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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一·二八”淞沪抗战 概况(4)

[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一·二八”淞沪抗战 概况(4)

日军第三次增兵

此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被十九路军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难以速决。为此,23日,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火速派遣陆军增援。于是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田中内阁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增派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和飞机一百多架来华,以便在上海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经过多次增兵,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兵力已达7万余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左侧太仓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指挥第9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3月1日,日军在闹北、江湾、庙行各方面都发动了进攻,用重炮、野炮、钢炮以及飞机连续轰炸,步兵则乘势进击,白刃相搏,双方伤亡均重;与此同时,白川密令第11师团,利用浏河方面中国兵力单薄的弱点,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侵占浏河。浏河的失陷,使中国军队侧、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于是,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对日交涉和国联外交

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因此在抵抗之际,一面照会欧美各国和国联,要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迫使他们采取比对待九一八事变较为积极的态度。正因如此,在上海战争过程中,由英、美、法出面奔走的“调停”一直不断。

事变第二天(29日),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中日述成停战三天的口头协议;但实际上日军并未停止进攻。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各自照会中日两国,“提议停止冲突;(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四)设立中立区,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地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约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事宜……。”南京政府对于这一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基本表示同意。而日本却提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划一不住兵区,宽十五至二十英里,以对抗英、美等五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1月29日,中国驻国联总代表颜惠庆受国内指示,在国联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言,就日本进攻上海提请国联关注,并联系到东北事件,主张国联章程第十条(关于尊重联盟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条款)和第十五条(关于联盟理事会对有断交之虞的纠纷进行审查的条款),应适用于日本的对华侵略。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反对受理了中国提案。次日,国联秘书长提议组织“国联委员会”赴上海调查中日冲突,后又决定成立“上海调查委员会”。中方代表当即表示同意。南京政府对国联干预上海战事抱有很大的希望。

2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

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淞沪战争,除欧美列强的调停外,还另辟了一条直接谈判渠道。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王俊10日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

2月12日,中国代表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请求召集国联特别大会处理中日纠纷。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代表的极力反对,20日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并以3月3日(日内瓦时间)为大会开会日期。

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也再次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等必须维护。2月23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的书信的形式,申述维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认主义”的立场,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影响我们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或任何该两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公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但另一方面,就在日本准备加派军队援沪时,史汀生又对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美国政府不鼓励制裁日本的行动。(中华民国史第8卷第68—69页)

2月28日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应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之请,偕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到英舰“肯特号”,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会晤。在凯莱的居间调停下双方磋商三小时,达成谅解事项五项:“(一)双方同时撤兵;(二)日本不提议永久撤出吴淞或狮子林炮台之问题;(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第三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权;(五)中国军队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完竣后,中国军队退至南翔,日本军队退回舰上。”29日,中国政府对五项内容做了同意的回复,但日本政府却未予回复。

但“肯特号”会谈也非毫无意义,国联理事会主席彭古获悉“肯特号”会谈详情后,于2月29日召开国联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调停上海事件的四点计划,大意为:在各国驻上海文武官员的帮助下,迅速缔结停战的地方性协定,然后由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各国代表召开圆桌会议,就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居民的安全保证措施和为解决其他问题而进行措施。随后,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代表一致表示赞同该计划,中国代表颜惠庆、日本代表佐藤尚武也都原则上表示大致同意。

但3月2日,因日军迫使中方后撤到第二防线,日方态度又强硬起来,提出了四项苛刻条件,再次要求中国军队先行后撤才停止攻击,日军撤兵只先撤至上海及吴淞地区,并不愿受中立国监督撤军。中国政府对此明确表示了拒绝。3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同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召见日驻美大使出渊,指责日本一面接受国联2月29日决议一面又继续扩大军事行动的做法。

战争结果

1932年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戴戟、黄强等七人,日本代表为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会议。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27日,兰普森对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条。28日至30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遂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4月19日,国联特委会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但日方对于其中第十一条联合委员会职权之规定,陆军认为干犯了统帅权,表示坚决反对。经兰普森的调解,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时弃权,表示默认。于是30日在国联大会上,将兰普森修改的决议草案通过。

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5月5日予上海签订。

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昆山、苏州一线。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代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协定”之二、三、四条均有“附件”。“附件一”规定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二”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附件三”规定共同委员会之组成。

中国代表在宣读《协定》条文时,发出两次声明,但并未作为附件而附属于《协定》文件之内。中国的声明,一是关于《协定》第二条的声明,说中国方面在停战会议讨论此条时,曾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并说:“当时双方同意,此项声明于该项会议时业经接受。”而是关于《协定》第三条的声明,说:“双方了解,按照第三条,日军暂驻区域内之市行政权,包括警察权在内,仍由中国当局行使之。日军之暂用该项地点,于上海市政府之工作,不得有任何妨害。”此外,中国政府同日在南京发表了一个有关《协定》的书面声明,宣布将设置特别警察队,以维持临近上海租界的撤兵区域内的治安与秩序。

日军的撤退分为四批实施。第一批自5月6日起,日军主力部队向连接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以东地区撤退。第二批至5月9日中午止,撤出嘉定、南翔、浏河等地。第三批,至5月10日中午,撤出罗店。第四批,从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全部撤退。5月12日中国首都保安队接管闸北,19日接管江湾,23日接管真如,24日京沪铁路恢复全线通车,同日接管吴淞炮台。5月31日,日军除海军陆战队及宪兵共2500人以外,全部撤离上海。中国调北平保安队1000人由瑞士教练统带赴上海维持治安,另派国军第二军精锐步兵2营驻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在地龙华。至6月17日,淞沪铁路以东、沙泾港以西、公共租界以北,虹口方面越界筑路周围地域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全部撤入越界筑路地域以内。至此,除《停战协定》所允许日军暂驻的丁区(闸北日本坟山)内的警察权尚未恢复外,所有日军退出地区,完全恢复上海市政府的行政区与警察权。至7月17日,日军最后撤离丁区,由中国方面派保安队予以接收。至此,日军全部撤出公共租界和虹口越界筑路以外之地区,全面恢复“一二八事变”前之原状。

数据统计

参战军队

日军约7.7万人:第三舰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师团;中国军队5万人:十九路军;第五军(张治中)。

伤亡数字

据中方战报,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一共毙伤日军10254人。而据日方资料,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合计伤亡3091人:其中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 [31]

据中方战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合计总伤亡14104名(阵亡4274名、受伤9830名)。其中十九路军伤亡官兵8792名;第五军伤亡官兵5312人。[32]

军火补充

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枪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33]

民间损失

据统计,事件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战争评价

积极评价

一·二八事变

首先,促进了国内团结。一二八事变前,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宁粤对峙并未结束,群龙无首。事变后,国民党各派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团结,汪蒋合作,蒋介石复出,自此南京政府的地位相对稳固。而国内各阶层、各界人士,也因支援淞沪抗战,激发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团结。

其次,建立了抗战的信心,转变了国际观念。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几乎逢战必败,而且几乎每次都以割地赔款告终。淞沪抗战期间,国军屡挫强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而最后的停战协议中,既无割地内容,又无赔款条款,实为百年来所罕见。

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国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也为在沪西方人所亲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西方人轻视中国军队的心理,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形象,改变了中国的国际观感。

消极评价

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即已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口号:“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在此通电中,蒋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及剿共。但当时“安内”主要指平息内外冲突,解决两广问题。 [34] 九一八事变后,蒋和南京政府于1931年9月21日决定“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35]

1932年6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 [36] 至此国民政府正式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就是完整的“一二八事变”。

战争影响

1932年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又称《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 [37] 国民政府一味地依赖外交手段和依靠大国来解决争端,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导致了最终局面。而英美等大国没有及时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将引火烧身、自食其果。 [38]

一·二八淞沪抗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侵略的精神。在民众抗战热情的鼓舞和推动下,国民党内一批要员冯玉祥、孙科、吴铁城、李宗仁、陈铭枢等以通电、讲话等形式催促国民党政府支援19路军,也坚定了中国守军的抗日信心;就连阎锡山也赠送了急需的重迫击炮数门,炮弹600发,被守军视为贵物。中国守军能够支持月余,与全国民众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曾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饰,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39]

参考资料

1.王桧林 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41页

2.一·二八淞沪抗战:川岛芳子是始作俑者? .搜狐网[引用日期2019-09-07]

3.佳新.《关东秋叶 第3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第491页

4.吴美华.《历史不能忘记系列 6 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第6页

5.刘金田主编.《中国的抗日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7页

6.张宪文主编.《日本侵华图志 第18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第1页

7.金阳.《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实录》.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294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12页

9.一·二八淞沪抗战:川岛芳子是始作俑者? .搜狐网[引用日期2019-09-07]

10.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大陆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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