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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一寸山河一寸血--你不知道的“一 二八”抗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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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山河一寸血--你不知道的“一 二八”抗战(2)

一寸山河一寸血--你不知道的“一 二八”抗战(2)

1932年1月29日,在和蒋介石讨论如何应对“一. 二八”事变时,汪精卫曾说:“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可是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就是这样的角色。他自己遭世人唾骂却换来和平,使无辜生灵免遭涂炭。秦桧的救国和岳飞的抗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蒋介石听此言怒道:“秦桧是地道的卖国贼,这是妇孺皆知的,怎么能同岳飞相提并论?”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向全国陆海空官兵发出通电:“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和平,蔑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介石的亲信宋希濂,后来在解放战争成都战役中被俘。作为战犯,宋回忆,当“一. 二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发布通电,说愿与诸将士共生死。

为防备日军“一. 二八”事件后将侵略战争扩大到全中国,2 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决定将全国划为四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徐永昌为副长官;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中正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长官;第三防卫区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陈铭枢为副长官;第四防卫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长官。这四大防卫区域的划分,成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设立战区的雏形。

“一. 二八”抗战初期,蒋介石强调了第十九路军控制上海的重要性,把南京的防务指派给第 61师和德式训练的 87师、88师,这3个师作为保卫上海的预备队。2月1日,蒋给第88师师长俞济时的请战回电言:“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张治中向蒋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蒋介石的回复超出了张的期望,不仅同意了张的请战,还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宋希濂《一. 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 二八淞沪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月14 日,第5军前往上海参战。这支蒋介石的前警卫部队、中国当时最有战斗力的德械样板部队,没有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是不可能派出去的。

第5军到达上海后,为第十九路军分担了易攻难守的防御地带。多年后,曾隶属第5军88师的师长俞济时还大有意见地说:“……在兵力部署上,十九路军以江湾镇划分作战地境,以北为第5军,即开阔平坦的决战地区,仅兵力八个团;以南属十九军,为易守难攻、敌人绝不会投入主力地区,部署兵力达二十一个团,如此部署,除有偏疑居心,实在没有别的可以解释。”

俞济时的牢骚固然带有中央军与地方部队的矛盾,但有些情绪尚可理解,因为此后史书多大书特书十九路军的功劳,而极少谈第5军,以及税警团等部队。所以,多数人了解第十九路军首先在淞沪挺身抗日,却只有少数人知悉二月中旬战局扩大,江湾以北迄吴淞战线全由第5军张治中部承担,到停战止,伤亡达数千之众。

更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还特地电告张治中、俞济时等人,要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不要争功,要以国家大局为重。2月17日南京统帅部给张治中发去铣戌电:“希望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

2月23日,蒋介石分别致电参与淞沪战役师长以上将领:“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凡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斯义,故十九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辱之分……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5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

蒋介石这样做,是有意要让日本感到中国内部是团结的,使日本知难而退。这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达到了。

第5军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屡次挫败日军的猛烈攻势,当然也为蒋介石的复出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6日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但毋庸置疑,“一. 二八”抗战期间,蒋介石增援十九路军派兵严重不足,存在着畏首畏尾、消极抗战的问题。

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电令十九路军:“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 日)东(1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 日)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蒋介石的这一电令表明,他准备向上海派出援兵,援兵的实际到达时间基本与电令吻合。但他一直没有坚决、迅速、大规模地派兵,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蒋介石处理事变时,采取“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方针,既然企望于通过和谈解决,在具体的做法中就有消极抗战的一面。在一个多月的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向上海派的部队数量有限,援助速度和数量远不如日本,军政部甚至曾对各部队通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集合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因此,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驻浙江的戴岳一旅,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都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苦斗,不予支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十九路军血战月余、后继乏力时,自然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十分气愤,称其为“真所谓极人类历史上‘寡廉鲜耻’之尤!”

消极抗战最大的危害是,十九路军在“一. 二八”抗战初期和中期,数次在阻击战中获胜,特别是在庙行反击战中获得大胜,本应乘胜追击,将日军赶下海去;但正是囿于蒋介石强调的所谓“政治影响”,致使守军不能乘胜追歼日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机失去,坐等日军恢复元气后再来进攻,从而使“一. 二八”抗战总是落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从各种历史事实看,对于“一. 二八”期间的蒋介石,既不能像台湾传统史书那样,因个人崇拜而评价过高,也不能像大陆传统史书那样,受过去“左”的影响,不愿提国民党的抗战贡献而评价过低。

蒋介石顾虑什么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国民党派出近百万大军,陆海空精锐尽出;而“一. 二八”抗战时显得十分小气,援兵不多,甚至不如日军。两次淞沪会战反差何以如此之大?

从蒋介石电文和日记中可以解析他在“一. 二八”抗战中的心态。蒋曾过于担心中日之间的军力悬殊。“九一八”发生不久,他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唯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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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16 1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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