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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抗战史料]略谈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热河失守和华北危机中的责任

[热河抗战史料]略谈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热河失守和华北危机中的责任

略谈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热河失守和华北危机中的责任

◎阿康

这里我们尽量只讲实际情形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而不判断这样做对不对。

一、张学良要求全国抗战,蒋介石表示时机未到

二、“不抵抗,也不交涉” 国民政府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应变措施

三、蒋对於热河抗战失利的责任

四、长城抗战以后,七七事变以前中国国土主权之损失

(一)张学良要求全国抗战,蒋介石表示时机未到

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不能看成是张学良擅自决定,而后由中央政府默认。应该是蒋,张事先在这个问题就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实际上张学良有请战的表示,但要求全国以赴之,蒋则表示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尽量避免冲突是双方的共识。东北军接到的不抵抗命令虽然直接都来自张学良,而九一八当晚来自南京的不抵抗命令至今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却来自事先蒋,张关于这一问题的共识,事后也得到了蒋的公开承认。

张学良虽然在“万宝山事件”时,于七月六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但同时,他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曾代表东北集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版第1册,第425页)。当时,正在江西忙于第三次“剿共”的蒋介石,特意在庐山召集会议,

讨论张学良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并电张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而八月以后,中村事件使得形势更为紧张,张学良乃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

他在另一电文中又说:“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为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既然关系东北“存亡”,且

“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当然是意识到日本想要侵吞东三省的意图,并请求抵抗了。

但蒋认为张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

所以说张学良完全是因为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即使这是他自己在九十年代讲的,恐怕也不能“照单全收”的。更多的还是一种“侥幸心理”而已。

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原来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东北当局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强横地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后来的铁路问题等等交涉,一直拖延搪塞。“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沈云龙等《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第181页) 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

一句题外话,宋哲元的二十九路军在七七事变以前也几乎是同样的侥幸心理和应付办法,“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

。不同的是那次,蒋介石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所以才有后来的七七抗战。

而九一八时,蒋和国民政府都是有同样的心理。

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有:『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张学良在五十年代写给蒋看的《杂忆随感漫录

》里面也委婉地提到,“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 “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杂忆随感漫录

》我想在记忆上以及论述的系统性上应该比90年代的口述中的只言片语更可靠些。

蒋介石在公开场合未曾使用“不抵抗”或“不抵抗主义”这两个词。

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示对日国策时说:“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主旨与蒋介石的讲话完全一致,翌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也说“政府此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当时的《大公报》及后来的许多著作(如旅美学者梁敬錞之大作《九·一八事变史述》等),都已指出:国民党中央在事变前后所采取的对日政策,与张学良公开讲出的“不抵抗主义”,实际完全一致,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九一八事发以后,张采取的措施,蒋公开表示支持和承认。不过在以后的发展中,他们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

(二)“不抵抗,也不交涉” 国民政府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应变措施

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以后的应变措施是经过了一番变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在实际中碰壁以后由汪精卫提出的策略,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的对日措施是既不抵抗,也不交涉,完全依赖国联,希望列强干涉,压迫日军退兵。

军事上尽量不冲突,这个在1931年10月以前蒋,张两人对此没有异议。在这以后,蒋曾经表示要“正当防卫”,张则要求“宣战”,“全面抗日”,这一点在锦州之战前夕表现得尤为明显。再加上对国际干涉的希望和国内政治问题的纷扰,蒋被迫下野,张感到抗日更无后勤保障,而上台的又是一直“反蒋倒张”的粤系,1932年初,东北军在外围抵抗之后,弃守锦州。蒋在下野期间曾公开演讲,表示此时不宜“对日宣战”。1933年上海的128抗战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开端,到1934年热河长城抗战,蒋,张两人在“抵抗”而不“宣战”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而在外交上,顾维钧刚开始提议两个办法:

1. 提交国联申诉

2. 派人同日本直接交涉

张学良接受了第一个办法,但并没有直接实施第二个办法。这里面当然有张学良不愿意独自承担责任的因素,也有外交问题应该由中央出面的关系。

随着事态的发展,张学良渐渐希望能够通过和日本人直接交涉,作出一定的让步而使日军撤兵。日使馆代办矢野真曾获张接见,并在报章披露。蒋闻讯后立刻去电制止,请张以后如有必要接见日人,不必亲身接见,可派人代见,免生枝节。

到1931年10月,张学良与顾维钧均主张应该直接交涉,而蒋作宾与齐世英也建议应直接交涉,但蒋介石没有采用他们的建议。这应该与当时美国一度曾表现出的积极态度有关,也与当时国联的积极态度有关。据顾维钧回忆,蒋于10月末突然转变强硬外交,缘于国联卫生局长波兰人拉西曼博士的建议,以国联为强有力的阻止侵略的工具,(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

蒋介石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日本不撤兵,则不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

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10月5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9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6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蒋介石在三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投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敌乎,友乎,蒋总统集,台北 1965 P2110)显然蒋事后认为当时是应该和日本直接交涉的。

其实,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错误的决定,那么“不交涉”也是错误的决定。“不抵抗”使得日军中的强硬派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使得军人气焰日益嚣张,而“不交涉”则使得“日本政府内的缓和派不能抬头”,问题日益僵化。

(三)蒋介石对热河失守的责任

手上有台湾学者的一篇博士论文,这里有他的提要(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作者主张“「不抵抗政策」确曾为国府的一项「政策」,目标在利用国际均势,以求「以小搏大」。蒋、张当时实是共同接受了此一作法。”,“其中「热河之役的失败,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惟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

大家都知道,热河守将汤玉麟在张学良严令抵抗之下,仍然弃城而逃,导致热河战役失利,日军以108 骑占领承德,此事导致张学良下野。那么蒋介石在这期间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什么上面那个作者说蒋「坐观成败」呢?

这里摘录几个热河抗战期间蒋,张之间的电报,大家可以略窥一斑。

(1933年1月17日)张电蒋:

“热军一部防守,而各军杂,意见分歧,统率无人,所有一切布置亦未能臻于巩固,

日军俏由各处乘虚进攻,则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现正调孙魁元部开往热北,并拟派张委员作相即日前往统属冯占海所部作为中心势力,并联络其他各部一体防御,惟该处情形极为复杂,仓卒整理,亦难期其于事有济,良为末雨绸绍,力图周密计,拟请迅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热边之战,恐即在日前,万乞迅赐裁夺,即日实行,不胜企祷之至。”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

蒋介石致张学良主住告以派杨杰前往襄助电

(1933年1月20日)

北平张主任汉兄勋鉴:铣丑电悉。弟近日须赴赣,约半月布置妥后方得北来,现拟先派杨耿光兄前来襄助一切。中正叩.留申机。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

蒋介石致杨杰委员信办对热河布置电

(1933年2月3日)

北平杨委员耿光:中在途中所拟北方布置方策,由贵严转寄

者有交到否?倭寇进攻之期不久必起,对热河布置究有头绪否?望立催速办.中正.江辰行机.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

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自北平致蒋介右为热边风云紧急请筹定大计电

(1933年2月8日)

热边风云日益紧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间固早已派军布防,积极工作,已先后陈明。然白杨关北至开鲁,西至平津,在在均须设防,原有军队实属不敷分配,早在洞鉴之中。现晋军一时未能开拔,除令孙魁元军北开,并巳令张辅忱去热,对义军及其他在热能用之队,如冯占海加以整饬补充,不过器材实均感缺乏,一旦衅开,其将何以应付,尚乞钓座筹定大计,迅饬各主管机关早日实行,并指示机宜。

蒋委员长批复:微丑电悉。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请吾兄负其全责,应如何办理之处,已与兄面详一切,如有需要弟者,则弟无不照兄之意进行,吾人处此忧患横逆之来,惟有尽其心力而为,只求此心无槐,并以扩然大公示众。则成败存亡,听之而已。当此生死关头,万事一准于理,则心安理得矣。兄意如何。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

宋于文自北平呈复蒋介石电

(1933年2月14日)

元电奉悉。(I)汉卿虞日拨晋军及辅忱各十五万。辅忱三二日内可动身。

(2)弟向各将领表示政府与兄积极抵抗之决心。并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

(3)汉已向各将领表示事事公开,所有财政分文经过财委会

(4)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确亦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

(5)弟意政府应以全力对付热河,兄可否出二师为总预备队,以国际情势日人必不向其他区域攻击。

(6)汉请求税警团加入,弟意如中央军一时不能北来,可否开税警一二三团来平,四五团留海州一带。

(7)已组织热河后援会,以打破散漫消极局面。(8)已电请中政合将飞机防空运动暂时停止,以全副精神专注热河防守。

(9)杨杰与汉等究属新交弟从旁促其合作,并带德顾问来平服务,惟须守秘密。

(10)热河发生战事时,兄务须放去一切,北平一行。在情势下弟一时不能回京,汪院长不久可到,弟当可缓回也。

蒋委员长批复:寒未电悉。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恐友军多虑,以汉卿前属伯诚电中.如中央军不加入前不如不来之语,此果为何人之意,其电中并末详明,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如有必要,则可先派税警队北进也,对倭寇近日之处置,以中观测,我方无多顾虑,已详耿光函中.惟须立催辅忱入热也。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

显然,蒋推三阻四,不但自己不肯北上,调动中央军也推三阻四,两个师的军队到达时,热河已经沦陷。

话又说回来,蒋也有他的难处,他的大部分军队在围剿正试图趁机扩大地盘的中共军队,蒋曾派人去同粤系协商,是否可以调动一部分粤系军队北上,或者抗日,或者去围剿共军,但遭到断然干脆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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