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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抗战史料]印证历史的踪迹·何遂將軍——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

[热河抗战史料]印证历史的踪迹·何遂將軍——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各界有识之士自发组建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救国会等等不下数十个,其中,声势与实际作用远超其他任何后援会的,是早在上海成立活动,并于1932年8月从上海迁至北平,以朱庆澜将军为会长,何遂将军为常务副会长的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

何遂在辛亥革命中是一个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活跃军人。1907年,作为北洋新军第九镇的三等参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即后来的陆军大学;辛亥后该校迁北京,1915年,何遂受聘重回陆军大学担任战术教官,与民国许多著名将领都有校友或师生之谊。1928年5月,北伐中的蒋介石任命何遂为广州黄埔军校本部的代校务,即同时代理军校校长,副校长职务主持校务,在国民革命军中可谓桃李满天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何遂曾代表中国军队前往欧美观战前后两年,遍历法、英、意、比、瑞士诸国,两次途径美国,思想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何遂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唯独没有当封建割据军阀的野心,因此,“军校教官”,“参谋长”,“代校务”,“高级幕僚室主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贯穿了他的整个民国时期。

尽管如此,由于何遂将军侠义心肠,交游广阔,且在军旅生涯中奋不顾身,足智多谋,三十多岁就获授中将军衔。他还是个著名的儒将,中国国学的诗词书画无一不精,自成一家,经常与同时代的名家一起举办画展,买画所得多用来收藏散落在民间的古文物。今人每赞颂何遂在1950年将自己多年收藏的六千八百多件珍贵文物捐献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壮举,却很少人知道他早在1931年9.18后,就义卖自己的珍宝,带头动员国人毁家纾难支援抗日。当时傅斯年和叶公绰认为这批文物如果公开拍卖,可能流失海外,遂安排中央研究院收藏,酌情补偿的四万大洋,随后被何遂将军全数捐给了辽吉黑热义勇军后援会,此事有案可查。

1874年出生的后援会会长朱庆澜比何遂年长十四岁,他们在1919护法运动中相交,其时朱庆澜将军任孙中山广州军政府所在的广东省省长,何遂将军则被孙中山任命为靖闽军总司令。

考虑到抗日后援会作为义勇军的后勤组织,光有筹集善款的功能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武器弹药等作战物资的支援。朱庆澜与何遂两位将军需要寻求蒋介石的支持。

选择了“先安内后攘外”错误政策的蒋介石此时把大部分军队投入剿灭共产党中央苏区,另方面忙着平定割据一方的各路军阀,统一国土。蒋介石也有心利用朱庆澜与何遂来控制并统一东北义勇军这股当时深得民心的武装力量。

占据热河的汤玉麟是与张作霖称兄道弟的老资格奉系军阀,他直称张学良的小名“小六子”,对张学良改旗换帜阳奉阴违,严防中央军和其他抗日武装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因而对蒋介石来说,支持一个民间组织向退入热河境内的十几万义勇军提供作战后勤支援,进而收编这些分散在抗日战争前缘的部队进入国民革命军系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蒋介石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出面支持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那么在名称中带有抗日二字恐会在国际调停过程中产生麻烦,因而最终定名为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

何遂和何应钦以及后来积极参加长城抗战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关系很深。在蒋介石的授意,何应钦支持下,为按国军正规部队编制从中央财政支持军费,后援会在军事上先后还被授予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军及五十五军番号,用来收编分散的义勇军和东北军,两军皆由何遂任军长,使之在热河抗战中形成抗击日军的战斗力量。

1932年8月,配合北平军分会的组建,辽吉黑热义勇军民眾后援会后援会从上海迁往北平。何应钦派出自己的亲信严宽担任五十五军副军长兼北平军分会与义勇军部队之间的联络官。

由于张学良汤玉麟既不愿东北义勇军在奉系地盘发展,亦不允许外人染指,中央军的北平军分会不便直接领导义勇军事务,于是,从1932年9月起到1933年1月15日,辽吉黑热义勇军民眾后援会便在各方同意下负责起义勇军的作战指挥事务,成立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将军以及常务副会长何遂将军便集后援会及司令官职务于一身,将组织募集抗战款物与协调义勇军对日作战的权限统一起来。

据台北国史档案馆有关档案记载,国民政府在此期间曾指令上海兵工厂援助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内的义勇军总司令部步兵子弹200万发,手榴弹3万枚,机关枪48挺,迫击炮20门。炮弹1万发。自1933年1月始,国民政府财政每月支付后援会抗日经费20-30万元,对其他义勇军援助12万元。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时,国民政府向后援会提供大卡车100辆。

台北国史档案馆收藏当年的大量资料表明,王蕴萍部是在热河与日伪军血战的义勇军主要力量。该部军队主要系由青年学生和东北军中的热血青年将领组成,抱着赴死的决心保家卫国。当他们发现汤玉麟与日本关东军特使石本权四郎私通准备出卖热河给伪满洲国时,便抓捕并不顾日方及蒋介石写信调停,在日军大举进攻热河前夕将石本权四郎处决,以灭汤玉麟投敌之心,因而被当权者列入另类。当这些被奉系军阀克扣军费,缺衣少弹的义勇军看到日军拿着张学良的武器来对付自己,心里都在滴血。

王蕴萍在其晚年对王正的回忆中说:“何遂与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事实上承担着抗日义勇军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协调联络角色。”其间,由于汤玉麟并非事事听从张学良,多次需要资历较深的何遂将军前往热河与汤玉麟取得妥协,给退入热河的义勇军以休养生息之地。

王蕴萍还回忆道:“在何遂的要求下,何应钦曾经多次致函北平市长张石泉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长蒋伯诚,以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南京市市长何民魂,请求给义勇军中对日作战最活跃的王蕴萍部支援。所以,北平、济南、南京、上海的市民都曾给王蕴萍部募捐了大量军事物资。”

在这几个月时间里,设在北平察院胡同29号何遂将军住宅俨然成为了东北各路义勇军的总司令部。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总司令部的备战工作重点是点编退入热河的各路义勇军,使之能战并做好指挥义勇军部队与日军作战的部署。

后援会的前线指挥部设在热河省建平县一个叫朱碌科的地方。由于抗日义勇军在该地的群众基础极好,汤玉麟在此地的管理机构形同虚设,故使后援会的抗日工作能够公开大规模地展开,成为关内抗日民众支援关外义勇军武器给养的重要枢纽。

后援会司令部需要从全国招募军事人才。许多热血青年便从各地前来报到,这里面就有由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介绍的曹聚义。曹聚义是何遂将军任职黄埔军校代校务期间第六期学员,其时正被蒋介石作为共党嫌疑犯通缉,因而改名曹艺。

曹艺帶着叶劲柏、宋文梅等五人报到面试,得到朱何二位将军的赏识。曹艺被委派担任常务副会长何遂将军的中校参谋,其余几位任上尉副官或参谋,并当即被委以上热河前线点编和整顿民众抗日义勇军的重任。

曹艺带领这个年轻的点编组,按部就班,迅速点编了一支又一支从东三省退入热河的义勇军,并由何遂将军亲自指导和把关,严格按照军规,以“花费少,效果大”为原则整肃了一些良莠不齐的队伍,提高了部队整体战斗力,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在社会上的威望。当时就连刘黑七那样由惯匪改称的义勇军,在接受整编后,也发誓要服从后援会的指挥。

曹艺从东北义勇军开始,全程参加了十四年抗战,出生入死,成为一位文武双全,百折不挠的抗日将领。

他在回忆中说:“他们这几位意气风发的年轻军官曾点编过被称为义勇军魂的唐聚五部,也曾隨同朱、何二位将军多次到前线慰问义勇军,还曾与上海联华电影公司摄影隊到前线拍摄义勇军英勇作战的记录片,並与到义勇军采风的作曲家聂耳一同送慰问品,东北义勇军在极其坚苦的条件下常以歌声鼓舞士气,聂耳采风到许多义勇军自编的歌曲。”(见《曹艺回忆录》)

何遂是熟悉中外军事理论的军事家。他认为,热河省本身属于非常适合防御的山地丘陵地形,全省有几百公里的战略纵深。而日军可选择的进攻路线只能从北向南,沿线正是从东三省退入热河的十几万义勇军驻扎地。

正面战场,逐步整编入五十五军麾下的冯占海,宫可法,唐聚五与王蕴萍将军为主力的义勇军部队大部分是骑兵,只需固守各个险要地段,并在开战时用骑兵沿东西方向奔袭日军,来回穿插几十里,破坏敌军的攻势,配合张学良指挥的张作相、汤玉麟的十几万东北军正规部队设置的防线坚守热河首府承德,总体实力面对日伪军不落下风,如指挥得当,并非没有胜算。

对敌策反工作则主要由辛亥革命前就担任黑龙江省要职的朱庆澜将军动员他在伪满洲国军队中的原下属,包括他的大儿子朱榕。朱榕曾经担任伪满洲国中将滨江地区司令,他承诺一旦开战,便在阵前起义,有关协议由北平军分会记录在案。

后来,国民政府在朱榕拒赴东京朝拜天皇而自杀后,曾明令哀悼:“朱榕为赈济委员会故常务委员朱庆澜之长子,教秉义方,效忠党国。曾任陆军旅长,驻守关外,沈阳事变,身陷敌营,去秋寇拟舰送东京,中途乘隙蹈海以死,志节凛然,殊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并准入祀绍兴县忠烈祠,以彰忠孝而示来兹”。此是后话。

热河保卫战前准备工作正按义勇军总司令部的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声势是如此浩大,形势是如此乐观,致使张学良也以为胜利唾手可得,因而终止了汤玉麟的代表与关东军之间的谈判。

也是为了向中央政府及后援会索取更多好处,张学良在1933年一月底,在日军进攻开鲁同时,向蒋介石提出并着手将原来由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指挥的义勇军统一交由他自己指挥。

蒋介石向张学良妥协,令后援会向张学良移交兵权及军费物资。何遂则受新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委托,去热河拉拢据传要投降日本人的汤玉麟,把五十五军军长的职位让给了从不到任的汤玉麟,自己屈居副军长。

据当年的国内各大报章报道,1933年2月16日,朱庆澜与何遂将军等负责人在北平参加声势浩大的热河抗战动员大会,向张学良移交兵权。张学良汤玉麟从后援会获得抗战军费不下两百六十万大洋,辎重卡车近三百辆。

张学良本人在大会上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宣称热河抗战至少可以坚持三个月,击退日本人染指关内野心可期。

在张学良空谈热河抗战必胜的同时,1933年1月30日起,日军已兵分三路发起进攻。

据1933年1月31日《申报》报道,王蕴萍将军的义勇军部队在开鲁阜新一带展开與日本第六师团激战,开鲁被日本飞机几乎全部炸平,开鲁义勇军总部都被炸毁。开鲁、阜新、朝阳寺、朝阳、均是王蕴萍所部义勇军的防地。④⑥

由于张学良强行接收义勇军总司令部事务,使得战事失去统一指挥,此时的义勇军几乎是各自为战。

王蕴萍指挥的这支近三万人的义勇军部队迎战日军,从1月30日展开的开鲁保卫战,到2月24日的朝阳保卫战,近四十天激战仅收到张学良从后援会拿到的两百六十万大洋军费里的二十一万,战至弹尽粮绝,不得不撤退。

这就是何遂将军通电中提到的义勇军四十日战况:“开鲁一隅,自一月删日起,每日受敌猛攻轰炸,支至敬日,凡四十日之久,遂以张之迁延贻误,义军竟致不能不退。而绥东阜新下洼各处,亦受影响,而全线牵动矣,义军之由张因循致败,既已如此。”

1933年2月中旬,何遂将军派他的长子,我的父亲何世庸跟随朱庆澜将军组织的中央政府宣传部慰问团在隆隆的炮声中奔赴热河前线,一直到开鲁。团员里有包括聂耳,宋文梅在内的各界代表,何世庸却跟团里比他年长五岁,当时以南京中国时报记者身份参加慰问团的燕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范希天(范长江)结成了莫逆之交。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1933年2月末)我到南京不久,热河就失陷了。义勇军撤退到察北一带,改编为五十五军,父亲担任了这一军的军长。夏天我考进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入伍前范希天来找过我说要到红军撤退后的中央苏区去考察。他回来后又到学校找我一次,说考察的结果证明苏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决心上四川,看看能不能跑到徐向前那里去。他要我好好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将来好在一起工作。他述说红军与苏区的话,给了我无限的信心,觉得救中国有了一个希望。范希天到了四川后并没有跟上徐向前,却变成了《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见《何世庸简历》)亲历过热河抗战救亡的这些热血青年,最后大都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这是后话。

据王蕴萍晚年对王正回忆说:“本该是热河抗战主力的汤玉麟东北军往往不战而逃或阵前哗变,面对日军一触即溃,每战均给日伪军侧面或后面对义勇军进行包抄的机会,还不如没有他们做友军的配合。”

日军为了切断关内外的义勇军补给线,下决心攻占朝阳和建平。1933年2月24日,铃木旅团在朝阳城外莽牛营子和王蕴萍部义勇军爆发了激战,东北军董福亭部在死亡40多人后放弃阵地。四散溃逃,王蕴萍严令第二军第一师夺回莽牛营子阵地,这支突然出现在日军面前衣衫褴褛、手持步枪、大刀,扛着土炮的“叫花子队伍”,让日军铃木旅团长感到无比震惊,义勇军顶住日军一次接连一次的狂轰乱炸。一直持续到黑夜,日军始终也未能踏上高地一步。铃木被义勇军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所震慑,不得不下令停止攻击。

王蕴萍部趁夜撤退后,铃木旅团长登上义勇军碉堡拍照留念。并且登载到《热河讨伐写真画报》。⑨ 铃木在他的手记中哀叹道:“消灭义勇军的道路还相当遥远,以后应努力献身,才能上报皇恩。”

3月1日,日军集中第八师团主力开始进攻朱碌科,遭到于兆麟旅和义勇军王蕴萍部的抵抗,日军约5000多人,有飞机9架、坦克30余辆与陆军配合向中国守军阵地猛烈攻击,激战六、七个小时。于兆麟旅伤亡很大,六八八团第一连连长以下全部阵亡。王蕴萍部损失将近三千余人。但是,朱碌科阵地在二十九旅六八四团增援下,始终没被攻下,日军只好绕过叶柏寿直取凌源。王蕴萍部义勇军和于兆麟部退守白马关和延庆一代,参加后来的长城抗战。

1933年3月5日,也是从燕京大学毕业没几年即奔赴抗日前线的王蕴萍将军发出通电,宣告热河失陷:“热河失陷,异常痛惜,本军在日总攻朝阳,董旅(东北军汤玉麟部董福亭旅)哗变中,第二旅损失甚重,现经由建平之朱碌科萝卜村,向围场及赤峰以西大庙等处集合反攻,此后以热察之边境为长期之守据。仅以最后纯洁之血肉贡献最后一弹不给日逆扩大暴行。唯值此中华民族存亡一发之倾,亟盼国内外同胞一致动员,共同维持此危难之国运。”

王蕴萍的义勇军则一日数战,几无败绩,几乎锻炼成了一支铁军。即便是在日军攻占承德,武器弹药遗弃遍地,王部仍然层层抵抗,打开汤玉麟的军火库,拉走山炮,历经古北口、白马关和汤河口作战到5月30日塘沽协定停战,四个月后,三万人的义勇军部队仅剩三千五百人,伤亡接近九成。王蕴萍将军的牙齿和嘴唇被弹片崩掉,一只耳朵被震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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