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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日寇血债]制造昌黎车站惨案的日本守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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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血债]制造昌黎车站惨案的日本守备队

[日寇血债]制造昌黎车站惨案的日本守备队

近期,笔者在网络搜索到上百年前驻扎昌黎车站的日本守备队的两张老照片。这两张上百年前驻扎昌黎车站的日本守备队老照片,原题为《京奉铁路昌黎守备队照片2张》,一张是其官兵合影,一张是其3个队员进行操练时的留影,标注的时间是1913年1月1日。照片为硬板裱贴,画面破损严重。在网上进行拍卖的这两幅“京奉铁路昌黎守备队照片”,并未言明是日本军队,但从照片拍摄的人物,特别是从“京奉铁路”时期昌黎车站的历史情况看,这个“昌黎守备队”是日本派到中国的驻屯军可确定无疑。而且,正是这些守备队官兵,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在昌黎车站制造了枪杀5名中国铁路警察的惨案,使昌黎成为“国仇纪念地”的。

日本驻屯军进驻昌黎车站

上百年前,昌黎车站驻扎有日本军队派驻的守备队,源自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庚子事变”。

农历为庚子年的1900年夏天,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八国联军,借口清朝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不力,强行攻占大沽炮台,进而攻陷天津和是年9月,八国联军陆续增兵至10万人,由北京和天津出发,分别侵占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内。此间,俄国又单独调集步骑兵17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当时,沿着津榆铁路来到昌黎县境的八国联军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在安山车站附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蛤泊惨案”(蛤泊原属昌黎,今属卢龙,当时英国侵略军在蛤泊集市残杀当地赶集的平民百姓70多人)。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被迫全盘接受八国联军提出《议和大纲》,与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来,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其余撤兵回国。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昌黎车站成为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允许入侵中国的英、法、俄、日等国军队长期驻扎的12个战略要地之一,由日本和英国军队轮年值更。

1894年(清光绪十九年)修到昌黎县境的津榆铁路,是在《辛丑条约》签订的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接通北京的,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又接通了东北的奉天省首城奉天(沈阳),修成关内外铁路交通的枢纽干线——京奉铁路。网络贴出这两张题为《京奉铁路昌黎守备队照片2张》的老照片,拍摄的显然是上百年前驻扎在京奉铁路昌黎车站的日本守备队官兵。从照片拍摄的情景看,他们驻扎在昌黎车站南偏西一带。从合影照片看,当时驻扎在昌黎车站的日本守备队共有48人,当为50人左右。

悍然制造昌黎车站惨案

清朝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在铁路修到昌黎18年后结束,但辛亥革命仅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并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官僚统治机构;不仅如此,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也没有受到损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依然在中国的国土上耀武扬威。1913年,就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年秋天,驻扎在昌黎车站的日本守备队在昌黎车站悍然制造了一起枪杀5名中国铁路警察的惨案。

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编修的《昌黎县志》记载,1913年9月11日晚上9点半,昌黎车站的铁路巡警杨桐秋正在执勤,忽然发现驻扎在昌黎车站的日本守备队两个士兵酗酒闹事,抢食卖果人的鲜果。杨桐秋唯恐这两个日本守备队士兵借机殴打卖果人,便上前劝阻卖果人不要再往回争夺水果;而那两个日本守备队士兵竟因此殴打杨桐秋。杨桐秋急忙吹响警笛求援,并跑回警察局。他同迎接他的巡长刘长忠等人刚刚回到昌黎车站警察局,日本守备队就在其队官佐野哲太郎率领下把警察局包围起来。野哲太郎当场用战刀刺杀巡长刘长忠,并令日本守备队士兵向昌黎车站警察局里面连开排枪。当场,又杀死了巡警王学儒、刘金铭、杨桐秋,另外一名巡警刘秉俊也身负重伤,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医院。日本侵略者杀死5名中国铁路警察后,又胁迫昌黎县知事王芝田在歪曲事实真相的文稿上签字,“种种强暴挟制情形不堪言状,枪逼至四小时之久”(民国版《昌黎县志》语)。

日本侵略者这一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昌黎各界人民为死难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为死难者家属募捐抚恤。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纷纷抵制日货,表示抗议。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声援昌黎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由袁世凯任大总统的民国政府却抱着亲日媚外的态度,密电各省军阀制止群众运动。事件的处理,拖至第二年春天,以日本驻华公使答应惩凶谢罪,赔款26000元告终。

“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

昌黎车站惨案发生时,恰逢革命先驱李大钊与天津北洋法政学校同学郭须静结伴到昌黎城北的五峰山韩文公祠山居。待李大钊得悉这一惨案发生的消息时,5个死难者的尸体已装殓进棺材,停放在城北的地藏寺。他与郭须静、刘允之一起,急忙赶到地藏寺,凭吊为抵抗日寇胡作非为而牺牲的中国铁路警察。当他看到被惨毙的5名中国铁路警察“已孤棺冷落,寄地藏寺中”,而“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时,异常愤慨。离开昌黎后,正在准备到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在为《言治》月刊写那次到昌黎山中游览的游记《游碣石山杂记》时,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心情:“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从这两幅照片的洗印时间是1913年元旦看,当年制造昌黎车站惨案,使昌黎成为“国仇纪念地”的,就是照片上“耀武扬威”的日本驻屯军派驻到当时的京奉铁路昌黎车站的守备队官兵,合影照片第二排正中坐着的,当是制造昌黎车站惨案的罪魁祸首、日本守备队队长野哲太郎。从这一点上看,这两张照片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来源:秦皇岛日报 董宝瑞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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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5 14: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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