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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勿忘国耻——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与清和俄两国的两次战争中获得了令其疯狂的战争利益,从大清国获得战争赔款2.3亿两白银,从俄国得到了相当于本土面积76%的殖民地,助其国力越来越强,成为十足的战争爆发户,同时早已形成的军国主义扩张意识开始无限制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德国宣战,在山东半岛迫使负责防卫的德军5000人投降。战后,日本侵占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中国胶州湾及山东半岛并获得委托管理原德属太平洋部分殖民岛屿。即现在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三个地区凯瑟威尔海尔姆斯群岛、俾斯麦群岛和德属所罗门群岛,以及位于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和帕劳群岛(现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里亚纳群岛和萨摩亚等地。1914-1919年,日本企业实缴资本金额从22.18亿日元增加到61.23亿日元,工业生产力增加4倍以上。它的实际工业产量增加1.8倍,出现了以出口工业为中心的新建扩建企业高潮。造船工业1914年建造79艘,计8.2万吨,1918年激增至443艘,计54.05万吨,从战前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日本的经济改革高速发展,政治变革却一再拖延,因此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一个带有军事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帝国。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解散了4个二等师团,保留了一等师团7个,二等师团10个,共计17个师团组成了日本的常备师团。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7.3亿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如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1931年,这些组织在日本经济陷入极端困难境地的时刻,认为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时机已经成熟。为转移国民视线,缓和国内矛盾,既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又符合日本大陆政策的国策,所以这些激进的军人认为战争已经势在必行了。

有了日本国内这些蠢蠢欲动的军人团体存在,就等于埋下了战争的火种。中村事件被报界大肆渲染之后,7月7日,日本外相币原电示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就“中村事件”及“万宝山事件”向中国施压。“万宝山事件”是1931年4月1日开始的,原因是与日本和朝鲜浪人合资经营的长农稻田公司经理、华人郝永德向吉林德惠市万宝镇农民租地欲种水稻,约定合同生效须在当地政府批准后。但未待政府批准合同,郝永德即组织朝鲜农民筑坝引水,与当地农民发生争执。7月1日,日本武警向正在拆除朝鲜人所修水坝等工程的当地农民开枪,打死数人,打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林久治郎本来就一贯主张对华施行高压外交,于是按照首相指示亲拟抗议书,先后前往辽宁和吉林两省政府提出抗议。前后月余,隔三岔五要求惩办元凶的事件处理结果。有了这两个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日本军中好战分子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同时对关东军内部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之前回到日本后的永田铁山应石原莞尔的请求,从日本国内运送了两门二十四吋口径的攻城巨炮给沈阳日本守备队,于七月间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和相距不远的奉天飞机场,准备在发动武力时轰击中国军营及飞机场。总之,日本政府和军部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已定,并设计了各种“突发事件”,从而引发军事冲突到侵略中国的方案。如今,两个期待已久的“突发事件”摆在了急不可耐的日本人面前,埋藏已久的“火种”被迅即点燃了!一向自以为是的石原莞尔按照他自己策划的办法,炸断离沈阳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制造了被部分史学家称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点的“九·一八事变”,战争之火腾空而起,并迅速向整个东北大地蔓延开来。

8月初日本军界做了例行人事调整,本庄繁中将从第十师团长位置上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此番调整之后,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这一条线就都是由主张执行满蒙计划的激进分子把持着,板垣和石原等人期待的军事行动的组织保证已经到位。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开始进行针对偷袭沈阳城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在多次真枪实弹的演习中,关东军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进攻东北的有效准备。谁料,日本关东军的频繁军演首先引起了林久治郎总领事的注意,他月9月15日秘密致电币原外相,称关东军不仅忙于军演,而且部队也在集结和提取弹药和武器,疑为近期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币原外相接到电报立即与陆相南次郎进行沟通,他强调关东军的所为是在破坏既定的协调外交政策,请南次郎予以制止。随后币原又将此事向有关人士通报。日本高层、元老和天皇感到不安,天皇裕仁敕令陆相南次郎去制止关东军的不轨图谋。南次郎本是满蒙计划的积极推进派,当然他不愿意出面阻止关东军。于是他借故关东军属参谋本部调遣,把说服关东军的大事推给了参谋本部。在这部门辗转期间,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关东军已经得知了东京方面的主张。参谋本部无法再踢皮球,只得奉天皇旨意,派建川美次少将前去“阻止”关东军的跃跃欲试。建川美次算得上是关东军中的老阴谋家,也是日本陆军中的骨干分子。他曾任驻北京武官,实际上是河本大作密谋炸死张作霖、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幕后策划之一。建川在到奉天之前,将此信息透露给了日本陆军大学教官桥本欣五郎中佐。桥本欣五郎是日本少壮派军国主义分子中的核心人物,他得知此信后,马上发急电,把消息传达给板垣征四郎,建议其提前行动。建川美次少将9月18日下午7时如期到达奉天时,板垣征四郎奉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前往火车站迎接。“旅途劳累”的建川被安排进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盛情招待之中,身高不足150CM的建川美次少将不胜酒力,醉得一塌糊涂,公事只好第二天再谈。建川少将这一“醉酒”,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便赢得了机会,两人密谋将原定于9月28日实行的计划提前到9月18日。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驻沈阳北部郊区虎石台乡的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巨大的爆炸声划破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沉寂的夜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诈称是东北军破坏铁路。随后,日军以其惯用的突然袭击方式向北大营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拉开了日军疯狂侵占东北,进而全面侵华,最后升级为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战争带给中国人民及战火波及到的各国的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和破坏难以想象,日本军队犯下的战争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500多人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北大营驻军是东北边防军第七步兵旅,兵力约万人,算是东北边防军的王牌,可惜事发当晚王以哲旅长不在营地。闻听枪声大作,官兵们携枪带炮准备应战。混乱之中,旅参谋长赵镇藩接到东北边防军参谋总长荣臻打电话来询问发生了何事。赵镇藩边扼要进行报告,边匆忙布置应战。荣臻那边听到赵的军事布置,急忙喝令赵镇藩不予应战。赵又报告说,日军已经杀红了眼,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手榴弹到处乱飞,不应战弟兄们就没活路了。荣臻这边赶紧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此时张学良正在同英国公使一起看京剧。荣臻记起张学良之前派身边副官李济川专程回沈阳传达张学良不许与日军冲突的训令,便拿起电话命令赵镇藩不得应战,撤!第七旅官兵且战且撤,只有少数尚未接到撤退命令的官兵进行了真正意义的抵抗。5时50分,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北方向的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第二师团步兵第2旅第29联队从沈阳南面猛烈攻击沈阳督军公署。清晨6点,日军控制了沈阳的政府机构、警察局和通讯设施。石原莞尔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听到战报长出了一口气,他的豪赌赢了!紧忙向本庄繁报告,请求允许驻扎在各地的关东军驰援沈阳。其实,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计划由于本庄繁刚刚到任并不知晓,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一直将他蒙在鼓里。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开始进攻北大营了他才接到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岛本正一大队长的电报。石原莞尔汇报时,将柳条湖爆炸现场拍下的穿有东北军军服被击毙者的照片呈给本庄繁看,本庄繁并不知这些照片是石原等人栽赃所为。也并不十分相信东北军有炸毁铁路的勇气。但战事已开,也就不得已而为之了。他不但同意了石原的计划,还亲自打电话给林铣十郎请求增援关东军。林铣接到电话后立即命令所属第20师团组成兵力约4000人的第39临时混成旅,将该混成旅集结在与中国丹东市只有一江之隔的朝鲜新义州市待命出征。9月19日凌晨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奉天的进攻部队;独立守备队第3大队进攻营口、第4大队进攻丹东凤城县和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大队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护路军兵营、南岭大营的东北军炮兵团阵地等。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19日下午,长春陷落。守卫长春的吉长警备司令兼第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和团长马锡麟,按照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的指示,率领300名官兵不战而撤往长春东南的双阳县境内。

9月21日,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这样,关东军只用了不到4天的时间,又占领了铁岭、开原、四平街、公主岭、敦化、蛟河、洮南、巨流河和新民等地,连同19日前占领的城镇,一共三十余城。所占区域中吉林境内北部最远到达现吉林白城市的洮南,南部到达吉林市下属的蛟河,辽宁境内从西到沈阳市西部的新民县,南到大连市,北到与吉林四平街相邻的铁岭,东到丹东市。

关东军本是负责防卫“关东州”与保护南满铁路沿线。所谓南满铁路线是起自吉林省长春,止于辽宁省大连市。日本关东军能够在几天的时间里占领三十余城,首先得益于日本关东军部队分别驻扎在南满铁路经过的城镇,其次又占有铁路运输的交通优势,可以迅速的将机动部队运至目的地;第三点是充分的自信和军队官兵的超强战斗素质。东北保安军的溃败原因,首先是不抵抗的作战心理;其次是对日本政治和军队之间复杂变换的制约关系未做深入的研究;第三是对先后发生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可能引发的后果重视不够,根本未采取任何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工作。第四是掌握国家军政大权和掌控东北控制权的两个关键人物蒋介石和张学良对于事件的处理愚蠢透顶所致。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时,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第二师团只有1.04万余人,另外有预备役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其兵力部署如下:

第2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驻辽宁省辽阳市。驻扎在辽阳的日军部队为:步兵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率领的步兵第16联队;

步兵第29联队、独立守备第2大队、在乡军人(预备役)总部:驻辽宁省沈阳市;

特务警察队,驻辽宁省大连市;

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宪兵队、旅顺要塞司令部、步兵第30联队、重炮兵大队:驻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区;

工兵第2中队、独立守备第5大队:驻辽宁省铁岭市;

独立守备第3大队:驻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镇;

独立守备第6大队:驻辽宁省鞍山市;

野炮兵第2联队:驻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县;

独立守备第4大队:驻辽宁省本溪市连山关镇;

步兵第3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率步兵第4联队,驻吉林省长春市;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骑兵第2联队、独立守备第1大队:驻吉林省公主岭市;

而驻扎在东北的国民政府东北军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部署为:

辽宁驻军: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黄显声的公安总队(由原第20师改编)、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驻沈阳市;

独立第12旅张廷枢部,驻锦州市锦县(现凌海市);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沟帮子镇;

吉林驻军:

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现吉林省双辽市区);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县;

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吉林省长春市;

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驻吉林省吉林市;

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驻吉林省长春市;

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

省防第2旅王绍南部,驻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县;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省吉林市;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省吉林市;

黑龙江驻军:

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独立第28旅丁超部,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独立第22旅苏德臣部,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县;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

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

独立第24旅李杜部,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

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驻黑龙江省绥化市;

独立第21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县;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和拜泉县;

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珊部,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安镇(依安县);

内蒙古驻军:

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驻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所属满洲里市;

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驻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县;

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索伦镇;

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内蒙古通辽市;

尽管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因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命令或者其他原因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这也是日军能快速攻城略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东北军大部撤向锦州,其余被打散的部队成为了后来的抗日义勇军。日军的战争豪赌收获颇丰。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究竟是谁最先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一直以来最权威的说法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的,命令的电报文稿保存在张学良的夫人于风至的手上。这个说法虽然在当时可信程度高,但是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既没见这个命令公诸于世,也未有人站出来说见过这个命令,因此也令人怀疑。1991年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这个说法也不可信,因为事变爆发前的九月十一日蒋介石特意从汉口赶到石家庄与张学良见面。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时说,“最近我获得情报,日军在东北要马上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9月1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内忧外患交迫,时局重大,中日诸问题,务须稳健处理。”

事变发生后,9月19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电报称,“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处理,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此次会面是以密电形式相约,主要晤谈中村事件引发的形势变化和外交难题以及应对策略。按照蒋、张的性格特点和当时两人的政治地位,张学良不可能不向蒋请示一旦发生战事该如何处理。蒋也不会不就突发事件该如何应对予以指示。张那时对蒋非常尊重,所以若没有蒋的耳提面命,张也不会擅自决定“不抵抗”。从张一生的所为来看,他对蒋有种愚忠的情节。在曾经沧海之后讲的那番话可信度很令人怀疑。

9月19日下午,张学良即向南京政府报告事变经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决定了若干应急事项:1、对外向国际联盟申诉,请其主持公道;2、对内号召国民党内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对外。9月19日,外交部电令出席国联大会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侵占沈阳事件。施肇基在国联发表声明,指出日军对此事件应负完全责任。同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0日下午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通过三项决议:1、通电广州政府共谋团结御外侮;2、确定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停止娱乐一天;3、起草《告全国国民书》及《告各国国民书》。

国民政府的上述措施非常令人遗憾,因为这些措施均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外部,而没有任何命令要求东北军进行抵抗。倘若国民政府下达了这样的命令,蒋和张也未必就敢如此妥协和退让。可见,当时不敢打、不愿打是国民政府大员们的基本共识,完全把不抵抗的责任归于蒋和张是有点不符合事实的,但蒋是主要的决策者,他的罪责理应最大。

当时,林铣的援军滞留在新义州时接到了东京的命令,朝鲜援军须按兵不动!不得越境参战! 原来,9月19日早上7点参谋本部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关东军所报告的“柳条湖铁路爆炸”事宜,参谋本部高层会议认为,柳条湖附近铁路被炸毁并不能说明张学良欲消灭关东军,所以事件还应该按照局部事件处理解决。但同时肯定关东军的行动完全合理,并确定了应急方案,即关东军若受到突然攻击时,驻朝日军可紧急进行援助。当天上午10点,日本内阁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满洲事宜,会议同样决定不将事态扩大的方针。收到军部指示的林铣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但这把关东军急得够呛。直到19日晚7点,不见援军前来的本庄繁急得以全体关东军名义致电东京军部,陈述当下是为解决满蒙问题之最好时机,若退缩,则今后将再无此类绝好机会。除了向东京军部请求增援3个师团外,本庄繁还应石原等人的建议致电林铣赶快越境增援逼迫军部放弃“不扩大”的原则。

接到本庄繁电报的林铣于9月20日凌晨做出了投石问路的决定。他致电参谋本部称,应关东军之邀,已自行决定派兵增援,越境时间确定为21日下午。林铣虽然愚钝,但是也拿出了两个借口,一个是应邀,一个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林铣的电文果然如石原和板垣预料的那样对事态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陆相、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开会决定,为避免驻朝军队擅自越境出兵而使军部陆相和参谋总长被问责下台,必须向内阁施压放弃“不扩大”方针。若内阁不肯让步就以陆相辞职相威胁。这个秘密会议决定让林铣暂时别动,待21日上午向内阁请求之后再说。军队的这个态度令林铣完全无所顾忌了。21日下午一点,林铣命令援军出发,当日夜10点林铣的部队到达沈阳,接替关东军担负沈阳警备任务。到此,军部已经被关东军绑在了一起,事态不扩大已经在所难免了。正如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写道:“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爆炸张作霖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中国方面,9月21日下午2时,蒋介石才从江西“围剿”前线回到南京处理危机。蒋对日前中央临时常会决定的若干对策表示赞同,主张一面以日军侵占东三省的事实,先行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并于国内必要口岸及首都,加紧警卫;一面谋求与粤方妥协,拟派江西“剿共”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赴广州政府斡旋,“告以如粤方必欲以愚下野为条件者,愚亦甚愿承受,如愿共同合作而充实政府者,愚亦均可照办等语”。再向日方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但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方针。同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请国联根据盟约第11条立采步骤,阻止事态扩大。22日,国联讨论施肇基所提要求干涉日军强占满洲事件案。同日,广州国民政府电令讨蒋军队停止进攻衡阳,双方在国难关头停战罢兵,以民族大义为重,这一点还是值得钦佩的。

蒋在日记中写到“心神不宁,如丧考妣”。之后连续数日蒋在日记的开头语均是“雪耻,人定胜天。……”可见蒋和其国民党的高官们在此时共同表现出了爱国精神。令人不解的是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以及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代)王明发表的讲话,都得出了错误结论:即日本进占东北是为了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提出要在东北建立抗日游击队,武装保卫苏联的决定。这些提法现在看起来更觉得可笑。那时正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苏联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其工业生产能力已位居欧洲第四、世界第五,远在日本之上,哪里用得着中共那点军队去保卫?当时的王明等人首先没有意识到日本的进占是一场真正的民族危机,却得出了上述观点,着实让人费解。

9月22日,受军部胁迫的日本内阁同意放弃“不扩大”方针,之后内阁向天皇上疏请求裁决获得天皇的许可。在天皇裁决发布之后,日本枢密院表示完全支持将满洲事变进行到底,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9月24日,内阁会议为瞒天过海,对外公布对于“满洲事变”日本政府采取「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但是,在日本国民中,事变所取得的军事进展已经令民众狂热。日本是个资源匮乏且市场匮乏的岛国,国土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由近4000个岛屿组成。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受军国主义的教育,也由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获得了数不清的财富,国民已经完全热衷于对外扩张。军队对外战争的任何一次胜利,不管它是正义的或是非正义的,都会令国民欢呼雀跃。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的军人都会被视为英雄,反之,保持清醒尊重国际规则的人则被视为软弱和无能。在这种扭曲观念之下,日本社会舆论几乎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蓄意挑起战争的几个主谋,非但没有依军法得到处罚,却因此受益获得步步高升。

石原莞尔,1931年10月5日,任关东军作战课长,之后不到一年晋升步兵大佐,1933年8月,调任第二师团步兵第4联队长,1935年8月,调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1937年1月调任参谋本部第1部长,同年3月晋升日本陆军少将,9月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期间,就满洲国的统治方式跟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发生矛盾,被调回日本国内1939年8月1日,晋升陆军中将,调任留守第16师団司令部,1939年8月30日,调任第16师团长,1941年,被参谋总长东条英机罢免职务,3月1日起等候命令,8月31日被转入预备役,1949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日的第四年死于山形县饱海郡游佐町。

土肥原贤二,1932年4月11日晋升少将,步兵第9旅团长;1936年3月晋升中将;1937年3月1日第14师团长。

板垣征四郎,1931年10月关东军第二课课长;1932年8月晋升少将;1936年3月关东军参谋长、4月 晋升中将;1937年3月任第5师团长?

土肥原和板垣征四郎之所以只介绍到1937年,是因为这两个人在日后的侵华战中更犯下了累累的战争罪行,容后介绍。

9月23日,因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被日军俘虏,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熙洽于9月21日投降了日本关东军,拟出任伪政府省长。于是张学良迅速调整了东北保安军和东北政府的机构。将东北保安军司令部及辽宁省政府设在锦州。任命原吉林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司令官,当时正在辽西老家守丧的张作相为东北保安军代司令、东三省兵工厂中将总办米春霖为辽宁省代主席、吉林省高等法院院长关诚允为吉林省主席、吉林陆军训练副总监李振声代理吉林边防军副司令,任命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黑龙江军队总司令,统一指挥黑龙江军队,保卫黑龙江。又令张树森所统骑三旅、常经武的步兵二十旅及锦州守军张廷枢十二旅布防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沿线。由于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任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白公馆步云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有力协调,辽西地区在最初的混乱后开始呈现稳定,政府机构重新开始运作,辽西地区东北军的总兵力上升到近五万人。

1931年9月24日熙洽宣布成立以其为首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25日,熙洽正式就任伪省长之职,发表通电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成立自治政权。熙洽姓爱新觉罗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亲兄弟莫尔哈齐的后裔。早年就读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与士官学校骑兵科。曾任奉天讲武堂教育长、吉林公署参谋长。“九·一八”事变之后成为东北投降日军第一人。煕洽作为国民政府高官本应保家卫国,却开门迎盗、引狼入室着实可恨。作为失去天下的前朝皇族仇恨如今的国民政府尚能理解,但是卑劣到出卖国家,企图以此换取日本人的支持来恢复满清王朝,实在愚蠢,也实在可悲。

卖国的毕竟是极少数,在国难当头面前,南京政府不起兵抗日,单纯寄希望于国联解决日军入侵事宜激起了国人强烈愤慨。各党各派纷纷抨击国府妥协策略。一向冲在爱国阵营前面的高校学生自然是群起激愤。9月28日,南京、上海2000多名爱国学生冒着倾盆大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中央党部大员见事不好纷纷躲避。愤怒的学生无处发泄请愿不果的愤怒转到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堵个正着,学生们谴责政府对日妥协,要求政府立即北上抗日。王只是外长,因无法应对学生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失控的学生抡起巴掌左右开弓抽了王正廷两记耳光。9月30日,代人受过伤心至极的王正廷便挂冠而去,说死也不干了。当天,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宣布组成国民政府特别外交委员会(简称“特外委”)负责与国联联络与日本有关的一切事务。10月3日,无人愿意出头的情况下,施肇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王正廷虽然离职,但中国在国联的外交努力也没有停止。由于特别外交委员会确定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则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主要诉诸于国联的“公平裁决”。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1月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向与会各国提议建立国际联盟的方案。1919年4月28日,各国在巴黎和会上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它被列入同年6月28日通过的《凡尔赛条约》的第一部分。1920年1月10日,巴黎和会宣布《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国际联盟宣告成立,其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盟约规定,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32个一战协约国及自治领是国联创始会员国,并邀请阿根廷、智利等13个国家加入。所谓自治领是大英帝国殖民地体制向国家独立体制过度的一个阶段,自治领内政自治,有自己的贸易政策,有一定的外交政策自主和自己的军队,但英国政府才有对外战争宣战权。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过当时都属于自治领。1920年国联成立行政院时,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4国为常任理事国,美国因国会未批准《凡尔赛条约》,其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一直空缺。之后,强大起来的德国和苏联分别于1926年和1934年,先后成为常任理事国。国联设有行政院、大会秘书处和常设国际法院,它的基本宗旨就是谋求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和平,各国之间发生争端要提交给国联理事会进行仲裁和调解,必要时可以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20世纪20~30年代虽然国联解决了一些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但是这次当事双方有点特殊。日本是国联成员当中的实力派成员,中日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差别太大。所以中国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申诉,可以说是国联成立以来最棘手的争端,也同时在检验国联的权威和作用。

9月29日,国联召开秘密会议,并于30日形成了理事会正式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即日开始撤退军队,须在10月3日前撤退完毕,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从9月30日起,特委会与中国政府代表及时向国联递交日军在东北行动情况报告达41件。10月13日国联再次形成决议:认定由于日本未执行9月30日的国联决议,国联有必要采取紧急手段来解决问题。日本方面则多次以侨民需要保护为借口坚持不能撤军,为此,国联常务理事会主席、法国人白里安专门致电张学良,特别嘱咐管好属下以免给日本人以借口。然而日方代表又提出要求“先交涉、后撤军”。中国代表立即激烈反对,国联的理事国代表也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不先撤军而采取“先交涉”,将会导致日军永远不撤军。国联在做出9月30日决定之后即休会至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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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18 14: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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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3q
      勿忘国耻。

      以倭寇的野心,“918”必定发生,但,若 众志成城,或许东三省不会拱手。

      说得真好!点赞。

      2020/9/18 16:16:08
      • 军衔:陆军中尉
      • 军号:2133647
      • 工分:1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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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忘国耻。

      以倭寇的野心,“918”必定发生,但,若 众志成城,或许东三省不会拱手。

      2020/9/18 14: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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