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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路军总部邀请联合抗战 出任晋察冀第5支队司令员

七、八路军总部邀请联合抗战 出任晋察冀第5支队司令员

1937年九十月间,国内政治形势、抗日斗争局面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自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7月中旬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予以实行;同时还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嗣后又经多次协商谈判,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国民政府陆海空作战序列,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在习惯上仍称第八路军,属于第二战区序列。八路军总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总员4.6万人。同时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出版《新华日报》。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而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进程。

八路军总部成立后,正是赵侗创建的国民抗日军发展时期。当时,这支抗日武装显现出鲜明特点。第一,国民抗日军成立之初的主要骨干力量大多是来自东北辽东地区抗日战场上,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搏杀的原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他们有与日军作战的经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虽然由于敌众我寡、后继无援而失利受挫,难以在原地坚持斗争,但他们坚持抗战、收复失地的决心不动摇,一旦时机、条件成熟便又立即组织起来,重新创建抗日武装,这种精神是创建革抗日军的基础和支柱。第二,国民抗日军的战斗人员和领导成员,多系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特别是其中有大量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平、津地区的大、中、小学生,也有北平当地的青年学生、青年农民。队伍成员年轻,成分纯洁,有知识,有见识,易于接受新事物,易于接受军事训练的各种作战技能,因而战斗力很强。第三,国民抗日军创建后,中共北平市委、中共东北特支先后派一批共产党员加入队伍,并把这支队伍与日军作战及发展情况向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进行了汇报,因而引起八路军总部的极大关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叶剑英于1938年7月7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八路军在晋绥冀察的一年》的专题文章,总结自全民抗战开始至1938年7月这一时期,八路军在领导、指挥对日作战时曾指出:“我们的远殖的挺进游击队……有一支到昌平及门头沟一带,迫近北平……”又说:“热河、察哈尔、河北一带的抗日人民,在抗日旗帜之下,英勇斗争着,发展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燕山山上,招来长白之魂”。这里所说的“长白之魂”,即指赵侗在平郊创建的国民抗日军。“长白之魂”的精神,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也有很大的反响。时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魏拯民,在参加1938年5月11日至6月1日召开的第一路军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后,于同年八九月间的一次讲话中说:“就省委领导和第一、第二军的高级干部来说,也都在祈盼着,尽快采取行动,同中央接上关系,要像‘长白之魂’——岫岩的少年铁血军赵侗那样,在长城古北口找到最后的归宿,投进了党中央——娘的怀抱”。

赵侗创建的国民抗日军,是在中国全民抗战的隆隆炮火中发展起来的,影响很大,因而引起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极大关注。八路军总部决定:派总部总政宣传队长吴伟,随营学校赖富、夏青田、钟奇、高岗、马云、赖邦、张连金、王德林等12人,加上北平地下党派出的胡敬一共13人组成一个小队,以吴伟任支队长、赖富任参谋长,携电台一部,去平西一带寻找这支部队。行前,在八路军总部受到总司令朱德接见并对支队人员讲话:指出到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宣传党的主张,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等一些列问题。10月,吴伟小队携带朱德和彭德怀给赵侗的亲笔信到达平西斋堂,将信件交给赵侗,信中大意是:“欣闻将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即率领义勇军抗击日寇,今又在平郊高举义旗,将军振臂一呼,四方义士响应。将军英勇作战,功在国家,人民额首。现在我八路军已开赴华北前线,转战太行,望贵军迅速南下,与我军联系,以便共商抗敌大计……”面对朱德、彭德怀的邀请,赵侗感慨很大。1937年1月,赵侗在《东北义勇军反对内战宣言》中就企盼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团结联合一致对外,并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到西北、华北直接对日作战。八路军总部派出的联络人员到达后,赵侗又认真阅读和研究了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9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化,更为之鼓舞。赵侗认为:“由于中国数十年来的内忧,造成了外患,外患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又促成了今天的大团结……”“这真使我们为中国的统一而庆贺啊!这样可以得到真正的团结了,不只形式上的,而是全国意志的团结。”总之,赵侗对于国共两党实行一致对外抗日感到十分欣慰,也增强了坚持抗日斗争的信心。同时,八路军总部通过吴伟还向赵侗传达了一些信息,其中主要的是关于军费、军火供应问题: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国民政府统一供应军费,每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是60余万元法币,此外还发放一些犒劳费、河防工事费、枪支弹药、服装药品,每月面粉1万袋,大米3000包。这个消息给赵侗一个惊喜。他忆及自己在辽东三角地区坚持数年抗日斗争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缺乏枪支、弹药和粮饷,如今这些要求终于快要实现了。而此时正值11月的初冬季节,严冬即将到来,部队战士身上还穿单衣,急需解决的各种军需物品尚无着落。平西地区土地贫瘠,无法供应日益扩大的抗日部队各种需求。如此时与八路军商谈合作,争取到一定的军需待遇和补给,对国民抗日军坚持抗战极为有利。基于这些认识,赵侗通过吴伟、赖富携带的电台向八路军总部表达了合作抗日的意愿,准备派代表前往八路军总部洽谈。

八路军总部得知赵侗的表态后,在1937年10月25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关于“晋察冀绥的军事部署”的报告中提出,拟将晋察冀军区分为三个军分区,赵侗为其中一个军分区的司令员,具体部署是: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成立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军分区。以五台、定襄、盂县、平山、阜平为中心,为一军分区,以赵尔陆任政委,朱水跟任司令员;以涞源、广灵、灵丘、蔚县、浑源、紫荆关为中心,为一军分区,以杨成武为司令员。保定、卢沟桥以西,以门头沟为中心,为另一军分区,拟以赵(侗)为该区之司令员,以现有之义勇军为基干部队。

11月9日赵侗率部离开斋堂平西根据地西行到蔚县,杨成武、邓华致电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赵同部已到十八盘山,离蔚县约百余里,并派参谋主任吴涤伟,参谋沈爽来西合营……部队的编制:是分总队即团,大队即营,中队即连,分队即排……士兵均有枪,并多余步枪200余。有轻机枪60多挺,弹药平均在100发左右,其武器大部分是冀东保安队的。另缴日军百余支,收中央军百余支……他们主要目的要求补充弹药接济经济。”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收到杨成武的电报后,即日回电:同意国民抗日军开到蔚县并给补充被服、弹药。同时,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毛泽东、洛甫、周恩来,报告晋察冀军区开辟根据地情况:“游击队以五台山为中心,人数约一千五百,枪支一千多;以阜平为中心,人数约一千,枪支八百;以蔚县为中心,人数约一千五百;赵同之国民抗日军千余人,已与杨成武团汇合”。

赵侗得知晋察冀军区同意补给后,遂集结部队西行,留焦若愚、宋元等与八路军总部派来的吴伟小队,在平西坚持地方工作。12月20日,赵侗部来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12月25日,八路军总部批准,国民抗日军编为八路军晋察冀第5支队,赵侗任支队司令员,下辖3个总队,9个大队,1个特务大队。第5支队负责建设和坚持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1938年1月5日,聂荣臻在全军大会上正式宣布。此后,“赵同部”或“赵同支队”频繁出现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领导人来往的电文中。

在赵侗接受八路军总部邀请期间,“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推选赵侗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执行委员,出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1支队司令。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于1937年8月底成立于天津。所以也称“天津自卫会”,是沦陷区最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组织于1937年11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厅批准成为正式抗日团体。

赵侗率国民抗日军离开平西斋堂川以后,焦若愚、胡敬一、吴伟等留在平西坚持地方工作,不久,中共北方局派苏梅、陈群、陈仲三,中共北平市委的刘杰、李光汉、刘慎之、杨春圃等一批共产党员也先后到达斋堂地区。上述一些人员合编一起,于1937年11月底成立“平西游击第1支队”,以吴伟任支队长,胡敬一为党代表,赖富任参谋长。平西游击第1支队最多时达60余人,深入宛平七区、八区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1938年元旦,平西游击第1支队撤出斋堂川返阜平,焦若愚、魏国元等原国民抗日军回第5支队工作,其他人员归编新组建的邓华支队。

赵侗在平西地区举义抗日期间,北平城内的赵侗母亲和3个小妹妹并几位工作人员,负责地下联络站的各项工作。自1934年11月,赵侗母亲率全家6口逃离虎口到北平城内居住,成为铁血军在关内的秘密联络站,以后赵侗进关筹措军火及准备在平西组建国民抗日军过程中,继续从事购买军火和运送出城,收集日军情报,负责城内外联络工作。赵侗和他的战友们称这个家是国民抗日军起义的大本营。当日军侦知国民抗日军在城内有秘密据点后,便进行搜查和缉拿,“有很多汉奸设法危害”日军为了检查和防范赵母的活动,在北京城门增了女警,检查过往的妇女。妙峰山战斗后,敌人在北平城内外搜查更加严厉,于是赵侗的母亲决定带领家人潜出北平南下。当时,赵侗的3个妹妹随东北中学南迁,先后到达河南与湖北交界处鸡公山。1937年10月16日(农历九月十三日)赵侗的父母和赵侗的小弟赵连中先到达鸡公山,把年老体弱的赵侗父亲安置好后,赵侗的母亲一路南下到达武汉。

11月20日,因中日战事紧张,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一部分国家机关首先迁到武汉、长沙办公。一部分国民政府机关到达武汉后,一时间成为抗日活动中心,一大批抗日民众团体和从东北流亡进关的各界爱国抗日人士及大批青年都云集于此。赵侗的母亲到达武汉后,发表了《对于目前局势的几点意见》,向大后方民众宣传坚持抗战,坚定抗日信心,为民族而战的理念,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坚持抗战人士的关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陈调元,在武汉与赵母联系并支持赵母前往河南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武装。陈调元于1935年春受蒋介石之命任华北宣抚使到北平面会宋哲元,传达蒋介石关于在华北的对日政策问题,所以对华北的情况非常了解。1937年11、12月间,河南太行山区民众正在组织“红枪会”等抗日武装,慕名赵侗母子的抗日精神,经陈调元协调,邀请赵母前往点编。1937年底,赵侗的母亲带领流亡武汉的东北青年知识分子汪时生、杜景林、李大川以及女儿赵理仁、赵理勇,从武汉坐火车到郑州,过黄河进入辉县太行山区。这里大约组织了5000余众抗日武装。陈调元正在编制游击队,赵母一行到达这里后民众受到很大鼓舞,陈调元请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委任赵侗为光复军太行山北区总指挥,汪时生任副指挥,指挥部设在辉县北的赵窑,由赵侗的母亲亲自领导。然而,光复军刚刚建立,便遭到日军重兵围堵,赵老太太的女儿赵理仁险些牺牲战场,副指挥汪时生从河南返回武汉后,再组织40多人的队伍北上,一路经受许多困难,于1938年5月到达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与赵侗部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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