,而且是在陆军总参谋长不在场的情况下,约德尔和凯特尔陆军元帅却认为就东线战事向希特勒提建议是合适的。也许希特勒向他们征求过意见。反正他们提出了建议,究竟是什么样的建议,没过多久就清楚了。

约德尔将军在电话中说,陆军总司令部应该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从驻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抽调一个装甲师作为后备队部署到受威胁的B集团军群阵地的后方。这就是他们在希特勒的指挥车上设想出来的应付危机的解决办法。此外,把这一个装甲师调到吃紧地区要很长时间,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个装甲师最后到达目的地时,局势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感到惊讶,因此要求亲自跟希特勒讲活。我再次请求准许我命令第六集团军撤退。他语气是冷冰冰的。他说:“我们已找到了另一种应急办法,这一点约德尔会告诉你的。明天我们再商量。”事情就到此为止。后来我正式接到通知说,希特勒希望在第二天中午见我,谈战场的形势。我回答说,那太晚了。然后我被告知,见希特勒的时间不能再提早,因为他在长途旅行之后会感到疲劳的。应该指出的是,此事是在整个前线战火纷飞,每个钟头都要牺牲成百名战士的情况下发生的!

我根本不听这些指示,在午夜希特勒的专车预定到达的时间,我就在他的大本营等候他了。我坚持要他立刻见我,因为现在时间至关重要,几小时的拖延也会使必须马上决定的军事行动归于失败。起先,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都由于我午夜来到,而不是等到次日中午才来,感到恼怒。然而终于让我见了他。这次会晤对斯大林格勒地区战事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也典型地说明了希特勒处理问题的方法,因此我要讲得详细些。

他伸着手向我迎来,而且面带笑容,故意露出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神情。他跟我握了手,并说道:

“我感谢你。一切能做的事你都做了。要是我在前线,我也无力做更多的事。”后来由于我注意使自己的表情保持沉重,在他的语调中也就掺进了一点同情的味道。他接着说:“你不要烦恼。碰到不幸的事情时,我们要坚定。要记住腓特烈大帝。”

毫无疑问他想鼓励我,也许他希望如果他能在我身上激起他所谈到的坚定性,那末我就会放弃要求撤退第六集团军的“失败主义”论调。他也可能是希望我赞赏他本人在不幸面前所表现的坚定性。看来希特勒完全不能理解,在极端危急的时刻,像他这样演戏不仅毫无裨益,而且只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谈话一开始,我就讲了斯大林格勒西北的情况,我既谈了从前线最新报告中了解到的当前情况,也谈了在不久的将来预料一定会发生的情况。我提出了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希斯陆军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冯·佐登施特恩将军的报告和估计。他们两人都与我有同样的看法。发言结束时我说,如果事情按目前方向继续发展下去,第六集团军势必遭到包围。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因为一旦第六集团军遭到包围,那末既不可能为其解围,也不可能继续向它提供补给。

谈到这里,希特勒打断了我的话。他发起脾气来,并且提出了他和约德尔一起研究的办法,就是从高加索抽调一个装甲师。我料到了这一着,因此当即详细地陈述了运输条件,以及所述装甲师估计到达目的地的日期和该师可望投入战斗的最早日期。该师投入战斗起码是两星期以后的事。谁也不知道到那时情况会怎么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坐等两个星期并且几乎毫无作为,那末情况会严重恶化。两个星期以后,孤零零一个师,而且是一个不满员的师就毫无用处了,也根本无法影响事态的发展。此外,能否把这个师作为一个整体用于进攻也是值得怀疑的。鉴于当前情况,这个师的部队可能一下车就必须零星投入战斗。我认为,我的发言,特别是我对该师到达目的地日期的详细估算,确实对希特勒产生了一些影响。

但是他还是不同意放弃他的解决办法。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我们从高加索抽调两个师。”我回答说,这不会好到哪里去。当前是危急关头,两个师也许会有点作用。但是把这两个师从高加索及时调来是不可能的。铁路交通情况如此之糟,只有第一个师下车之后腾出路线,才能运第二个师。到那个时候,两个师不一定比一个师更有能力挽回局势,因为那时第六集团军肯定已被包围了。

希特勒又发了脾气并开始打断我的话,但我还是接着说下去:

“因此只可能有一种解决办法。您必须立刻命令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向后转,向西进击。这将使第六集团军免受包围,还可大量杀伤已实现突破的俄国军队,而且还使我们可以利用第六集团军在更靠西边的地方建立一条新防线。”

希特勒完全丧失了对自己的控制。他用拳头砰的一声敲了一下桌子,叫嚷说:

“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撤回来!”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对这次关键性的谈话,我、总参谋部、B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曾抱有多大的希望啊,而结果是一无所得。但以往的经验说明,我作为总参谋长不能绝望,而必须继续不懈地想各种办法来恳求,因为即使已经很晚了,也许还有可能促使希特勒回心转意。可是情况的确是这样:即使他真的改变主意,也可能太晚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每一小时形势都在恶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二天早上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发现坏消息在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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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7/3 1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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