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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抗战杂谈(1)

一二八抗战杂谈(1)

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巧借爱国情绪的“日僧案”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生产总厂的工人们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三友抗日义勇军,多达400余人参加,陈万运亲任大队长,队员自费做了军装,天天在上班前操练。义勇军还在厂门口高墙上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标题是“一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士,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

“三友社毛巾厂隔壁就是日商东华毛巾,厂内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设有瞭望台。日本人每天都能看到三友社毛巾厂的行动,恨得牙痒痒,从此视三友社毛巾厂为眼中钉。”陈立芳说。

据史料记载,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本僧人天崎启升等五人打着“修行”的幌子, 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其行迹引起厂内义勇军注意,义勇军成员跟踪其后。天崎启升等人见状逃窜,逃到赵家宅附近时,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

此时,由日军特务长官田中隆吉和女间谍川岛芳子事先雇佣的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之中,对日僧用石块猛砸猛打,造成一死二伤,并将责任嫁祸于三友实业社工人身上。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第三天凌晨,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带领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60余人袭击了三友实业社,纵火焚毁厂房6间、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还打死前来的工部局华捕1人,打伤2人。

战后,田中隆吉在自供状中称,他知道三友实业社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于是就让和他很“亲近的女子”川岛芳子,去“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借机“搞出点名堂来”。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发动了战争,第二天即占领了三友实业社。“日僧事件”成为“一·二八”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蒋光鼐打响了正规军抗日第一枪

蒋光鼐简介

如果你走在78年前的上海街头,你一定会去买蒋光鼐牌香烟,因为那是抗日爱国的象征。你还可以看到四处悬挂的蒋光鼐肖像,这是画家蒋兆于1932年在“淞沪抗战”前线为他绘制的油画。当年,那幅油画被印刷成数万张,沿街张贴。

在这张画像的背面印着蒋光鼐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大战开始,他与第19军军长蔡廷锴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力保疆土,誓死为国,鏖战月余,杀敌无算,造成“甲午”以来抗暴却敌之第一页光荣历史,举世无不知其人焉。

蒋建国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从这幅画像上得来的,挂在父亲书房的墙上。他身着戎装,领章上有三蒋建国给父亲创作的《蒋光鼐颗星,面容清瘦,表情严肃,嘴唇上将军像》

边的短髭更增加了几分威严。每当我从这幅画像前面走过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两只眼睛都在盯着我,画活了。”

蒋建国,蒋光鼐次子、北京市蒋建国政协原副秘书长,2010年6月8日,曹海鹏摄蒋光鼐:“违令”抗日一代名将蒋光鼐去世43周年忌日,他早早等候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会客室里。一头白发的蒋建国先生,指着黑色衬衫说,“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所以我穿着黑色衣服来了。”

蒋光鼐,第19路军总指挥、“一二八”淞沪抗战总指挥打响中国正规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

1932年1月28日夜里,突然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城市的宁静,火光照耀了夜晚的天空。子夜时分,日军兵分5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19路军阵地发动袭击。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60、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78师2个旅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战争爆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当时任驻守淞沪的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洞察到了日军的侵略动向,于是提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和动员。

1月23日,蒋光鼐召开19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讨论了一切必要的应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部署兵力、发动动员,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下达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和充分的准备,为后来在战役中有效打击日寇奠定了基础。

虽然19路军根据这一密令采取的行动,被军政部指责为违命抵抗,不从军令,却是顺应民心,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强烈支持。从第一道抗日命令起至3月2日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所有公开文件都是由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签署的。

据曾与蒋光鼐在“民革”共事多年的张克明介绍,日军入侵上海时,蒋光鼐正在医院养病,当下属问他打不打时,他想都没想就说打,因为“一二八”时期蒋光鼐(右二)与蔡廷锴(右三)这是早在会议上决定了的。蒋建国说:“1931年,19路军奉命参加“围剿”,父亲屡征不出,赴上海养病。而1932年1月28日夜,一接到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电话,他立即挺身而出,驱车至龙华警备司令部与戴戟司令、19军军长蔡廷锴共商抗敌大计。当晚,三人步行至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临时指挥部,就近指挥战斗。”

一二八事变的骄人战果:22天内日军三次更换主帅

2月14日,日军陆军中将植田抵沪,兵力增至3万余人。

2月16日,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蒋介石命军政部派张治中率嫡系第5军抵沪,并命令:“着第5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蒋光鼐决定实行区分作战,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第19军军长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占领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5军军长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各部务于17日拂晓布防完毕。

2月18日,日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父亲愤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断然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父亲一面指挥部队,一面以19路军名义通电全国:“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份内事,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授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得逞……”这种拼死抵抗的决心,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吧!”

蒋光鼐当即顶撞说:“卫国保土乃是军人天职。强敌压境,怎能不奋起自卫?这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

在19路军的抗击下,江湾、庙行两处争夺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22日,日军倾巢出动,向我军庙行、江湾阵地猛攻,企图从中方守军的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向两侧扩展,将19军和第5军各个击破。守军沉着应战,指挥部调度有方,接连挫败日军的进攻。

双方激战数日,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植田“中央突破”的计划终告破产。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

下午8时,我军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当晚11时,蒋光鼐被迫含泪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全军上下“擐甲哀鸣,泪尽以血”。

19路军的英勇抗战虽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但得到了民间的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欠下19路军数月军饷,全依靠国内外的捐款才得以弥补;没有武器补给,竟然用上海总工会自制的土炸弹来抵抗日军的铁甲装备;上海一天之内开辟出几十个伤兵医院。“父亲他们也一次次向全国通电,表达了誓死保卫国土、抗战到底的决心。”蒋建国说,“19路军与第5军乘夜各自按照指定路线撤退,秩序井然,天亮时,主力部队及辎重已离开战场40里,而日军并未觉察。到2日午后,日军才发现中方主力已经转移,开始追击,而中方掩护部队按计划逐次抵抗,使19路军与第5军顺利后撤到第二防线。”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以后,大规模战事基本停止。

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19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1939年蒋光鼐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合影一个师调往安徽。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

5月8日,蒋光鼐在杭州写信1给蒋介石,请求辞去19路军总指挥职务。

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各界人士4万多人参加了大会,蒋光鼐念及数月来所思所感,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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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14 17: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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