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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雄师挥剑七号桥(十二)抗命不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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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师挥剑七号桥(十二)抗命不遵

由于战况瞬息万变,七连在战场“违反”命令的情况还真有几次,仅我知道的;
一,上级命令前进七公里占领阵地,我们少行了差不多三分之二。战术上作如此大的改变都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战场无线静默)。如果我们连长不敢担当,按命令沿主公路哪怕再往前行驶一半——两公里,我们就进入敌人的伏击圈了,而且无法掉头,只能往前硬冲,这又彻底地、不可逆转地违反了上级:“切记,你连千万不能右转”的命令。那样,就没有阵地可供占领了,就失去了后来为四号桥步兵反阻击战提供火力支持的战机了。在那个“违抗”命令寻来的阵地上,我们时断时续发射了很长时间,每门火炮都发射了百多发炮弹,为防止火炮过热报废,连长甚至一再请求延长发射间隔,前观(前进观察所)说要枪毙我们连长,连长反讥:“我还怕枪毙?”
他求爷爷告奶奶:“老哥,真不能打了,再打,我炮管就杵地面了。”转身就牢骚:“玛的,把我七连整废了,你们就快活了。”就这样,还必须接着又打。
二,延迟近一小时展开,展开后,敌人的炮阵地被我军拿下的消息才传来。人家的炮弹已经上膛并瞄准了那里,就等着我们,进了,就必然死光光,敌人的标定,就是我们的死定。
三,我拒绝指导员停车的命令没有成功,最后副连长上去了,副连长拒绝连长退回去的命令,强行超车,遭连长一顿狂骂。指导员若上去,结果将是另一个情景,即使遭到埋怨,但那个埋怨声中,更多的将是敬佩,是关爱,是战友情谊,是军人情感的伟大升华。连长看到这位曾经参加过对印作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老指导员带头冲锋陷阵,绝对会为指导员报请战功。
四,连长没有根据命令立即占领阵地,而是采用软办法硬抗副营长的督战。
这种硬抗,只有有能力的、有坚强人格魅力的、敢于担当的、真正的军人才能干得出来。
如果缺少胆略,不敢为国家和民族担当大义,只为自己个人考虑,他完全可以立即展开,自己在阵地某一角落选几个弹坑预作避险之处,即使阵地遭敌军炮火全覆盖,连队损失再大,也是执行命令,他一点责任都没有。
就凭越军那几门破炮,还能把炮弹插进我王正的后背?
可王正必竟不是商人,更不是奷商,他得向整个战役负责,尽管没有人赋予其如此之使命,但够格的军人,天生就这德性。
五,在最最关键时刻,谨慎的李时忠副营长用智慧支持战士“违规”开炮。最终是副班长违规“指挥”班长完成了前指下达的作战命令。
这种副营长接受战士建议离开的事实证明:战术正确与否,与官职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
即使到今天,李副营长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的英明引以自豪,不然,他就不会为七连报请战功了。
六,有一次,连队首长下达命令:“进入工事”,当全连都扑向阵地后侧的掩蔽坑时,我却向阵地前沿,向着连长站立的地方狂奔,挺直腰杆并向连长挥舞着高高举起的手,只有这样,连长才不至于因为在阵地上找不到一个兵而产生惊恐、产生误判。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战术,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你做不到。
在这个叫大顿的阵地上,每每连队进入“准备射击”时,我就把驾驶班分成两个小组(我们班长张天玉,连人带车被前进观察所征用,所以,他更靠近前沿,肯定风险更大,少不了吃苦头,我和张班长新兵连就在同一个班,他的暂时离队,使得驾驶班的“司、政、后”我得全管),一个小组为炮手提供后勤保障,另一小组对阵地后侧和左侧实施监控,两个小组适时轮换,我就站在阵地左后侧的土堆顶端,是全连唯一站得最高的人,对阵地右侧和前方实施监控,直至战斗告一段落。
这不是我有多勇敢,不怕死。恰恰相反,这正是我努力提高连队安全系数,提高自我生存系数的必要手段,我的周围都是弹坑,那里安全得很,即使敌人对我阵地实施炮火覆盖,炮弹向脑袋飞来,也不见得能插进我的后背。
正是这种事前缜密谋划,心有沉着,方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我不是鼓吹上了战场就不服从命令,就老子天下第一,问题是:有的人就是守不住“底线”,要不然,我中共党员,支部书记为什么在战场牺牲的比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与他们不能完全服从命令显然有关。连长命令我和指导员走最后,我根本就守不住底线,跑到最前端,迫使连长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地、扎扎实实地当了一回“老二”。
要是我能服从命令,死活都坚持走最后,我个人的风险至少要缩小一大半,在战场,多一分危险就可能死亡。但我做不到,天生的,秉性难移。
但是,我必须要说,命令就是命令,开不得半点玩笑,尤其是在战场,你得用生命去遵守纪律,违抗,你就得准备脑袋。
连长的延缓,我支持延缓,都没有理论和法规支撑,但为了民族大义,我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准备了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
由于“违抗命令”,我七连被打入冷宫,战友们个个都像偷人又被抓现行的小媳妇,战后都处于抬不起头的局面,特别是战斗骨干——指挥组成员,人人自危,甚至总感觉到有人对我们趾高气扬,指指点点,我们只能忍辱负重。
一个铁的事实是,李时忠副营长,在最危急时刻的最关键节点,其站立位置就在我6炮与1炮之间,我连当时是我西线战场最靠前的炮兵阵地,作为伴随先锋连的指挥官,他抵到了一个指挥官所需到达的最靠前位置,他离六炮炮长不超过两三米远,一旦捕捉到目标,就能直接下达射击命令。
李副营长的靠前指挥,体现着149军官那种一上战场就靠前指挥的特征,而反观那些“正确”者们,在决定149命运的关键时刻,你在哪里?你的位置适当吗?
战后,营部小车驾驶员说:“我们教导员打仗不怕死,车一停,他就跑前跑后,没有半点畏惧。”看得出,这位曾经打过阿三的老领导,具有149政工干部的传统风范。
可以肯定地说,与会所有军官中,只有李副营长一个人最了解那场关乎149师命运的、对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特别是西线战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最关键的一发炮弹是怎样打出去的,整个会场,没有第二个人能说出子丑寅卯来。
悲摧的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李副营长,在会场成了孤家寡人。
王正当然知道七连在“七号桥反阻击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否定步兵战友倾尽所能的舍命支持),但李副营长都能够受到众口一词的抵制,且是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这些“理由”,足以毁掉任何一名军人。
为避免撩火烧身,王正在会场只能忍辱负重,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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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1 7: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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