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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学智在东北18年的蹉跎岁月

1965年毛泽东让韩先楚转告被下放东北的洪学智何话

2020年09月06日 07:14:26

来源:孟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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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洪学智在东北18年的蹉跎岁月

作者:张子影 来源:人物传记

18年于人的一生,是多么宝贵。他在这漫长晦暗的时光里,完全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纯粹高尚的品德。

——作者题记

上将洪学智

01

1960年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薄雾微启中,一个瘦削的、身穿旧军装的高个子男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女儿,悄然登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车。

洪学智受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牵连,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被下放到吉林省,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洪学智举家迁往吉林。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全家人一起吃了顿饭。洪学智家里有个明确规定,只要他在北京,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晚上和家人孩子在一起,全家人一起吃一顿饭,一般定在周六。这是全家人最开心的时候,特别是孩子们,从早上就开始盼望。因为只有这一天的晚上,他们慈爱又严厉的父亲,会从书房那一堆堆忙不完的公务中走出来,笑眯眯地站在客厅的门口,用他一贯的大嗓门说:都到了吗?

孩子们由大儿子洪虎带队,从高到低阶梯般站成 一排。洪虎说:爸爸,都到了。

也会有些小插曲,儿子里最小也最淘气的洪晓狮,会蹲在沙发背后说:我没到。而最小的女儿洪菁,会用小手捂着脸说:你们看不见我。洪学智弯下他高大的身体,把小女儿抱上膝头, 故意虎着脸说:小狮不到,不给他留饭。这时候,洪晓狮会一下子冒出头来:爸爸,我来了!洪学智哈哈大笑起来:好好,来了,都来了, 开饭!

夫妻二人,八个孩子,十个人,满满一桌。洪学智吃饭很快,他吃饭不说话,吃完后放下筷子并不离开,他喜欢坐在桌边,一边给大的小的夹菜,一边听孩子们说话,在一片笑闹中享受阖家团聚的欢乐。晚饭后,通常会开个小会,他和孩子们谈天,了解孩子们一周来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告诫他们应注意的事情

离别前的这顿晚饭吃得沉闷。尽管洪学智的脸上很平静,但几个大些的孩子已经懂事了,他们只低着头刨碗里的米粒。

张文望着面前的孩子们,想到即将到来的分离, 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洪学智看了妻子一眼,用手轻轻拍了拍妻子的手背。张文明白丈夫的意思,把泪水咽进肚子。

他们决定将还在上幼儿园的洪阳和洪菁带在身边一同去长春,小儿子洪晓狮上完这学期后再转学去长春, 其他孩子继续留在北京住校读书。

洪学智说了一段话:人这一生很漫长,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你们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人生的起落。好的时候,要想到不好的情况,不好的时候也不要沮丧,人生的这个过程,有起就有落,有好就有坏。现在你们都在上学,这是很重要的阶段,不管在什么境况下,你们都要好好学习,既学习知识,也要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独立生活,要能够自立。

在朝鲜战场的洪学智

孩子们频频点头。父亲的平静和沉着,给了正当年轻、血气方刚的洪虎及兄弟姐妹们很大的安慰。

晚上,洪学智把大儿子洪虎叫到书房。洪虎个子长得快有父亲高了。在所有的孩子中,他跟父亲的时间最长。洪虎上面还有个姐姐,战争年代因为条件艰苦,洪学智在率部转战途中不得不将大女儿送给了一户不认识的陌生穷苦人家。因此洪虎出生后,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洪学智和张文都把他带在身边。

在这个不寻常的晚上,洪学智用平静的缓慢的语调对儿子交代了几句话:第一,不要对父亲的事情评头论足。第二,做父亲的半生革命,从来没有、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第三,照顾好弟妹,好好学习。第四,认真做人,好好做事,独立生活。

洪学智像以往一样,在凳子上端坐,腰板笔直,只穿件旧军装的他虽然没有戴领章帽徽,但军人风姿一览无余。

洪虎当年还很年轻,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但父亲的平静和深刻让做儿子的感觉到了父亲内心强大的力 量。端坐在明亮灯光下的父亲一身浩然正气,打消了他最后的一丝疑虑:父亲仍然还是一个英雄。

1960年4月18日,洪学智带着张文和两个小女儿,踏上了前往长春的火车。列车开动的时候,洪学智回望了一眼身后,他的心底,漫上一层隐忧。

如果说,从总后勤部长的位置上退下,仅仅只是职务上的变迁处理,那么,离开北京,就有着某种切实的放逐或者罢黜的意味。

英雄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人类历史中不乏英雄,正是许许多多的英雄铸就、连接和延续了历史,也因此在我们的现实与历史之间构建了一条时空隧道。

命运对于人生的意义正是它的不确定性,这种力 量超越了人本身的控制力。所以,既取决于个人对于命运的态度,更取决于个人对人生的立场。在“命运”面前,洪学智或许并不是一个先知的“智者”,但他做好了准备,要用自己风华之年的生命证明他坚守的不屈的精神,担得起不折不扣的无畏勇者。

季节无关人心,大地刚刚显绿。随着洪学智的离京,一代上将,自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02

1960年5月21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直编物字85号文件批复,将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改为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洪学智。

尽管调离军队,离开北京,来到东北,降职安排工作,但洪学智心里很坦然,他把自己的前半生仔仔细细的想了又想,结论是:问心无愧。

作为原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威名赫赫的六纵司令员,在这大片白山黑水间杀敌剿匪,纵横捭阖,东北三省的人民对洪学智的名字可谓是耳熟能详。一代战将被贬吉林,上上下下震动不小。洪学智却异常平静,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便径直换上旧军装,脚穿旧胶鞋,和厅里其他几位主管领导以及农机厅、农机局的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一头扎进了县、乡、村一线,展开调研。

对洪学智无私坦荡的襟怀和干脆利落的工作作风, 省委书记吴德十分钦佩,他主动把自己的伏尔加小轿车让给洪学智用。洪学智也没有推辞。他走县入村,深入群众,向专家请教,与技术人员一起学习、探讨。风雨无阻。困了累了,就在行车的路上打个盹。上车睡觉,下车工作,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练就的本事。

洪学智一家在长春安顿下来后,洪阳和洪菁被送到幼儿园寄宿,每周回家一次。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幼儿园的伙食很差,都是粗粮,没油水,洪阳和洪菁经常吃不饱。一天中午,准备出差的洪学智正要出门,见洪阳和洪菁躲在虚掩的院门后,想进门又不敢进的样子。

“你们怎么回来了?”洪学智蹲下来,温和地问。洪阳不敢出声,最小的洪菁抬起尖瘦的小脸泪眼汪汪地说:“爸爸,我太饿了——” 洪学智默然地伸过手,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然后一手一个抱起她们,走进家门。把孩子们放下后,他挽起袖子进了厨房。

洪学智在碗柜里找到午餐剩下的两块玉米窝头和半棵白菜。洪学智仔细地把窝头切成小片,白菜细细切成丝,锅铲还在锅里翻动的时候,洪学智觉得腿边有动静,他一低头,两个孩子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边, 咬着小手指盯着锅里咝咝作响冒白气的食物。

洪学智心里酸了,把油瓶里本就不多的一点油都放进锅里,这就意味着,接下来一周里,他们夫妻俩只能吃清水煮菜了。

饭菜端上来后,两个孩子欢呼地跳起来,扑上来大口大口地吃着。

洪学智疼爱地摸着女儿们柔软的额发:“慢慢吃, 吃完饭,爸爸送你们回去。啊?”小洪菁抬起头,用求助的眼神看着父亲说:“爸爸, 这里的幼儿园不好,我要回北京!”

洪学智没有说话,手捂在胸前,沉重地坐下了。女儿们的话针刺一样扎在心头,洪学智心里难受极了,尽管面对组织他内心坦荡,但作为父亲,他深深地自责——年幼的孩子因着大人们的影响而承受不应当承受的苦难。

第二天下午,洪学智正在家中看调研材料,院里传来了敲门声。他走到门口,看到一个身材挺拔的人站着,尽管没有穿军装,但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军人。

见到洪学智,来人一个立正,行了个军礼:“洪司令。”

洪学智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他一下就亲切地叫出了来人的名字:“你好啊,任荣主任。”

任荣很感动:“首长您还记得我。” 任荣认识洪学智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志愿军总部机关设在大榆洞,负责防空任务的副司令洪学智亲自检查防空工作,表扬了政治部的防空工作做得好。任荣当时是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来洪学智出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志愿军后勤提供的强有力的保障,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任荣,他对洪学智佩服有加。

1960年任荣调任某部军政治委员,驻地在吉林省通化。不久前,任荣得知洪学智在庐山会议后被安排到吉林省的一个厅里工作。老领导的境况如何,他一直很担忧。终于,这次到长春开会,他找个机会,一个人悄悄地出门,专程去看望自己敬爱的老首长。

这个时期,全国都在搞运动,形势很紧张,人们都不敢随便走动,特别是接近像洪学智这样被定性的人。

任荣也是冒了相当的风险,他谨慎地打听着,终于找到了洪学智在长春的家。

任荣走进洪学智的家,心里一沉:房子是日本人时期的老房子,空间狭小,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

任荣在洪学智家坐了很久。本来,来的路上任荣想了很多安慰的话,想说首长您要多保重,放宽心,但是坐下来后他发现所有安慰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口。坐在简陋到近乎寒酸房子里的洪学智,无悲无愤,无怨无忧,他腰板笔直,目光明亮,语调平和,神情安详,洪学智的坦荡、自恃和安然令任荣从内心生出崇高的敬意。

太阳渐渐西斜,房间的光线渐渐暗淡。已经是傍晚了。任荣站起来告辞。

洪学智没有挽留,起身相送出门。出门前,任荣去厨房与正在烧水的张文告别。他这才明白,一向性情热情感情真挚的首长为什么没有留自己吃晚饭——空空的厨房里没有什么封闭的柜子,任荣一览无余地看到,除了半袋高粱米,一把小葱,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一代上将的生活。回去的一路上任荣的心情都很复杂。在他眼里,老首长无论是军事素养领导才能还是品德作风,各个方面都是极优秀的,可为什么落到这种境况遭受如此境遇, 他实在想不通。

“我真正了解首长,应该说是那次在家中和他见面并且谈话。”任荣后来说,“洪学智同志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他对党无限忠诚,整整一个下午,在旧部面前,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境遇,洪学智将军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纯粹的党性,他没有任何怨言。”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洪学智家不远的柳条路口突然开来了一辆军用大卡车,车停下来后跳下两个穿军装的小战士,从车上扛下一只沉甸甸的麻袋,看清了洪学智家的门牌后,将麻袋立在院子里。

洪学智伸手一摸,是一麻袋黄豆。洪学智伸手拦住了他们:“谁让你们送的?” 小兵们精干地立正:“报告首长,这是军事秘密。”洪学智笑了:“你们叫我首长,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小兵们还是昂着脖子:“报告首长,我们首长说, 这也是军事秘密。”洪学智说:“那——你们是谁?” 小兵们站得更直了:“报告首长,我们是我们首长的兵。我们首长说,我们是他的兵就是您的兵。” 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副食品不仅凭票供应且极其紧张。这些黄豆可就是奢侈品了。洪学智把它们分成许多份,分送给厅里一些孩子多、家庭困难的职工,剩余的一小部分,寄给了留在北京的几个孩子。

不需要深究这些黄豆的来源,不管洪学智地位如何变化,战友或者部下们对他的爱戴不会改变,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悄然表达对他的关爱。

03

1962年7月,洪学智担任重工业厅厅长,上任后, 他把目光投向大中型机械。

在洪学智的心目中,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战士的后勤搞不好,部队不可能有战斗力。同样的道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不解决,其他的无从谈起。在重工业厅党委会议上,洪学智提出,必须尽快生产自己国产的大型农业机械,这是发展吉林农业需要跨过的一道坎。洪学智向分管农业的周光副省长提出,找一个合适的农机厂,自主研发、生产大型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那么,选择哪一家厂子来完成这个任务呢?这一天,洪学智到四平农机厂检查工作,进了院子,感觉这个地方十分眼熟。中午,他一个人在厂区四周查看。除了办公区和生产区有几幢旧房子外,厂区大部分都是荒芜的。他从后门走出来,沿着依稀的小路走出一段,眼前出现一处大庙。洪学智一下认出来了,这所破旧的大庙,是当年打四平时,他们六纵的指挥部。

正是正午,蝉鸣沸耳,洪学智的耳边,却分明有一连串此起彼伏激烈的枪声、震耳欲聋的炮声铺天而至——洪学智突然泪如雨下。

两天后,张文收到洪学智的一封信。丈夫很少写信,张文一拿到信就知道有事。她急忙打开读:

今天我到四平农机厂检查工作。没有想到,农机厂后面的大庙,就是我们打四平时六纵的指挥部——这使我又想起了当年血战四平时的情景。四平之战极其惨烈,特别是第三次战役,光六纵就伤亡了4000多人, 他们大多是从苏北一路跟随我进军东北的,好多人我还能叫得上名字。可他们牺牲了,就安葬在四平。下午,我去了一趟四平烈士陵园,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们了……

黄昏的余辉洒在寂静的陵园,看园的老张又一次蹒跚地拖着他那条伤腿爬上十数级台阶,看到下午来的那个穿着半旧白短袖的大个子中年人还蹲在烈士墓前,低头垂泪。

全国解放了,但他们却长眠在地下,我感到特别的悲痛。

让我更为难过的是,四平的经济很落后,还是像我们当年打仗时那个样子,经济没有恢复,也没有怎么建设,还是那样破破烂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多年了,老百姓连粮食都不够吃,还在饿肚子,在烈士墓前我真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一定要把吉林的农业机械化搞上去,把吉林的农业搞上去,让老百姓吃饱饭。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信中有些字迹是模糊的,想来是流着泪写的。

盛夏的一天,洪学智单车简从,又一次风尘仆仆来到农机厂。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洪学智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不是来做指示的,我是来看戏的。

众人一愣,厂领导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洪学智接着说:咱们农机厂有好戏,还不是一台,是三台——他伸出三个手指。洪学智挨个屈着手指说:哪三台呢?月初唱《天女散花》,月中演《徐策跑城》,月末是《夜战马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月初大家闲得要死,稀稀拉拉的干点活,像“天女散花”,优哉游哉;到了月中着急了,为了抢进度东跑西奔,这不是“徐策跑城”吗?等到了月末最后一天更不得了,书记、厂长大小干部齐上阵,包装、出库、装车,挑灯大干大战到半夜12点,因为过了12点就算是下个月的任务了,所以我说是“夜战马超”——对不对啊?

众人哄堂大笑。厂领导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洪学智正色道:能够打突击,说明咱们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的厂子为什么效益上不去呢?问题就出在管理上。管理跟不上,不均衡生产,总演这三出老戏。这种干法怎能保证产品质量?质量上不去,厂子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

洪学智的话,生动、形象、逼真、风趣,还很准确。在厂领导和工人师傅们听起来,亲切指点大于批评指责,在场的干部、工人笑声不断,在笑声中醒悟到了这位军人出身的厅长特殊的领导魅力。

洪学智深沉地说:四平不是个普通的城市,这是 一片当年无数烈士用鲜血浸染过的土地。我们不拿出行动来改变落后贫困的面貌,对不起先烈。

诺大礼堂,一片寂静。厂领导激动地上前握住洪学智的手说:“厅长批评得对,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吉林省扶余油田工作时的洪学智(左)

洪学智借势利导地说:“我把研制大型收割机的光荣任务交给你们,这是我们吉林农机事业腾飞发展的关键起步,也是厂子改变面貌、重新振兴的大好机会!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台上台下众口一词:有!洪学智满意地点头,双手一拱:好!各位师傅们,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拜托了!

1963年夏,农机厂正式向农机部提出以苏联CKIIP-3型联合收割机作为样机进行仿制生产的报告。洪学智亲自奔走,千方百计引进了一台收割机,从全省农机系统抽调“精兵强将”,经过7个月的苦战,终于在1964年4月底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即东风牌ZKBD-3型联合收割机,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1965年1月,东风牌联合收割机实现了批量生产,开始走向祖国大江南北,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北京到东北,从部队到地方,洪学智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每天忙忙碌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政治处境,使重工业厅生机勃勃。除了工作,洪学智特别关心群众生活。

几十年过去了,但重工业厅的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他。退休工人、原重工业厅职工吕占山逢人就会讲述这样一件事:1962年吕占山全家刚调到长春,有一段时间没有房子,住在职工单身宿舍的筒子楼。筒子楼没有厨房,家家都在走廊里生煤炉子,走廊又没有烟道,每天做饭的时候,整个楼都被烟雾笼罩着。这个现象引起了洪学智的注意。

一天中午,筒子楼又冒烟了,洪学智走去看,在呛人的烟雾中,他看见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一边咳嗽着,一边在整炉子。“老大娘,怎么这么多烟啊?”洪学智弯下腰, 亲切地问。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呛了一句:煤炉子不冒烟还叫个煤炉子吗?洪学智仍旧和蔼地问:大妈,这个冒烟有多长时间了?老太太叹着气说:见天冒。

这个老太太就是吕占山的母亲。洪学智找来了基建处的严处长说:老严,你们那个基建处还有没有钱?咱们单身楼里头有几户人家没有煤气,用的是煤炉子,做饭的时候直冒烟,有老有小的,那不把人呛坏了吗?再说也不安全。你想办法解决一下。

基建处有些为难说:筒子楼是多年前修建的老楼, 没有煤气管道。

洪学智就协调有关部门,找来多年前修建时的旧图纸,从离得最近的一幢楼接出来一个管道,引进筒子楼,解决了这些人家的用气问题。煤气安装好后,洪学智亲自去筒子楼检查。这一回他碰巧又遇上了吕占山的母亲。老人仍然不认识他,只顾忙着做饭。煤气很干净,点燃后无烟。

洪学智满意地离开了。吕占山后来告诉母亲,那个两次弯着腰跟她说话的高个子干部就是自己的厅长。老太太懊悔地一拍大腿:那么大的领导到咱们筒子楼来,我也没好好跟人家说话。儿子啊,你这个厅长是好人,你可得好好工作。人家对我们有恩,咱们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

洪学智到重工业厅后,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台车, 司机叫张守信。张守信的妻子身体不好没有工作,孩子又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张守信是个自尊的老实人,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困难。洪学智心细,在张守信开车的第一周,就把他的家庭情况了解清楚了。洪学智的工资由张守信代领,第一个月他把工资交给洪学智的时候,洪学智从中拿出20元,递给张守信, 说是补贴他的生活费。

张守信吃了一惊。20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超过张守信半个月的工资。洪学智把钱塞到他手里:“拿着,这是带给你家属和孩子的。孩子们还小,用得着。”

洪学智又说,以后,每个月都从我的工资里拿出20元钱来,你拿回去贴补家用。张守信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守信跟了洪学智四年多。四年多的时间里,每个月张文都会从洪学智的工资里拿出20元钱,亲自交到张守信手中。

这样一直到1966年。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洪学智再次被打倒,被批斗,工资停发了。

04

洪学智被定为“彭德怀的黑干将”“吉林省最大的走资派”和“三反分子”,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几乎天天被造反派拉出去游街、批斗。

造反派让洪学智揭发彭德怀的问题。洪学智说:“我不知道彭德怀有什么问题。跟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只看到他出生入死。”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挨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一通拳打脚踢,说他“态度不老实”“又臭又硬”。

一个高个子红卫兵挥舞着带铜扣的皮带说:中央都定性了,彭德怀是反党集团!

洪学智刚烈地昂着头凛然道:“我说的都是实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原则, 不能靠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那是伤天害理的事。”

洪学智铮铮傲骨,站在一旁的工人们深深地震撼了。

洪学智被打倒,专车自然没有了。张守信找到“革委会”,主动要求去开批斗车。一个工人师傅能有这样的觉悟,革委会的人十分高兴,立刻同意了。

“洪厅长是好人,他这样的好人受委屈我见了难受。我去开批斗车,一上路就快快地跑,沿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追不上,洪厅长就能少受点苦。”“文革”结束后,老实巴交的张守信道出了其中缘由。

“如果车子被拦下了,我就假装很着急说要赶着去下一个会场,然后开车带洪厅长和车上挨批斗的领导们离开。我专钻小胡同,拣没有人或者人少的小街走, 绕圈子,拖延时间,好让他们少受点罪。”

可惜,没多久,造反派发现情况不对,不允许张守信再开批斗车了。

天天挨批挨整,洪学智和张文也摸出了规律,每天清晨,只要听见高音喇叭、吉普车或者卡车声一响,他们就赶快起床,张文把头一天就准备好的高粱米窝头热了,让洪学智吃上两口。洪学智把厚厚的绒衣裤穿在旧军装内,腰部和腿部专门用旧布缠裹。他用一块纸板箱做了一个特别大的牌子,上面用红笔写上“三反分子洪学智”,名字上还划个大叉,用一截麻绳穿了,挂在脖子上。每天出门,他就自己带着,晚上再带回来。

在高音喇叭刺耳的喧哗声中,批斗车在长春的街头往复来去。车下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衣, 用担忧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洪学智。他是苏柏。

新四军时期,苏柏曾是洪学智的警卫员,东北解放后,苏柏转业退伍留在了长春。洪学智下放吉林不久,苏柏就得到消息。有一天,洪学智下班回家,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家门口,这就是苏柏。从此他成了洪学智家中的常客。洪学智到吉林后,身边没有工作人员, 张文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总有一些事情力不从心。苏柏不擅言辞,进了门就四下转着看,劈柴、拉煤、买白菜,遇上什么事就搭把手。“文革”开始后,洪学智被打倒,苏柏很惦记自己的老首长,可上家里又去不成,怎么办呢?

冬日的长春大街寒风刺骨,苏柏就站在寒风里, 眼睛盯着批斗车,车子走一段,他就跟着走一段。据苏柏的爱人贾富莲回忆说:“那时候车走得特别慢,我们老头就跟着这个车,反正就跟着车走,一直到天黑。”人群散了苏柏才回家。

洪学智离开吉林回北京时,苏柏来告别。说到为什么每天跟着车子陪洪学智挨斗,憨厚的苏柏回答了一句话:“我跟着车,看着老首长回去了我才放心。”

不久,洪学智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8年6月30日深夜,漆黑一团的夜色中,洪学智的家门突然被人砰砰砸响,没等张文走过去开门,一伙人已经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张文和吓得大哭的两个女孩子赶到院子里,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抄家。凌晨5点,这伙人将抄来的各种物品装进大箱子,抬了箱子离去。

抄家后不久,张文也被工学院的造反派关进一间小屋,24小时有人轮流看守。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 彼此不通消息。

洪学智在东北

黑沉沉的夜,以它特有的黑暗和沉重压迫着黑洞洞的屋顶。关押洪学智的小黑屋面积很小,屋里只有一张硬板床,一只破旧小桌上放着一碗一筷。除此之外,四壁皆空。

从15岁开始参加革命以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南征北战,九死一生,从来没有退却过,而今,却蹲进了自己人给自己设置的“牢笼”里。他不怕死,更不畏生,只是,在这样黑暗沉重的夜里,他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悲凉和担忧。

洪学智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和高尚气节没有丝毫受损。面对造反派的无情批斗,洪学智坚持原则,不卑不亢,始终挺直自己的脊梁。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遭到残酷批斗,精神压力很大。洪学智发现后,利用一切机会鼓励他振作精神,不要害怕。

“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只要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的情况肯定只是暂时的。再说,怕也没有用,坚持住,挺得住就是胜利。”

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种种不平与屈辱,洪学智终生都未吐一个字。

05

漫天飞起的尘土中,一辆辨不出颜色的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摇晃着,在金宝屯农场破败的大门口停下, 大门左右是一排低矮的半砖半草皮的屋子,坑坑洼洼的地上散落着牲畜粪。两个穿军装的人皱着眉头下了车。随后,洪学智也下了车。

1970年的10月间,洪学智被下放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此时属吉林省管辖,现属内蒙古自治区)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改造。

这已是最接近中国北部的地区。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却有大片平坦丰美的土地。十月的田野一片耀眼的金黄,一望无际的大豆、玉米,在秋风中摇曳着壮硕的身姿,远近的村子错落在黄昏的金辉里,炊烟几缕中,鸡鸣狗吠声依稀可闻。洪学智的脸上出现了多日不见的笑容,他从车上取下自己简单的两件行李,一前一后扛起,带头走向场部。

原金宝屯知青孙炎峰,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洪学智的情景:

大约是在1970年10月底到11月初这个时候,当时我在农场加工连的豆腐坊工作。豆腐坊一共有三个人:老穆头、我,还有老郭。那天上午,我们正在忙碌着,一锅豆腐刚出锅,加工连的连长带着一个老头走了过来。行李就是一床被子和一个纸箱。我记得他当时是穿着圆口布鞋,一身蓝的褪了色的中山装。

加工连连长也是民兵连长。带着洪学智走进屋后,连长说,这是老洪,到你们这儿来上班。孙炎峰不经意地看了来人一眼,这老头就像个贫下中农。

孙炎峰想,来了一个贫下中农。老穆头问:你从哪儿来?他说:长春。

所谓的豆腐坊也就是这间屋子,一半做豆腐,一半是一铺炕,白天做豆腐,晚上只有孙炎峰一个人住。孙炎峰找出一套工作服,让洪学智换上,又把床上没有叠好的被子向一边推推,让出块地方,把洪学智的行李搁到床上。

老穆头已经把磨出来的豆浆倒在锅里煮,然后蹲在了一旁抽烟。洪学智换上工作服后走到锅跟前看了一眼,转过头对老穆头说:豆浆冒的气匀了,可以点卤了。

这简单的一句话让老穆头对这个初来乍到者刮目相看了:你这也是老把式啊!也是贫下中农吧?洪学智纯朴的一点头:是啊!我家就是个贫下中农。

孙炎峰兴奋地说:我说嘛,我看你就像贫下中农。老穆头抽着烟袋点点头:瞧你这腰板溜直,身子骨挺硬,一看就是个干活的出身。有五十几不?洪学智说:57。当天下午,加工连连长和指导员将孙炎峰和老穆头找去,告诉他们洪学智是吉林省“最大最大的走资派”,从今天起,和他们一起劳动。

孙炎峰在农场是文艺宣传骨干,比较可靠,军管会指定洪学智与他住在一起,要求孙炎峰监督洪学智的劳动,同时还告诉加工厂的知青,不要与这个“走资派”接触。

没过几天,整个农场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这里来了一个大干部。

知识青年孙炎峰是宁波余姚人,中学毕业没多久就与余姚的300多名毕业生一起,离开家乡来到这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金宝屯。他年纪轻,涉世不深,领导这样说了,他心里就警惕起来。在中学毕业生孙炎峰的眼里,他见到过的坏人,仅限于小人书连环画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全都长得凶神恶煞模样,全不像这个老头, 总是笑眯眯和蔼可亲的。

孙炎峰也好,老穆头也罢,起初,农场里的人对这个“最大最大的走资派”的确是怀有几分戒心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每一个接触过洪学智的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这个高个子老头。

在众人眼里,这个老洪头,实在是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的。洪学智跟大家一样,早出晚归地上工。吃饭是在统一的食堂。一人一只大碗,排队打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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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12 17: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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