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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与指挥官素质有多差?

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与指挥官素质有多差?

2020年03月31日 03:15:22

来源:孟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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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旧书网

“日军一师可抵我六师”的说法可信吗?

全国抗战前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有素,常常以2个大队对付国民党军1个师,或以1个营对付国民党军1个师。国民党军则需以五六个师对敌1个师。徐永昌在1939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徐州会战以来,我对敌用兵常以五师对敌一师,而每感力量不足,近数月中,已有两、三次获敌小册子记载用兵,亦谓其两大队可抵我一师(我师步兵九营,敌则十二营),是每营抵我四营半。“一师可抵我六师”,此诚可作敌我用兵之标准预计矣。

身为师长的丁治磐有更直接的体验。他在1939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依敌编制装备上比例之其一旅团,约当我一师。然以敌军指挥卓越,兵卒精练,故只可以我一师当敌一联队。”

1940年4月5日丁又引述他人说法:“南宁之失,敌以一个半师团进攻,我二十余师之兵力,竟尔败溃,其兵之强,殆可以一个营败我一师。”

▍徐永昌是蒋介石极为倚重的人物,曾参加过倒袁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历任国民党军多个要职,并在抗日战争中担任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

抗战后期,日军的战斗力有所下降,而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的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民党军要六七人才能抗敌一人。

同期徐永昌也有相似的估计:国民党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 何应钦在拟定《国军减编方案》时,亦大致以国民党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编制的缺额,国民党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

其时国民党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1万—2万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3—4个联队。

依此推之,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而国民党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失踪除外),也大致是日军伤亡人数的3倍。问题是,国民党军一师对日军一联队,“仍系处处打败仗”。

国民党之败,主因是“官不如兵”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面对国民党军处处打败仗,当时不仅国人有自己的看法,盟军方面也有很多的观察与分析。一直为学界关注和引用最多的,莫过于史迪威对国民党军的负面性评论。

史迪威对国民党军有一概括性的说法,即“官不如兵”: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官不如兵”这一说法很快在国人中流传开来。而在徐永昌看来,“史迪威等每言中国兵好、官全不好,即是要指挥全中国军队”。

▍史迪威,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与国军高层发生过多次严重冲突。

史迪威也许确有自己个人的考量。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亦有大致相似的看法。

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民党军将官的学问与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

徐永昌日记中也记录了蒋在军委会的一次内部讲话:“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还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

国民党“官不如兵”,那么,国民党军高层和前方将领又是如何审察和反省的呢?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军将领首先将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直接指挥。

国民党军将领是如何反省的?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喜欢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直接指挥集团军和军、师,甚至直接将指令下达到团、营一级。

熊式辉曾当面批评蒋介石:“总裁用兵及用人行政,每喜用直接指挥办法,如言组织之运用,在纵的方面破坏法则,莫此为甚。”徐永昌日记中多次记述蒋介石直接指挥与事必躬亲的情形。

蒋介石由于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过度干预,而未能充分授权,致使部队长官纵有指挥长才,也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因此国民党军将领中,甚少有统帅型人才。

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

▍张治中,国军“八大金刚”之一,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

张治中1939—1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

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

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除了蒋介石的集权和直接指挥,徐永昌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劣点”也做过直率的分析:

一、报告不确(上下欺蒙捏造事实,影响上级官判断);

二、漠视训令(对于指示机宜及战术纠正之重要训令,其部队长从未研究促其实施,以转令传阅了事);

三、作战被动(令打则打,令追方追,无令则一味观望,不知逸去多少有利机会。完全倚赖耳目太远之高级官命令);

四、无协同精神(无命令,友军虽败不救,遇退则各恐退却落后);

五、畏飞机、畏唐克车。

徐永昌还转述并认同关麟徵、李汉魂的看法:“前方师长以下作战不力、报告不实,军长以上结党营私、不知有国”;“全国最不进步是党,其次是政,若军事在比较尚算最好”。

▍李汉魂,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春去台湾,出任台湾当局总统府上将参谋长,后任内政部部长。

关于国民党军与日军、中共军队的差距,徐认为,“我对敌失于训练太差,对共失于政工太差”。

分析国民党军军纪不良的原因时,徐注意到文武待遇不平:“文职优于武职,后方优于前方,我实造成不平,无怪前方之多数骚扰人民以自肥。”

而对于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的败绩,徐认为:“关于战事致胜之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以致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

蒋对嫡系将领的纵容,使得嫡系将领恃宠而骄,军风军纪败坏,在徐看来,“愈是所谓杂牌队伍,其纪律反较好,盖尚非毫无忌惮者”。

国民党高级将领日记中

“指挥官不如敌人耳”的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师长、军长的丁治磐,面对国民党军败绩,同样持有“兵好官不好”的看法。

1940年6月3日:军长颇以军队无训练、不足以赋指挥者之计划为叹。余谓“兵皆可用也,独叹指挥官之无能耳”。 1940年10月15日:抗战到现阶段上,每次会战,我之兵力皆优于敌人……装备上我亦不算劣势,我之士气亦不馁于敌,而犹不能致胜者,只是指挥官不如敌人耳。 1940年9月1日:究之宜昌之失,全在高级指挥官之举措失宜,事先既无计划与准备,临机又少应变之方法,事后乃诿罪于部属,此岂国家之福利耶。 1941年10月16日:此次长沙会战,共有十个军到达战场,而不能击溃敌军,不能不自认指挥之不卓越也。

丁治磐虽然也批评最高统帅部“乏力”,认为最高统帅部“只绞领袖一人之脑力,他人只在唯唯否否、旅进旅退之列,对战场实情尚多隔阂”。

不过,丁氏批评“指挥官无能”,主要针对高级将领,认为他们不懂战术:“我方指挥官多不研究战术,不知状况,判断一味直感,东来东挡,西来西顾,用兵毫无重点”;丁氏还称,第一线指挥官学识太差,以致高级指挥官不能信任,虽细致之事,亦依命令指示之,并以军法限制之。

▍丁治磐,1949年共产党军发起渡江战役,南京被攻陷。丁治磐竟成了民国末任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收集地方残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败走舟山群岛,并于1950年5月率部撤往台湾。其日记是无数重要的抗战史研究材料。

结果,下级之被缚束愈严,而军法之要求愈苛,于是一小进,一小退,皆奉命惟谨,以此失机者有之,以此枉为牺牲者有之。 在丁氏看来,神圣之抗战参加者无不奋勉图功,自私之辈究属少数,其不能每战获胜者,虽装备之劣亦为一因,然其主因则仍为指挥官缺乏战术知识,高级之企图,下级之能力,不能相应也。

他认为,下级官兵是否卖力,从每次战役的伤亡人数即可判断,而重大伤亡仍不能取胜,关键在于高级指挥官的无能。他甚至认为国民党军指挥官之所以“不行”,是由于“不在本行上用功夫”,而将时间花在准备演讲之类的事情上,“好在演讲时露面子”,当“敌人真正来了,指挥官便不能以演讲却敌,而打胜仗的法子一无所知”。

他感慨,“大官指挥能力之不逮,及战术思想之幼稚,殊不配与倭方指挥官为敌也”。

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敌以郑州为攻击目标,而以佯攻长沙牵制我三、四、五、六、七、九等六个战区之兵力,其统帅之优越,吾人当且佩且勉。”

对于1944年豫湘桂会战的失败,他总结说:此次会战,制空权全在我方,敌炮火亦不强于我,其在弹药亦极缺乏,敌均为夜行军,与前两年之形势完全相反,然而我仍败战者,则战略指挥之不善及军队整训之不确实有以致之也。

直到抗战胜利告终时,他依然不无遗憾地说:余甚感此次大战争,各国皆出了名将及干员,而在我国,则仍为庸庸之辈。 丁治磐自始至终都认为,国民党军打不过日军,主要不是由于武器装备的劣势,而是由于将才的劣等。“盖我军装备劣势未始不可胜倭兵,而我国将材劣等,则真不堪以当倭将矣。”

丁氏对国民党军的军事教育也有严厉的批评,认为军事学校的教官“永为教官,常不到军队实习,故所教多不切实际,在书中所搜集之材料,亦属皮相之类,甚至其自己已否十分了解,有无体验,常不可知,故每当学生质问之际,即起争执,甚至因之以致打倒。此其罪,固生于学生之恶习,而教官本身之不健全,实亦无可深讳。” 丁更批评军校毕业生“多不肯到前方部队”;“军队素质之不能加速提高,由于中央各校毕业,只图做大官,不愿做实事,以寻求出路为本身进阶,如此则部队工作人仍是部队人工作,而这些知识高欲望大之份子,则常在流动中,无益于其本身,亦无益于国家。试以我陆大同学而论,到部队来则团长尚不屑当,即肯当,亦只为混资格”。

军校毕业生由于好高骛远,不肯下部队,“竟使军队服务者仍是行伍为多。盖行伍以无门路只可呆守岗位,国家反蒙其福。学生日在流动之中,不守岗位,不但其自身无成就,毕竟误了国家”。

他还因此得出“最有心得之一语”:“门路愈多之人,其成就愈少,古今人之成功者多只是一条路逼迫而成。”

据他对陆军四十一师的统计,每年军官的补充,军校只能提供1/4,其余3/4完全要依赖从行伍中拔擢。他且断言其他各师当亦如此。

他让军校新分来的毕业生写自传,发现这些军校毕业生多为失学学生,其程度皆在初中以下,文句多不通,通畅者极少。这反映了抗战时期军官培养质量的下降。

国民党的抵抗依然是

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方面对国民党军官兵素质的评价,亦相类似。

如陈毅比较国共军队的优劣时说: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陈毅比较的虽是内战时期国共军队的差异,但也印证了抗战时期的情形。 就历史进程而言,后来发生之事不可能影响以前发生之事;而就历史研究而言,后来的历史结局难免影响历史学者对之前历史事件的评价。

▍易劳逸,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曾师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国史。

美国学者易劳逸论述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历史在1945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

他进一步拿欧洲战场的情形进行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本章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民党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民党军坚持抗战的业绩。

*本文摘自《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战时军队(作者:王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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