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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后袁绍追寻战国四君子之风,放浪形骸却爱士养名的真实意图

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袁绍(三)爱士养名

文:小A斯蒂芬

到上一篇为止,我们用了两个篇幅来讲解了袁绍的家世和袁绍本身的身世。他拥有一个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背景,而且他是袁汤长子或者次子——袁成的儿子。这是不争的事实。

据《华峤汉书》记载,“(袁)京子汤,太尉。汤四子:长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将,并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为公。

我们现在假设这里所说的袁平没有后代,或者他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无论是《后汉书》还是《资治通鉴》都只承认袁汤有三个儿子,袁成、袁逢和袁隗。我们姑且将这一环节忽略掉,毕竟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话,按着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在袁汤死后,袁成就应该是他的第一继承人。在袁成死后,假如袁成没有留下其他的儿子(事实也应该是如此),那么,即便袁绍的母亲不是正妻,他也是袁成的长子,完全可以以这样的基本条件晋升为嫡长子,并由他来继承袁成的地位。这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变数。比如我的邻居老太太家,子女众多。长子不幸意外去世,长媳不堪忍受生活的压力选择了离婚,留下幼子给老太太抚养。后来老太太寿终正寝,遗言将自己名下的房产留给这个幼子。可是由于没有进行公证,更没有任何的字据,在动迁的时候,几个叔伯姑婶将房产瓜分。而这个幼子只落得一无所有。

所以对于袁逢来说,袁成之死是一个机会。而袁成留下的孤儿寡母,除了任人摆布,哪里还有反驳争抢的余地。

不过,对于袁逢来说,为了平息人怨,保证袁绍母子的衣食住行还是很有必要的。这大概就是《英雄记》“二公爱之”的来源所在。

但是,毕竟,这种生活对于袁绍母子来说是寄人篱下的,也给袁绍的身世和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为后来袁术狂言袁绍是其“家奴”留下了口实。

界桥之战以前,公孙瓒发表过一篇征讨袁绍的表文,数出了袁绍的十大罪状。其中的第九条,在《典略》和《后汉书》的记载中稍有不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段记载:

《典略》“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不可以为人后,以义不宜,乃据丰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损辱袁宗,绍罪九也。

《后汉书》“《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两段哪一个是公孙瓒的原文,但是他们都指出了袁绍母亲为“婢使”“傅婢”的情况。公孙瓒之所以能够知道这种别人家的家事,一定是有人对他说的。在《典略》的记载中公孙瓒也承认了对他说这件事的人是袁术。原文是这样:“臣又每得后将军袁术书,云绍非术类也。”这其实是与《后汉书袁术传》中的记载“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形成了互相印证的呼应。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并不是想说公孙瓒与袁绍的矛盾,也不是要说袁绍和袁术之间怎么样。这些事在之后我还会专门系统的去讲。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袁绍幼年、童年时期的成长环境。

在古代,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是不可以改嫁的。所以她只能带着儿子寄居在袁氏家族的荫庇之下,而这种可以算作是寄居之下的生活,日子久了往往就会产生诸多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之下,袁绍母子被视为奴婢的生存状态,也并不会让我们感觉到意外。

而在这种被不断歧视的环境中长大,袁绍的童年可想而知是充满愤恨的。所以,易中天说袁绍的性格特点是内心分裂,这一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种性格的形成,是与他的这种成长环境密不可分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见,童年期的袁绍,在母亲为了保证他们的生计,一次次向袁氏家族选择妥协的时候,躲在角落里哭泣的样子。在他的内心里是多么的渴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一个他可以依靠的父亲。这也应该就是为什么范晔会认为在袁绍母亲去世,袁绍为其守孝期满之后,又因为“追感幼孤”而继续为父亲追服守丧三年的原因。

不过,当然,袁绍无论如何都是袁氏家族的子弟,这一点是袁逢和袁隗所改变不了的事实。作为当时的公族子弟,贵族出身,袁绍的仕途会比一般人要通畅的多。袁逢和袁隗无可避免的要为袁绍创造这样的条件。

据《后汉书袁绍传》记载,袁绍“少为郎,除濮阳长”。

所谓的郎,也叫郎官。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郎官一般“无员。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也就是说郎官不限定名额,主要就是负责担任皇帝身边和皇宫里面的侍卫。郎官通常是在亲贵功臣子弟中进行选荐,也有一些是通过“赀选”也就是捐官,其实就是买卖而得以充当郎官。由于郎官总是出入在皇帝的身边,耳濡目染的可以接触到国家的政治事务,所以在郎官中总是会脱颖而出许多的朝廷以及地方长官。因此也就被视为是当时世族子弟步入仕途的一条重要途径。

袁绍就是以郎官的身份担任了濮阳县的县长。《英雄记》认为袁绍担任濮阳县长的时候也就是弱冠二十岁的年纪,但是却“有清名”想来也是干的不错。不过没多久,就发生了袁绍母亲去世,袁绍为母守孝三年,后又为其父袁成追服守孝三年的事情。

在这里我想顺带说一下袁绍服丧补丧的问题。这件事被裴松之认为是袁绍是袁成所亲生的重要线索。但是裴松之并没有完全的确定下来,这也是裴松之一贯的作风,他习惯于将问题留待后人去解决。不过在《后汉书》和《资治通鉴》中,范晔和司马光都坚持了这种观点,也就是袁成是袁绍亲生父亲的观点。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范晔和司马光是否还有其他的佐证来证明这件事。毕竟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过这种史料。但是从合理的角度来说,英雄记中的记载足以证明这件事。因为袁绍假如是过继给袁成的话,在为其母亲(袁逢的妾)守孝三年后,是不可能再为父亲补服守孝的。因为袁绍的生父袁逢还在世,这样做于礼不合,袁逢恐怕也不会同意。所以袁绍能够接续守孝的做法,只能说是在为亲生父母守孝。至少能够说明袁绍接续守孝的对象是一对夫妻(袁成夫妇)。就算袁成夫妇真不是袁绍的亲生父母,袁绍此时此刻的做法也说明他已经认可了这种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被过继送养的孩子往往对其生身父母怀有一种愤恨之情,在这种愤恨之情的作用下,被过继送养的孩子长大后会对亲生父母产生抵触甚至是仇视的心理也属于正常情况。所以不管袁绍的守孝对象是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他既然认可了这种地位,就说明他已经认定了袁逢是其叔父,也认定了他与袁术是从兄弟关系的事实。

另外,袁绍后来为了提升幼子袁尚的地位而将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的做法,也可侧面说明袁绍不是过继之子。作为一个父亲,在对待子女的时候,往往都会从情感上去规避自己曾经所经历过的苦难与犯下的错误。所以假如袁绍本身是过继之子,就一定不会主动将这种情况施加给自己的儿子,即便这个儿子他并不太喜欢,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人之常情。

袁绍前后“凡在冢庐六年”的守孝期满之后,似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开始了放浪形骸的新生活。

他徙居到洛阳,《英雄记》认为他是隐居在洛阳,但是这种隐居并不实际,毕竟国都洛阳并不是一个适合隐居的地方。在这一期间,袁绍交朋好友“爱士养名”,由于他拥有一个“累世台司”的家族背景,又能够折节下士,所以很多人都慕名投奔到他的家里,与他交往。《后汉书》认为当时的袁绍“宾客所归”“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

“抗礼”就是与之行平等的礼节;“辎軿(zī píng)”就是辎车和軿车的并称,其实是一种有屏蔽遮挡的车子,直白点说就是显贵富人所乘坐的车子;“柴毂(chái gǔ)”就是柴车,泛指贫贱者所乘之车。也就是说投奔袁绍的士人无论贵贱,他都倾心平等对待,于是各种各样高低贵贱不同的车子堵塞了道路,形成了“填接街陌”的盛景。

不过,对于《后汉书》中袁绍“士无贵贱,与之抗礼”的说法,《英雄记》却并不赞同。《英雄记》认为袁绍交结士人是有选择的,是“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的。

对于这一点,虽然貌似矛盾,其实也并不矛盾。毕竟一个人交往朋友的质量层次代表着这个人自身的价值。袁绍自然也是愿意与知名士人相结交的。说这是一种实用主义也并不算过分。袁绍也的确因此而结交了许多当时的名士,史书记载,袁绍“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

所谓“奔走之友”就是可以互相尽力相助的朋友。在这里除了吴子卿和伍德瑜我们不知道具体出身之外,张邈(张孟卓)、何颙(何伯求)和许攸(许子远)都是后来影响过时局的重要人物。

对于这一时期的袁绍,我们用放浪形骸来形容其实是不太妥当的,准确的说是在效仿战国四大君子的风骨。个人猜测,袁绍对于自己担任郎官后所获得的濮阳长职务,应该是并不满意的。不过,那应该是其家族所能够给予袁绍的全部了。对比袁术举孝廉为郎中累迁至河南尹的平步青云来说,袁绍将是何等的无奈与不甘。

对于这一点,袁绍在为父母守丧的六年间应该是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也是他在守丧结束重新回到洛阳,却“不应辟命”的原因之一。他的这种放浪形骸“又好游侠”的形象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在试图摆脱家族的束缚,不愿意接受袁逢和袁隗的摆布罢了。

他,袁绍,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目的,并获得想要的社会地位。

不过,他的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是会招来一些人的不满的。除了家族的长辈以外,还会有许多被袁绍所看不起的人,甚至是某些被袁绍所拒绝的征辟者。比如中常侍赵忠。

中常侍就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主要负责“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西汉时本来只是虚衔,到东汉时期逐渐变成了执掌实权的官职,并且大多由宦官担任,人员也从最初的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年甚至增加到了十二人。成了当时宦官集团执掌朝政的重要环节,被后世称为十常侍。十常侍的首脑人物就是张让和赵忠。史书中记载过这样一段汉灵帝的话,颇能够说明当时皇帝对十常侍的信任程度。汉灵帝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张让和赵忠两人权倾一时,以此可见一斑。

据《后汉书》和《英雄记》记载,中常侍赵忠见袁绍的这种四处结交士人赡养士人的行为后,就对宦官们说道:“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

坐作声价”的意思就是想办法抬高自己的声名和社会地位。

赵忠这句话说的可是极其严重的,要知道在当时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名望的人交朋养士并不鲜见,但是在这之后如果你不能够为政府朝廷效力,那就会被理解为居心不良,甚至有谋反的嫌疑。赵忠说的这句话里是含有一定的醋意的,或许他曾经试图征辟过袁绍,而被拒绝,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赵忠既然说了这句话,就代表着他对袁绍有了意见,这样下去也的确是会闹出乱子的。这件事自然要吓坏了袁氏家族当时的掌门人袁隗。

袁隗找来袁绍,对他说道:“汝且破我家!”难道你是要害死我老袁家吗!《英雄记》认为袁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应了大将军何进的征辟。但是《后汉书》则认为,袁绍仍然我行我素终不肯改。

个人感觉,袁绍的这种“不应呼召”的行为,同样值得深思。他应该并不是不应征辟,而是对征辟他的人还不够满意。所以后来在大将军何进征辟的时候,袁绍就接受了何进的征辟。《后汉书》记载,袁绍被何进征辟为掾属,没多久就担任了侍御史的职务。

侍御史隶属于御史台,其职责就是负责监察朝廷中以及各地官员的违法行为,接受公卿群吏的奏事(举报),官员有违纪失职的地方就进行核查后上报给皇帝。所以御史台其实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

后来袁绍又被任命为虎贲中郎将。

所谓虎贲中郎将,就是负责皇城宿卫安全的禁军—虎贲禁军的统领。虎贲禁军也叫虎贲军,其历史悠久,据资料显示虎贲军早在夏朝就已经设立。汉朝的时候虎贲军一般规模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最早的时候叫做虎奔,取如虎一样迅猛奔跑之意。王莽时期,以古代有一个叫做孟贲的勇士而改名虎贲。

袁绍在担任虎贲中郎将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史书中没有过多的记载,想来也大多无关紧要。不过,这却是袁绍初次正式的领兵。对于他的人生以及政治生涯势必起到关键的作用。

那么,在这之后,袁绍的人生里又会发生怎么样的故事呢?请继续关注纪《传体三国评传》,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系列文集《三国默示录》—袁绍篇继续为您精彩奉献!

小A斯蒂芬发表于202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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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24 16: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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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绍是不是过继这个论点不认同,当时袁绍因为董卓诛连整个袁氏,为了缓和关系才过继长子,至于幼年经历在利益面前价值不高

      而且袁绍少年主要的原因是,母亲是侍女,也就是母贱,而不是过继

      而且袁家三公看起来职位都不相同,袁平还有个叫袁遗的山阳太守是不是真的?

      2020/4/25 6: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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