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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指挥官]商震

[长城抗战指挥官]商震 (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字启予,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晋绥军早期将领。历任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主席,河南省主席。抗战时期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战后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是少有的在军事、政治、外交上都有突出表现的人物。

生平简介

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字启予,祖籍浙江绍兴。在河北保定出生,先后入保定陆军建成学堂、东北讲武堂、天津讲武堂。早年加

入中国同盟会。民国成立后,任山东第二混成旅旅长,陆军部高等顾问。1914年在陕西陆建章部下任团长,同年投阎锡山。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晋军前敌总指挥、山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三集团军右路总指挥、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第二军团司令。1935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天津市市长、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日本人多次拉他合作,实行华北五省自治,都拒绝。1936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为抗日救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38年入江西,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外事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处中国首席代表、蒋介石总统府参军长、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后辞职留居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回国参观访问 [1] 。

革命青年

商震, 字启予(亦作起予),1888年出生在河北保定。出身寒微,自幼失怙,秉赋聪明,学习勤奋。少年时得其舅父所助就读学塾。

1905年,17岁的商震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分发到步科学习。在陆军速成学堂,商震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一些邀进的民主主义者。

1906年,被校方以“煽动革命”罪开除学籍。同年夏,商震辗转到沈阳,先协助蒋慕谭同志创办商业技术学校,后到辽阳与陈干办起了八旗小学堂。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宣传革命。不幸又被扣上“诋斥官府”的罪名逮捕。获救后,东渡日本留学。

1909年,奉同盟会的指示回到长春,继续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的宣传工作(主要是争取绿林“马贼”革命)。身份暴露后,逃至辽宁锦州。

1911年初,商震以优异的成绩在驻锦州新军某部随营学堂毕业。随即,被保送进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编入彭家珍(革命党人)任队官的学兵营前队。通过彭家珍,商震认识了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东北同盟会领袖之一的张绍曾,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创办的“武学研究会”。武昌起义后,商震回到旧游之地辽阳发动起义,因事不机密,走露风声,无功而返。

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率领民军300余人,在烟台登陆。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赋闲”在北平。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商震因参与而获罪,被“京畿军政执法处”扣押,成了陆建章的阶下囚。这时的商震虽年仅25岁,却已经历过八个年头的风风雨雨,成熟干练,有勇有谋。并因此而引起执法官陆建章的注意。经冯玉祥等力保获得自由后,急于寻求出路的商震改投陆建章麾下。

1915年商震任营长,随陆部赴陕西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后升任团长。陆部入陕,白朗被逐,陆建章取陕督自代。年末,国内纷纷举兵讨袁,胡景翼等酝酿起义。

1916年初举事成功,拥陈树藩为陕督,驱逐陆建章。商震时驻与山西一河间隔的绥德,因在陕难以立足,没办法只能率本团大部人马,东渡黄河,投靠山西。

晋军主将

商震到山西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暴,阎锡山有望摆脱羁绊,重振旗鼓之际,因此,商震受到了欢迎和礼遇。原有一个团的建制原封未动,仍由商震任团长,另将杨爱源营补充了进去,以为充实,当然也有监视的成分。商震也没辜负锡山的希望,出手不凡。事有凑巧,1917年的7月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事件。6月,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权衡利弊选择了拥护段祺瑞的立场。7月1日,复辟丑剧登台。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7月5日,阎锡山即派商震率领所部由石家庄北上,参与“讨逆”军事。“讨逆”事关重大,商震部甫入晋军,就奉派出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阎锡山意在考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商震无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不敢有丝毫的含糊,接到命令便整装出发,一路北上。在各路大军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7月8日,张勋所部大败于京城外围,张勋坚守城门不出。7月12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城。总攻发起后,各路军次第攻入城内,并乘胜肃清各据点。惟天安门等处尚有复辟军顽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赶到后,急调山炮实施攻击。在炽烈的炮火下,张勋残部不得不缴械投降,讨逆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商震也因此给阎锡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完成讨逆任务后,商震率部返省。8 月,阎锡山收回旁落的军权后,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每旅辖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商震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阎锡山的赏识,升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就在阎锡山着手扩编军队的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战争”,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抗击北洋军阀。1917年9月间,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联合桂军,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电报阎锡山,命其出兵湖南,援傅作战。阎锡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当话题转到“派哪一旅去最合适”的问题上时,阎锡山单刀直入,再一次点了商震的“将”:“依我看,启予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比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么样?”大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就这样决定了。商震奉命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外加周玳一个炮兵营,随即开拔,兵发湖南。山西的军队远征到千里以外的湖南,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火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商震率部入湘后,接受傅良佐的指挥,在永丰前线与桂军马济、韦永昌部交火。商震晓谕全体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有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军令如山倒,将士全力抗击,坚守阵地十几天不动摇。正当商震激战前线坚守待援的时候,王汝贤、范国璋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悬永丰,形势危急。在全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商震率部撤出战斗,经湘乡,退入湘潭县城后,被湘军包围缴械。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阎锡山四分之一的家当,远赴湖南后,阎锡山无日不在关注。听到北洋军失利的消息,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荣鸿胪、张汝苹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商震出发时曾向阎保证得胜回营,不料竟落了个“大将南征胆气豪,缴枪没有打收条”的下场,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意延揽(在湘潭缴械后,商震以下各级军官被解武冈,羁押在基督教青年会中。所幸商震谙熟英语,求得一西方牧师相助,逃至汉口,着手收容旧部),举棋不定。荣鸿胪、张汝苹探知这一切后,紧急电告山西。阎锡山再派副官长李德懋昼夜兼程,赶赴汉口,面见商震,婉言相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受阎锡山一片诚意的感召,商震毅然排除杂念,返回太原。见到阎锡山,商震面带愧色,主动请罪。阎锡山则不迭声地说:“胜败乃兵家之常”,极力抚慰。并设专宴,接风洗尘。商震有感阎锡山的恩情,决心死心塌地地在晋军中效力;阎锡山以一个混成旅的代价,换回了一员得力战将。

征湘归来,第一混成旅的番号保留,商震遵阎锡山所嘱继续收容旧部,建制渐次恢复。1920年3月,因为扩大军工生产的需要,阎锡山将原来的“山西陆军修械所”(1914年建立,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与“铜元局”(1917年前后设立,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范围内流通)合并,组成“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学识和见识而言,商震在当时的晋军将领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阎锡山推举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总办。阎锡山的进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鱼得水,拳脚大展。实习厂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军事工业的规模一步步形成。实习厂成立之初,16个分厂,职工500余人,机器63部,已能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同年9月相继投产。这年7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军人工艺实习厂,取消总办制,商震虽然没有了明确的职务,但是仍然过问军工事务,直到1927年。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1924年冬,阎锡山为要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故意虚张声势,将原有的十个团改编为十个旅,搭成一个空架子。军队返回太原后,又进一步充实扩编,增加了一个旅,总兵力达到十一个旅;并成立第一、第二两师,分辖第一至四旅。商震升任第一师师长。扩编完毕,樊钟秀来攻,大败晋军蔡荣寿部,经峻极岭进入山西辽县(今左权)。危急之中,阎锡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团全部、第四团两个营,以及第三旅第五团、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驰援。商震从一位美国牧师处借来一部汽车,率先到达前线。鉴于形势危急,他果断地处决了十七名临阵败逃的官兵,使军纪为之一振。然后挥师猛攻寒王镇樊军总部,樊军全线溃败,撤回河南。与樊钟秀之役,一扫征湘失败带来的阴影,商震作为一员战将,擅打硬仗的形象重新树立了起来。

绥远都统

1925年夏,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民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地盘,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阎锡山开始采取联直吴、奉张,反冯的立场,战事连续发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26年春,阎锡山答应吴佩孚配合扫除北上障碍。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奉阎锡山命令,商震率其第一师出兵,以抓孔庚为借口,攻占顺德。接着,又北上保定,收编了国民第四军魏益三部(不久前刚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军序列),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驻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大同指挥作战。5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别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这时,张作霖急电阎锡山: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是否可将你的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鄙处骑兵打到察北,占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8月上旬,奉军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商震乘势指挥所部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一直打到归绥,从而把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地区。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9月3日,阎锡山电报商震以前敌总指挥代理绥远都统。

与商震率部打到归绥几乎同时,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以后,国民军旧部纷纷重回冯玉祥大旗下,绥远形势变得严竣起来。为了不与国民军再起冲突,商震向阎锡山转达冯玉祥“望合作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愿望,并提议“避让弃绥”。阎锡山权衡再三,听取了商震的建议:“我方观测大局,权衡利害,当让奉方单独解决。执事主张避让弃绥,尤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变化颇有观察之余地。我方似不应取决绝主张,致失机宜。须本昨电意旨,先将第一期应撤之队伍,速令开回;俟布置妥当后,该都统候令将军民两政,交属僚代拆代行,回晋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于是,除留一师两旅驻绥外,其余在绥部队陆续撤回山西。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阎锡山易帜,商震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随即,奉命沿京绥路向奉军发动进攻。在遭到截击后,毅然舍弃大同、天镇等地,全军撤守雁门关,凭长城固守,奉军屡攻不克,双方长期对峙。1928年2月20日,商震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长,辖第一、四、五、六、七、十五各军。战事发动,他以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左、中两路作战主力,完成从侧背进奉军的任务,在配合右翼部队正面进攻的同时,一举攻占察绥。北伐成功后,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由统兵将领变成了方面政务大员。

自主奋斗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然而就他本性来说,事

事人别人控制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早在代理绥远都统时,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一期招生200余名。北伐完成后,他以为各派势力都已统一在蒋介石的大旗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显得有些幼稚。他没有看到蒋介石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各势力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局面下,他的河北省主席实质上是阎锡山在各集团的政治争斗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说仍然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对于他的独立企图阎锡山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时候,1929年8月10日,一纸“调令”把他由河北省主席变成了山西省主席。

调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了商震的离山西而去。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回到山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军冯鹏翥师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军队整编未竣张学良未予发饷前,各部队都以贬值晋钞维持。商震则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非常对立。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这样一来,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军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歪打正着,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蒋介石中央之命,出兵拦截举兵进攻奉张的石友三部,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出娘子关,东开河北,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蒋介石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仍领有第三十二军军长一职,并迅速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两万余人 [2] 。

抗战军兴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第三十二军被编入第二军团,商兼军团总指挥。3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二十八联队一部窜入冷口,到达姚家庄附近,并占建昌营。商即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附骑兵一部由滦河西岸经松树营、爪村兼程前进,驱逐建昌营及冷口之敌,同时令第五十七军派骑兵一部于抚宁、卢龙、台头营等处遥为呼应。3月21日,敌机10余架猛轰建昌营及冷口各阵地,继续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夜,守军伤亡颇重。24日,商震见情势紧迫,午后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长及炮兵指挥官亲赴第一线,激励前线士兵。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与敌展开血战,终迫敌退据肖家营子及以北地区。4月3日,敌机大肆轰炸冷口后方迁安县城一带,并连续派小股部队侦察白羊峪、擦岩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断,敌有进扰左翼阵地企图,乃急令第一四一师派有力部队扼守此地,以防不测。4月9日晨,敌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10日,敌突破樱桃园、白梨山鞍部阵地,界岭口方面也请求增援。商震一面电请北平军分会调丰润之第四十军向太平寨方面急进,一面令第八十四师率部增援冷口,并令驻古冶之第一四三师1团向建昌营推进。至入暮时分,马道沟、燕窝口等地相继失守。商震以燕窝日关系全线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师于10日晚分兵三路向敌反攻。各部都受到敌火力所阻,伤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敌沿长城向东席卷而来,而我增援部队远未到达,商震遂命守军撤至冷口以南预备阵地。撤退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成溃军。商震只好改令部队撤至滦河右岸既设阵地。5月底,商震部调回北平。1935年4月3日,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1935年6月商回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发表了《东征宣言》。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对南京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不愿将实力消耗在对红军作战上。他连夜乘车到南京,面向蒋介石申述自己当年脱离阎锡山之羁绊,并借口与阎不睦,无法合作,拒绝从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商震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1940年,商震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介石嫡系。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周恩来在重庆,通过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孙炳文与老革命家任锐所生的儿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务监视,但他得知是周恩来委托之事时,仍然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任名世,并使之安抵延安。王兴纲到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仍以商震为依托。后又为了王兴纲的安全,派人护送他离开重庆。

外交长才

1940年6月,商震调任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从此也就结束了30余年的戎马生涯。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他如鱼得水,尽展生平所志,成为那个时代盟军中的外交干才,蒋介石对他极为器重,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

考察缅印马战区

商震从陆军上将调任外交战线,一方面是由于他擅长英语,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擅长交际,有外交天赋。商震的这些优点使其在兼任军委会外事局长后,与英、美军事人员接洽顺利,颇受好评。

1941年初,当日军危及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时,中英两国就共同保卫缅甸进行了具体讨论。为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国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1941年2月出发,先赴缅甸,在考察了缅甸的地形、交通、气候、军事设施、民情等情况并进行研究后,商震等人认为,日军一旦与英国开战,将首先在缅甸境内击溃英军,腰斩滇缅公路,而不会先在中国境内切断滇缅公路。因此,中国军队应尽早以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配合驻缅英军布防。这些判断和建议集中体现在考察团提出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中。这份计划书得到军委会认可后,立即转送驻缅英军。随后,商震又率团赴印度、马来西亚进行三个月的考察。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报告书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英方没有做出积极回应,一是因为自认力量雄厚,认为日军不敢轻易向他们挑衅,盲目相信即便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也不会选择在缅甸境内;二是英国担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人数超过英军,将会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国立即派兵去缅甸布防。英国的傲慢和无知最终使商震考察团的计划及报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开罗会议高参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充分说明蒋介石夫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命令,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中方高级将领,商震同美方高级将领乔治·马歇尔将军、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英方高级将领蒙巴顿将军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在会议的闲暇之时,也与美、英两国代表保持联系,并就会议要旨进行了积极沟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驻美军事代表团

1944年3月,为促进中美谅解与合作,争取美国扩大对华军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军事关系,蒋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商震任团长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各界都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美、英加强军事合作之举。还称赞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5月17日,商震一行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政要就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进行了交涉。5月30日,蒋介石致电商震指出,日军已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请其转告马歇尔将军,加强第十四航空队的实力。5月31日,商震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为挽救豫湘桂战场危局,希望美国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这一请求遭到美方拒绝。1945年3月,商震又与美国军方要员李海会晤,就苏联对日作战及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等问题进行晤谈,并就雅尔塔会议是否有秘密协议之事进行探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苏联对日作战一事已有规定,而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一事仍需时日,至于雅尔塔密约之事则未作表示。

尽管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时不尽如人意,但在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商震充分显示了其精力过人、处事勤勉的优点,他为争取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装备奔走不息的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现甚至赢得了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宴请。

力主废除天皇制

就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商震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受降。1946年下半年,首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在东京私生活失检而被撤职调回国内,商震奉派继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在二战中犯有弥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在此之前,由各同盟国家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已先期抵达日本,并围绕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举行军事代表团辩论会,商震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期间,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天皇制未被废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但商震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辩论不容忘却! [3]

1949年3月,商震辞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受到朱德、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东京,享年90岁,商震一生不断追求进步,晚年虽定居日本,身在异国他乡却念念不忘祖国。逝世后,其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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