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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三、创建新型义勇军成立别动队 正式公开中国少年铁血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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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建新型义勇军成立别动队 正式公开中国少年铁血军(1)

三、创建新型义勇军成立别动队 正式公开中国少年铁血军(1)

赵侗、赵伟入关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召开的义勇军代表会议临行前,在三道虎岭家中,约集白君实、刘壮飞,以及母亲和二哥,商谈辽南地区未来抗战计划。赵侗认为:面对日益猖狂的日军,坚持长久的抗战,建立一支更为纯正的军事武装和组织形式已势在必然。“欲完全完成抗日复土使命,非有新义勇军产生不为功也”。

赵侗将自己的想法向母亲讲述,母亲提出建议:“你们完全可以把秘密发展的部分少年团团员组织起来,成立抗日队伍,只有咱们自己带队伍,才能实现咱们的主张与办法。刚开始人数可能不多,但老话说的好,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咱们的队伍只要有老百姓的真心支持,百折不挠,百难不回,就会壮大起来。至于购买武器的经费你不用担心,咱们可变卖家产。”

母亲的建议和支持立即得到赵侗赞同,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经过一年的抗日斗争,我们完全可以把过去研究义勇军,扶助义勇军的经验转为亲身实践,以新的主张和办法,创建一支以少年团为骨干的“更坚固有力,足以持久”的新型义勇军。刘壮飞、白君实自然是一百个同意,并誓言:“为抗日,抛头颅,英雄归宿;保家园,洒热血,在所不辞。”赵侗的二哥赵连俊更是积极支持,兴奋地说:“还等什么呢?说干就干吧,就从今天开始。”并主动提出,买枪的事就交给他去办,好枪赖枪他一看便知。赵连俊,高小毕业,年少当家,从小便喜欢摆弄火枪,闲暇时上山打野兔、山鸡,练就一手好枪法。如今听说要组织武装,自然是按捺不住,跃跃欲试。英雄所见略同,老少一拍即合。当天夜里,在赵家的长条炕上,赵母带着5名青年,开始研究如何购买枪支弹药、联络乡邻青年等等事宜。赵侗决定:他和赵伟入关的这段时间里,由母亲和二哥赵连俊负责买枪支弹药,刘壮飞和白君实负责招募少年团团员。为了工作方便,刘壮飞和白君实常住赵家。赵母又叮嘱:“既然小日本不让咱们过安稳日子,那咱们就痛痛快快和他们拼上一场。但你们要记住,外国人常常嘲笑咱中国人做事五分钟热血,眼下既然决定成立自己的队伍,就要坚持到底,决不能像有些队伍,小日本讨伐紧了,就插抢不干了,结果是小日本没打到,事情没有成功,让子孙后代蒙羞。”

赵侗、赵伟秘密入关,赵母与二儿子赵连俊即刻奔走凤、岫地区,暗中寻访亲友相邻,了解有关枪支弹药的情报,当时,正是收集枪弹的大好机会。不断遭到义勇军袭击的日军,开始严格控制民间武器,在三角地区下了一道“阎王令”:凡家中私藏的武器,一个月内全部上缴,超过期限,以“马胡子”(土匪)论处。这道“阎王令”告示贴遍了各村镇,曾养过炮手的地主大户,都惶惶然。赵母和赵连俊抓紧时间,冒着生命危险,抢在“阎王令”的期限之前,动员藏有枪弹的地主、炮手将武器弹药交给抗日队伍,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要物给物。买军火有危险,藏枪弹更需谨慎,一旦小日本和大同队发现,不仅会因私藏军火被捕入狱,而且还会株连乡亲,使部队急需的枪支弹药遭受损失。所以赵母将枪支弹药分散藏匿,院里的苞米仓、门前的柴火垛,甚至是夭折的二女儿赵淑琴坟墓都成为赵母藏枪的地点。这项任务需赵家老少总动员,共同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

一天深夜,军官学校的学生团员吴新民、王新华、汪福斗每人都带着已经拆卸的两支步枪和两支手枪,汗流浃背来到赵家。进屋将武器交给赵母后,便转身要走。赵母见三个少年深夜徒步山路而来,劝他们休息一下,吃完饭再走。三位少年说,天亮会被敌人发现,必须连夜赶回去。又叮嘱:“老妈妈,今夜一定设法把这些枪找个安全地方插起来,千万不能放在家里,以防不测。”赵母点点头,从炕柜底下拿出女儿们捡拾的板栗,装在他们各自的衣兜里,叮嘱他们一路小心,送他们从赵家后院墙头跳出去,直奔山路。这一天,恰好赶上赵连俊去外地联络购买枪支未归,赵老太爷身体欠佳,深更半夜到山里去藏枪多有不便,而且家里也需要有人照看。于是赵母叫醒已熟睡的女儿——15岁的赵理仁、12岁的赵理勇、9岁的赵理智,将已经拆卸好的枪支,装进四个大小不等的包裹,按照女儿们的年龄大小,每人各背一个,跳出后窗,爬过院墙头,踏上去往后山的茅草小路。一个小时过去,母女四人悄然来到南山沟的尽头,那里是赵母夭折二女儿赵淑琴的孤坟。赵母弯下身子,用手轻轻地把二女儿坟前扒开,悄声念叨:“淑琴呐,这些东西你给讷讷(满族语言,妈妈的意思)好好看着,千万不要被小日本发现了。”边叨咕,边把枪支零件放进棺材里,然后,用土坯原样覆盖。第二天天蒙蒙亮,赵母又挎着元宝筐,装些烧纸和供品,以上坟的名义,又带着女儿们到坟地去查看。摆上供品,点燃烧纸后,再把昨夜没有整理好的草坯重新收拾一遍,又叮嘱二女儿说:“淑琴呐,你一定要帮讷讷打小日本啊,等打倒了小日本,讷讷再把你的坟重新修好。”就这样,由赵母、赵连俊、刘壮飞、白君实共同努力,于1933年2月初,在赵侗家里产生拥有长短枪29支,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约30人的抗日武装。

赵侗、赵伟返回岫岩,赵母立即通知刘壮飞、白君实、赵连俊回到赵家,共同讨论新成立队伍的名称、纲领、组织、纪律、训练、服装等等。决定部队暂定名“东北抗日救国军”别动队,简称“别动队”,部队所需经费由发起人各自赞助1000元小洋钱。

4月14日,日本独立守备队井上司令官再次下达“讨伐”令,调集日军独立守备队板津支队、羽山大队、兼石大队,以及伪辽河警备区王殿忠两个营,凤城、安东、庄河各县伪警察大队,共8000余兵力,对三角地区进行第二次大“讨伐”。刘景文部为避开日伪军主力袭击,带部队向岫岩和庄河交界处转移,途中多次遭遇日伪军袭击,伤亡惨重,弹药罄尽。刘景文曾陷入敌阵,几遭不测,部队大量减员,士兵疲惫不堪,只剩下500人左右。邓铁梅、苗可秀面对日伪军又一次的重兵“讨伐”,率将士转移到老平顶山一带,利用山林与敌周旋,日军紧追不舍,邓铁梅发布命令:部队分头突围,各自游击于山林。苗可秀带领20余军官学校二期学员安全突围后,面临日后何去何从的抉择。数月的战斗生活,苗可秀对旧军队日益显露出来的弱点深感忧虑,也已产生另建一支新型义勇军的想法。此时,苗可秀得知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正在组织抗日武装,十分高兴。着眼于未来抗战,于是苗可秀决定,与赵侗组建的别动队汇合,4月20日,苗可秀带领20余名学员来到哨子河三道虎岭,加入了别动队。至此,别动队逐渐扩大到近百人,刘天福任大队长,刘壮飞、白君实任副大队长。

赵侗的母亲见苗可秀安然归来,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因为当时风声很紧,日寇用飞机撒传单,离间邓铁梅和苗可秀的关系。煞有介事的说:邓铁梅要除掉苗可秀。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等虽然不相信传单谣言,但还是有些担心,因为邓铁梅已隐于山林农家,与其联络几近中断。

1933年4月下旬,赵侗与苗可秀、赵伟、白君实、刘壮飞在岫岩红旗沟赵侗的大舅洪文秀家召开非常时期会议,史称“红旗沟会议”,分析了三角地区各部抗日义勇军失利、瓦解和牺牲的教训,探讨如何纯正义勇军组织,使其更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强大的战斗性,以适应民众抗日之需。

会议认为:“今日之抗日图存,端在实践。义勇军是当仁不让,义勇军为之武装集团。代表真正民意,尽忠神圣天职,为大众生存而斗争,为民族荣誉而牺牲。吾等誓必效命于其旗帜之下,虽然牺牲,亦必影响他人,复如吾等之继续先烈,决不顾虑暂时之力微,相信星火可以燎原”。

会议决定开展“新义勇军运动”:

一、革新组织,争取武装,开始新活动;

二、将“学生团”改组为“青年劲斗团”简称“劲斗团”,组织纪律,绝对严格化;

三、“抗日救国会”改组为“抗日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作为广泛联合各部义勇军组织;

四、苗可秀去关内争取援助,限期一年;

五、赵侗、赵伟负责政治工作,推动军事;

六、正式公开别动队,刘壮飞任大队长,白君实任副大队长。

红旗沟会议后,苗可秀潜往北平,将“红旗沟会议”研究的“三角地区坚持抗战计划”送交救国会,并请求武器弹药和资金援助。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则在凤、岫地区“用心研究军事行动,考察地理人情,结交敢死之士”,全力壮大自己的“理想之武装”。

经过数月的努力,别动队活动范围,由成立之初“仅能在岫岩三区五六两村活动,渐向第四区、第五区、第一区、凤四区,凤六区活动,至当年冬底,别动队有六区可以活动”,很快在日伪军和大股土匪的威胁下斗争出来,取得与各部抗日武装的平等地位。同时,向各部义勇军公开通报别动队的武装性质,以免出现误伤。

一年的时间里,别动队与日伪军战斗30余次,虽然牺牲了王起山、赵庆桂、时常胜等16名队员,但展现了别动队在对日伪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赵侗在《东北义勇军》中写道:“别动队是吾等理想化军队,组织、训练、服装、纪律、年龄均极可观,所以有大学队、模范队之称,各部义勇军及民众,均怀着好感与热烈之爱。”

7月中旬,青纱帐再起,义勇军各部利用自然条件掩护,又活跃在山林之间,“你来我走,避重就轻,乘虚而攻”,使得处在明处固守乡镇的日伪军防不胜防,一夕数惊,每日如临大敌。于是,伪奉天警备司令部再次调动军队,对三角地区进行第三次大“讨伐”,直至11月,日军主力相继撤出三角地区。

日军接连的三次“讨伐”,历时将近一年时间,义勇军连遭重创,抗日斗争进入残酷阶段,处境极度艰苦,军火得不到补充,士兵伤亡十之五六。部队得不到休整,伤员得不到医治,一天转移几个地点,多在山林露营。进入冬季,处境更加艰难,部队大量减员。邓铁梅余部:汪晓东旅尚存100人,赵庆吉第17团约80人,周福海团约60人,沈廷辅学生队约30余人,邓铁梅卫队约60人,总计自卫军尚存武装战士约600人。刘景文部在庄河夹皮沟战斗失利后,主力部队仅剩300余人,分散的队伍化为小股,难以收拢,刘景文无法统一指挥,遂将部队托交给任福祥,自带亲兵隐藏于乡间。1934年l月,只身化装经营口去北平,后回河北原籍。李春润在第三次大讨伐中壮烈牺牲,李春光赴关内寻找抗日途径,其余部由阎升堂、敖锡山、何铁男率领300余将士,继续活动。

面对更加严峻的抗日形势,1934年2月1日,赵侗与北平归来的苗可秀以及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王越、唐广学、史绍迁、王青山、盛梅五、赵恩泽、孙学文、李春生、张万君、黄铁侠、卜福庆、周福海、于德琛等18人,在别动队成立一周年之际,于三道虎岭赵家南山坡松林空地召开军事会议,史称“三道虎岭会议”,总结分析一年来的抗日斗争,认为:面对抗日低潮,“一方面建立基本武装部队,号召知识青年参加武装工作;一方面联合各大部义勇军的余部,协助其继续奋斗;一方面组织国民同心会,建立民运基础。”

会议决定改组“别动队”,正式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改组“劲斗团”为“少年团”,“同盟会”为“同心会”,使得这两个组织,成为推动铁血军壮大发展的最有效动力。

“劲斗团”(学生团)改组为“中国少年铁血团”(简称少年团),宗旨是:“用黑铁赤血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

“同盟会”(抗日救国会)改组为“抗日同心会”(简称同心会),宗旨是:“扩大和巩固抗日阵线,宣传国家民族观念,增强抗日军威力。”

“别动队”正式命名为“中国少年铁血军”(简称铁血军),铁血军是公开武装,是少年团在军事上的组织。其宗旨与少年团一致。苗可秀在《少年团入团须知》中解释:铁血精神就是尚武、牺牲的精神,全民革命。铁血军口号是:爱护老百姓,唤醒伪国军,团结义勇队,打倒日本人。

会议公选苗可秀为少年团总裁,兼任同心会会长、铁血军总司令;赵侗为少年团团务股总干事,兼任铁血军参谋长;赵伟任总务股主任;白君实任特务股主任;孙学文为宣传股主任;王越为同心会领路师。刘壮飞、白君实、盛梅五分任铁血军第1、2、3大队队长。

铁血军、少年团、同心会,是三位一体的新抗日组织,苗可秀解释为:“为统一计划,整齐步骤,取三位一体——少年团、铁血军、同心会,俾得相辅而成,不致凌乱。”铁血军的特点是知识青年多。一是大专院校学生。如,苗可秀、赵侗、赵伟、梁大光、白福田、史绍迁、唐广学、王靖国、曹大元等。二是中专学生和当地青年老师。如,刘壮飞、白君实、盛梅五、邱蔚然、阎广富等。三是村镇高小在读少年,如,吴新民、王新华、汪福斗、赵恩泽等。因而,凤、岫民众称铁血军为“学生军铁血军十分重视军人素质的培养,经常举办干部训练班、演说会、座谈会、辩论会、识字班等,由苗可秀、赵侗、赵伟等主讲或主持,每三四日必进行一次。会所常设在山林草地树下或乡村小学校内。铁血军将军纪纳入首要位置,内部明确规定“以服从耐苦为最高之美德”,“铁血军之薪饷,不得各自向地方捐绑抢掠,不得习用胡匪密语”,“不得弹唱其他淫词歌曲,有伤风化。食宿不能不就便于百姓,但须发给餐金”。正因铁血军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当地民众又称之为“大姑娘队”,以称道此队伍有如大姑娘一样,文明礼貌之意。

三道虎岭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鉴于当时三角抗区义勇军对敌作战失利,部队瓦解的艰难时刻,这次会议所决定重大事项,是为挽救三角抗区对敌斗争失利形势,重振抗日斗争决心的一种尝试,鉴于辽东三角地区和辽南一带各部抗日义勇军实力受挫的形势,赵侗、苗可秀等人认为,义勇军遭受挫折和严重损失,其客观原因固然是因为当时总的敌我斗争形势,敌人力量强大,而义勇军在极度艰难困境中粮饷、弹药严重缺乏所致;但在主观上义勇军各部领导人多系旧官吏、旧军人出身,他们自身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义勇军部队成分复杂,部队纪律欠佳,部队人员多而不精,群众基础不够深厚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会议重点是改组抗日部队组织结构,纯正义勇军组织,使义勇军组织更加紧密,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组织和公开中国少年铁血军有一个过程,早在1932年春节前,赵侗从北平回到家乡岫岩后,组织成立的学生团、救国会、在邓铁梅部成立的军官学校,以及创建新型义勇军成立的别动队,都为中国少年铁血军公开奠定了基础。但当时铁血军仍然在邓部内活动,没有对外公开旗号。1934年春,邓部所余总员不多,且分散活动,化整为零,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少年铁血军的公开亮相,对抗日军民是一种极大鼓舞,也引起日伪政权惊恐和不安,把铁血军视为当局大患。

中国少年铁血军的番号对外公开后,日伪政权经多方侦查,大体上知道其创建基地可能在岫岩县境赵家堡子一带,便对这一地区进行搜查。1934年2月19日中午,日本守备队闯进赵家堡子,从村头开始逐户搜查“违禁武器”。当搜查到赵侗的族叔赵英景家中时,发现柜中有一把小学生用的裁纸刀和一把杀猪尖刀,便认定是反满抗日的凶器,把正在街上聊天的赵英景、赵连忱、赵连勇、赵连文、赵连勤等5位赵氏族亲,以密谋反满抗日之罪逮捕,五花大绑押到赵家堡子附近三道河背阴汀大岗上的树林里,逼问铁血军的情况,追问铁血军领导人是谁?他们在什么地方?赵英景等人都读过私塾,知书达理、民族意识强,爱国情深,十分痛恨日本的侵略,而且又与赵侗同族关系密切。因此,敌人逼问都拒而不答。日守备队指导官命令日本士兵列成一排,端起刺刀将赵英景等五人乱刀刺杀,造成赵家堡子第一桩大血案。敌人的残暴,并没有吓到赵家堡子乡亲,他们与日本鬼子结下深仇大恨,成为铁血军最坚决支持者。当年赵家堡子有本族49户,前后有20多人参加了铁血军,没有直接参加铁血军的,有很多人也是掩护铁血军的地下联络员。抗日战争中赵氏家族先后28人被日军杀害,加之战场牺牲的铁血军将领赵伟、赵恩泽等,计30余人。30余户的家屋、财产被日军烧毁,但没有一人屈膝投降。日军19日的这次搜查,由于没有掌握准确情报,未对赵侗家进行搜查,有几个原因。一是赵侗、赵伟从北平返回岫岩后,早已把在家时用的赵连秀改称赵同,除了家人和几个核心人物外,很少有人知道赵连秀就是赵同。二是赵侗在邓部时担任与各部义勇军联络工作,后来组织别动队、劲斗团及创建铁血团的工作都是秘密状态下进行,没有引起外界注意。三是赵侗家住处较为偏僻、隐蔽。他家虽然属赵家堡子,但不在堡子内,而是住在赵家堡子以西的三道虎岭下,据堡子有五六里。这里只住有赵家和地户,赵侗、苗可秀到赵家吃饭或休息都是在晚上或深夜,很难为外人发现。所以这次发生的赵家堡子血案没有直接牵扯到赵侗家。

赵家堡子血案后,在三角地区引起很大震惊,日军一次刺杀5人加强了统治的震慑力,但并没有查清铁血军的具体情形,更未搜捕到铁血军领导人,于是更加严密侦查。铁血军的创建深得民心,受到群众的保护,只有少数汉奸和亲日伪的走狗为日伪政权效力。一个月后敌人得知铁血军的主要创建者赵侗,是住在三道虎岭下赵英德与赵老太太洪文国之子,因此在 3月21日(农历二月初七),采取搜捕行动。当日深夜,赵侗与苗可秀、赵伟回到赵家,被附近设哨的汉奸察觉,立即报告岫岩日军守备队。次日凌晨一点左右,日军闯进赵家院子,直奔屋内。幸而,苗可秀、赵侗、赵伟已经离去,日兵四处查找,没发现可疑之人。守备队指导官恼怒,问躲在暗处的汉奸:“你真的看见赵侗回来了?”汉奸说:“我确实看到赵侗回来了,他家的烟筒刚刚还冒烟呢。”日兵再到每个房间、角落仔细搜捕,又把赵氏老小和两家佃户,近30口人全部赶到院子空地上,用刺刀对准胸膛。守备队指导官逼问赵侗的母亲:“你不说赵侗在哪里,房子烧掉,统统杀头。”赵母回答:“你们手中有枪,要杀就杀吧。”僵持了一段时间,守备队指导官命令日兵将赵家老少赶出大院,然后拎着火油筒,闯进每个屋里,卷起炕席,连同猪圈、牛棚、苞米仓,全部倒上火油,放火点燃。顷刻间,院子里腾起大火,烈火浓烟中,鸡飞狗跳,几十头牛和30多口猪,在呛人的浓烟中,冲出圈门,四处逃窜,跑得慢的被日本兵一刀扎死,或被呛死在圈里,惨叫声划破夜空。守备队指导官又命令日兵,端起刺刀逼住赵家老幼胸膛,再次威胁:“你们再不说,没有房子,没饭吃,没衣服穿,统统死了。”赵家人和佃户们沉默不语。正这时,翻译在日本指导官耳边低语,日本指导官随后命令士兵向左转,列成纵队,迅速向西山方向开去。

赵母的心悬了起来,日本鬼子开拔的方向是一岭之隔的孤家子,那里是赵侗的岳父刘海江家,听赵侗说,刘壮飞、白君实带着队伍正在刘家大院休息。急中生智,赵母看着那燃烧的大火,想起了正月十五剩下的的零散鞭炮,遂冲进院子,在房山墙酱缸旁找到为避免意外放在那里油纸包裹的鞭炮。然后,走到苞米仓子前,扔进散落地上正燃烧的苞米堆中,鞭炮声随之响起,清脆响亮,极似抢弹出膛的声音。果然不出赵母所料,西山岗上的急行日军听到疑似枪炮声,立即停下脚步,紧接着快步调头返回,向着赵家大院猛扑过来,直奔赵母面前。日军指导官嚎叫:“你们的统统地死了,死了地!”汉奸翻译逼问赵母,枪弹的响声从哪里来,是私藏的弹药引爆?还是暗藏的铁血军开枪?赵母不作直接回答,小步慢走,来到苞米仓子,抓一把带着鞭炮红纸屑的焦糊苞米,不紧不慢的向翻译官解释,是过年剩下的放在苞米仓子的炮仗被烧着了。汉奸翻译不敢独自断定,带着赵母来到日军指导官面前,又解释一番,日本指导官疑虑,亲自到烧塌的苞米仓子前仔细查看,此时恰有几个鞭炮又触火爆响,指导官紧张神情这才松弛下来,一语不发,又带着着守备队匆匆开向西山。

正是这鞭炮吸引了日军守备队的返回,为住宿在刘家大院的铁血军官兵争取到撤离时间。刘壮飞派出的哨兵发现三道虎岭的火光,又听到了鞭炮的爆炸声,迅速返回刘家大院报信,苗可秀、赵侗等迅速带着战友并刘家老少离去,进入深山老林。事后得知,日本守备队跑了一夜也没见到铁血军的影子,一怒之下,又把赵侗岳父的房子家俬一把火烧个倾尽。万幸的是,刘家老少随铁血军撤离,无人被抓捕枪杀。

赵家的大火从黎明一直烧到深夜,16间大草房火舌狂卷,浓烟滚滚,东西厢房和南门房彻底坍塌,只有5间正房剩下残墙断壁。事后有人劝说赵侗的母亲:“一个妇道人家抗什么日,还是带着老爷子,小儿女逃难吧?有你三儿子抗日就够了,哪有一家子人倾家荡产抗日的?总得留条根吧。”乡亲们的善意劝告,对于赵家来说固然很重要,但赵侗父母认为:遭受损失是小家利益,抗日是国家民族利益,不牺牲个人利益安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再说了,故土难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弃家而逃。有一点生存条件,还要艰难支撑下去,还要种地、打粮食,支援铁血军,支持老三抗日。决心已定,开始行动,赵侗父母率家人在乡邻的帮助下草草收拾了残存的5间正房,继续在三道虎岭下生活,并准备随时应对日军的搜查,甚至逮捕。

铁血军正式公开后,必须制定一套行动方针,在1934年3月末,于红旗沟又召开一次会议,铁血军主要领导人苗可秀、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王越等人参加。在会上大家研究后认为,铁血军主要任务是以武装力量打击侵略者,但单纯的军事手段还不够,必须发动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以揭露侵略者的罪行。进一步发动民众,唤醒伪军孤立汉奸,把民众的抗日决心充分调动起来,坚定抗日必胜信心。

会议决定:在赵家堡子小学设秘密印刷厂。赵侗和苗可秀在赵家废墟研究编写抗日宣传材料,同时与赵伟组织王越、孙学文、赵永正、赵恩吉、赵醒东、赵明儒等少年团团员,以及赵家堡子小学生,进行油印、校对、装订等工作。赵侗的母亲利用赵家堡子小学校董的身份,联络购买油印机、油墨、纸张等。刘壮飞、白君实率铁血军,收编三角地区义勇军残部,收集枪支弹药。

第二次红旗沟会议结束后,赵侗父母简单收拾好尚未烧毁的正屋,做为赵侗和苗可秀、赵伟等进行写作和研究抗日工作的秘密地点。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敌人万万想不到在被烧的废墟里竟然是铁血军总司令的指挥部。然后,赵侗的母亲与刘全一潜行岫岩、孤山等地联络购买油印机,经过多日奔波,在岫岩中学购买一台,又通过赵侗的姑姑在大孤山借一台。油印机是日伪当局认定的违禁品,赵母不敢委托他人,一人装扮成串亲的老太太,将油印机拆卸藏在篮子里,往返五六十里地,分几次背回家中。

一切准备就绪,赵侗在赵家堡子小学建立秘密印刷厂,安排小学生们担负起装订任务。这些小学生大多数是赵姓族亲,其中有赵侗的3个妹妹赵理仁、赵理勇、赵理智,被日军残杀的五位族亲子女,他们对日本侵略者有刻骨的仇恨,对铁血军分派下来的抗日任务最为用心。他们争先恐后,抢着完成赵连周老师布置的装订任务。赵侗还利用课闲时间,教学生们唱自己改编的抗日歌曲,以培养学生们爱国情操,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

抗日老人吴庚甲撰文回忆:赵侗利用伪满洲国歌的音调,把伪国歌加以改动,反其意而行之,编成“东北丧亡歌”,并在三角抗区的小学亲自教唱。后来在1936年,一度传播到凤城师范学校,影响颇广。而且,当时被捕的抗日嫌疑犯人,在日寇宪兵队、守备队监押中,天天歌唱“东北丧亡歌”。日兵对伪满中国歌,只知其调,不懂其词,日寇认为是唱满洲国歌,不加制止,因而被监押者利用日兵不懂汉文,此唱彼和,抒发感愤。

东北丧亡歌:“中国地,有了古满洲,古满洲变成是非地。顶天立地惟苦惟忧。造成伪国家,不是亲爱,却是怨仇。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总加十倍,也难自由。重烧杀,尚祸殃,使我休囚。国已破,家已亡,此外何有?近之则与朝鲜同化,远之则与印度同流。”

就在宣传品印刷装订紧张顺利进行时,日本守备队得到汉奸密报,突袭赵家堡子。4月下旬,山上放牛和田间劳作的岗哨赶到学校报告:“岫岩方向开过来一队黄压压的鬼子兵,已经过了三道虎岭,马上就到赵家堡子了。”赵侗等迅速隐藏印刷设备,学校师生们急忙将桌面上的印刷品藏匿,然后拿出语文书高声朗读起来。

日军很快出现在学校大门外,守备队指导官刚进门,便哇啦哇啦讲起来,翻译官对赵连周说:“指导官说,皇军现在是途中休息,你该上课就上课,皇军不耽误学生念书。”赵连周悬着的心稍稍落下,对学生们说:“皇军在这里休息,你们就不要朗读了,拿出算数本做算数题。”于是,全班学生拿出算草本,安安静静做题。一会儿,守备队指导官拿出几盒糖果,让勤务兵撕开包装,一把把撒向学生桌子上,叫小学生们吃。学生们都牢记着赵老太太和赵侗的话:不买鬼子东西,不贪他们便宜,不受他们拉拢,不受他们欺骗。所以,谁也不抬眼看,更不伸手接,依然聚精会神写作业。守备队指导官不知就里,又从勤务兵背包里取出更多的糖果撒来,全班学生依然全神贯注写作业,谁也不吃。

守备队指导官见贿赂不成,暴露真意,诱骗身边的学生,叫学生们说有没有义勇军?学生们仍像没听见似的。日本指导官尴尬无奈,掉头对翻译哇啦好长时间,随后翻译对赵连周说:“皇军称赞这些小孩很用心读书,守纪律,不贪吃,很有教养。”守备队指导官又称赞赵连周:“你教小孩子的很听话,要好好教他们学习我们大日本的话。”随后,悻悻离开学校,在堡子里挨家逐户地转了一圈,一无所获离开赵家堡子。赵连周老师送走了日本守备队后,与学生们一同把日军留下的糖果收到一起,全部丢到灶坑里烧掉。暗中埋伏以防意外的赵侗、赵伟等走进教室,连连称赞小学生们是“抗日小英雄”。

5月底,抗日宣传材料全部印完,大体分为四部分:普通宣传用书:《我们为什么作义勇军的运动》、《新义勇军谈话》、《救国浅说》等;新编鼓词:《冤魂托梦》、《忠魂升天》、《汉奸叹十声》、《灯下劝夫》、《现代英雄》等;训练铁血军人用书:《中国少年铁军口号问答》、《义勇军常识》、《军事术语》、《模范军人》等;训练少年团员用书:《中国少年团入团须知》、《少年团口号问答》等,每种五百本。同时,还印刷了大批的宣传单和标语。随后,赵侗和赵伟立即组织人员到三角地区各地散发。赵老太太和儿媳刘全一则带领乡邻妇女,利用妇女、老人不引人注意的优势,通过亲友,混进日伪军控制地区,发放宣传品。安东、宽甸、桓仁、新宾、海城、辽阳、营口各县,广为传播。

抗日宣传品的攻势很快收到效果,有些伪军开始转变,对日本人阳奉阴违,暗中支持铁血军。诸如:驻防的哨子河的伪军靖安游击队营长王宜生,在哨子河泡子沿小学,曾多次与苗可秀、赵侗秘密相会,表示支持铁血军抗日,以后以围剿的名义,与铁血军发生战斗,暗中给铁血军许多弹药。 开展“标语运动”取得极好成效,与此同时,赵侗与苗可秀、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率领铁血军与日伪军开始正面战斗:

1934年4月一天,苗可秀、赵侗、刘壮飞,率领第1、2大队,黑夜与日军相遇于凤城沙里寨,激战2小时,日军伤亡10余名。

5月,苗可秀、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率部第1、2大队,在凤城县西部大岔沟,与日军500余众激战半日,日军伤亡20余人,内有中尉连副1名。

6月,苗可秀、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盛梅五率领第1、2、3大队,在任家堡子(现本溪境内)与日军400余相遇,相战3小时,敌人伤亡9人,内有少尉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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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18 0: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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