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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人物]谈抗日英烈邓铁梅

[义勇军人物]谈抗日英烈邓铁梅

邓铁梅(1892—1934) 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邓铁梅,男,满族,名古儒,字铁梅。1893年2月15日出生于本溪。1931年10月下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活动。1932年3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1934年5月30日晚,邓铁梅被沈廷辅带领的伪便衣暗杀队捕获。1934年9月28日夜,邓铁梅在日军百般劝降无效下被杀害。1935年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中,称他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1988年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邓铁梅(1892年10月29日-1934年9月28日),出身镶红旗满洲佐领,原名邓古儒,字铁梅。生于中国辽宁省本溪县(今本溪市)磨石峪邓家村,抗日将领。1898年进入私塾学习。1931年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深感亡国之痛,于10月下旬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一个多月后,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他们到处袭击日军,解救抗日爱国同胞,震慑敌胆,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吸引更多的抗日志士参加到自卫军中来。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1.5万余人,组成八个团,两个大刀队。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返回凤城,于1931年10月召集旧部150余人,

邓铁梅烈士生平经历

邓铁梅,1892年10月生于辽宁省本溪县磨石峪村的一个富裕之家。1917年,邓铁梅进入旧警界任职,由下级警士逐步晋升为凤城县公安局长。任职期间,目睹警政积弊,深感旧中国的政治腐败,使民众饱尝困苦,所以他立身处事有一定正义感,为人廉洁奉公,对一般劳苦大众抱有一定同情心。他严令部下不要苛扰百姓,而对于一班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势力则加以限制和打击。

邓铁梅对上司不搞阿谀逢迎,不同流合污。他的这种耿直的作风,在贪污成风的旧社会官场中不仅行不通,而且遭到地方实力派的挟嫌报复,1929年秋被撤去凤城县公安局长职务,另调奉天、哈尔滨等地任职。1931年4月,邓铁梅在牡丹江警察分署长的职位上又遭革职,失业后回到奉天。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邓铁梅正在锦州待谋职业,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宵烽火,失地千里,辽、吉两省大片土地沦于日军铁蹄践踏之下。9月23日张学良下令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办公,大批军政人员接踵而来,各地难民也纷纷西逃锦州并准备进关,使这个辽西重镇处于一片惊慌混乱之中。邓铁梅目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无限感慨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又气愤地说:我们宁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民族正气,使他下决心返回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邓铁梅在锦州拜会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即得到黄的支持和赞助。

1931年10月下旬,邓铁梅前往辽东凤城西部山区小汤沟顾家堡子(今属岫岩县朝阳乡)串连旧好十数人,分赴凤城、岫岩两县交界的山区各村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队伍。此时日军虽然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城镇,但在偏远的山区其侵略势力尚未达到,广大民众也有抗日救国的要求。因此,旬日之间便征得长短枪300余支,动员抗日健儿180多人,正式创建了辽东三角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任司令。在成立大会上,邓铁梅对大家讲话,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宣布建队宗旨是:武装抗日,保卫家乡。

邓铁梅在小汤沟创建民众抗日自卫军的消息一经传出,辽东三角地区的广大民众奔走相告:老邓回来组织武装,大家快上队抗日吧!跟老邓打日本军准没错……于是,四乡群众、民团、保甲携枪带马来投者甚多,队伍迅速发展扩大,到1931年12月份,已增加到1500余人。在建制上,司令部以下编为4个大队,其中一个为大刀队,也称武术队,由山东来的武术教师担任教练。一支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初具规模了。

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是夜袭凤城。

1931年12月26日午夜,邓铁梅率部兵分两路攻打凤城。一路人马攻凤城车站、包围凤城警察署;另一路攻入城内,伪警察大队狼狈逃窜。自卫军把驻城内的日本守备队西河小队围困在一个大院内,断绝了城内和车站的联络,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抗日自卫军一举捣毁了伪县衙、警察署;砸开了监狱,使被捕的爱国者获释;日本特务情报机关——平井药房被砸烂,焚烧了里面的鸦片、吗啡等毒品。凤城一役重创日伪军,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步枪300多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两门和大批子弹。日军遭此痛击,大为震动,《盛京时报》12月27日载文惊呼:“安奉线匪警频传,凤凰城被袭焚,通讯断绝,形势严重。”

邓铁梅率部夜袭凤城的胜利喜讯不胫而走,得到了东北各界人民群众的交口赞誉,也引起了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重视。1932年2月末,苗可秀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委派,从北平秘密来到辽东三角地带,了解义勇军反日斗争情况。邓铁梅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详细地介绍了民众自卫军成立的宗旨及现状。不久,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该会遂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司令。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誓师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又委任邓铁梅为第十三路军司令。7月间,苗可秀由北平重返邓部工作,邓铁梅对他十分敬重,任命他为总参议兼军官学校教育长。这期间,许多小股抗日武装纷纷来投,东北民众自卫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从1932年春季开始,邓铁梅率部队向日伪频繁出击,曾先后收缴了庄河、大孤山维持会的部分武器。同年5月,还派部队智取了卡巴岭三义庙,将庙内伪骑警的一个队包围缴械,缴获军马70匹、大枪60支和一些其他战利品。

三义庙战斗胜利后,民众自卫军就在卡巴岭上设关卡,挖战壕,修工事,构筑三角抗区的东大门。当时城内日伪军不敢越雷池一步,卡巴岭以西完全成了抗日自卫军的天下。

抗日自卫军的发展,使敌人惊恐万状。日军将伪军李寿山部调往大孤山、龙王庙,讨伐抗日自卫军,伪军司令部设在龙王庙街。李寿山部队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老百姓恨之入骨。邓铁梅决心突袭龙王庙,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汉奸。龙王庙是一个有1000多户的大镇。镇内有商户120余家,是凤城南部、岫岩东部、安东西部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镇子周围有外壕,还有铁丝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邓铁梅调动队伍,于7月1日凌晨1时发起攻击,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冲入镇内,自卫军战士迅速占领各处隘口,以重火力击毁几个碉堡,攻进街巷。日伪军这时正在熟睡之际,有的来不及穿衣,赤身逃窜;有的在渡河逃跑时被淹死。伪军司令李寿山、副司令张宗援随乱军窜出镇外,逃往大孤山。这次战斗打死日伪军100多名,缴获大量军需物资。

这次战斗之后,东北民众自卫军遂将司令部移往龙王庙镇,并占领了附近的黄土坎,与伪军李寿山部隔大洋河相对峙。从1932年春季到8月间,邓部义勇军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达百余次之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遂改编为6个旅20个团。到1932年8、9月间,部队总员达15万人以上,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活跃在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境内几百里的宽广地域,并联合抗日义勇军刘景文、李春润等部,不断打击日军。这一带成了辽东著名的抗战区。

面对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的发展壮大,敌伪十分恐慌,于是便改变了手法,采取了军事“进剿”与招抚诱降相结合的两手政策。1932年8月,日伪当局让凤城县伪县长康济出面,利用其与邓铁梅旧相识的关系,派人给邓铁梅送了一封劝降信。邓铁梅与苗可秀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以争取一定时间休整与补充部队,便派总参议苗可秀、参谋处长王者兴为代表,先后赴凤城、奉天与日军招抚代表“谈判”。苗、王二人与日伪调旋,敌方讨价还价,招抚心切,我则以假乱真,虚与委蛇,谈判多日僵持不下。最后苗可秀以请示邓司令为由,从奉天脱身返回抗区。此时敌人出于政治需要,造谣说邓铁梅接受了“招抚”,并通过报纸、广播大肆宣传。对此,邓铁梅与苗可秀决计以事实戳穿敌人的阴谋。于是,他们将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等6人从凤城县诱至自卫军控制区的刁窝堡处决,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日伪在“招抚”阴谋失败后,调动大批兵力向三角抗区的几个据点疯狂进攻。9月末,伪军李寿山率千余人攻占了民众自卫军的重要据点黄土坎。为了坚持长期抗战,该地必须收复。邓铁梅遂派苗可秀率部队于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突然发起进攻,激战至次日清晨,敌人溃逃。黄土坎收复之后,军心大振,于是又计议攻打李寿山的老巢大孤山。

1932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邓铁梅率部千余人,刘景文率部800余人包围了大孤山。大孤山镇有城壕方圆20多华里,壕内水深没人,外壕有铁丝网围墙。李寿山伪军3个团共1500余人驻守镇内,防御工事坚固,义勇军多次强攻未成。但镇内敌人也无法冲出镇外,一直围困28天,镇内粮草不济,人吃豆饼,马吃白菜。伪营长赵书怡带领4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试图从南二道沟大板桥冲出镇外,在民众自卫军强大火力阻击下,伪军赵营长毙命,“敢死队”大部被打死。11月下旬,日军天野部队从岫岩赶来解围,民众自卫军撤出战斗。围攻大孤山战斗打死伪军200余人。

12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对三角抗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参加这次大“讨伐”的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各一部及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驻连山关)、第三大队(驻大石桥)的部分兵力,加上伪军共1万余人。12月13日开始,向以龙王庙、尖山窑为中心的游击据点包围过来。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而集中,加之民众自卫军又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战斗经验,一开始即采取了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办法,结果分散了兵力,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邓铁梅率部北移,在马道沟附近与苗可秀率领的学生大队会合,整顿了队伍,制定了退敌计划。当时敌人主力在文家街、红花岭、尖山窑一线。文家街在哨子河以北,是通往尖山窑的要道,邓部决定先攻击文家街,然后反攻尖山窑。黄昏时,战斗打响了,自卫军首先抢占制高点,以轻重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大刀队和另一部自卫军向村内进攻。一夜激战,自卫军发起多次冲锋,攻入村内,日军遗弃50多具尸体和大量军需物资后,向何家堡子、尖山窑方向狼狈逃窜。邓铁梅决定一鼓作气克复尖山窑。12月底,他亲自到阵地督战,苗可秀率学生大队冲锋,自卫军战士奋勇向前。激战至第二日拂晓,敌人弹药补充困难,放弃尖山窑向白旗堡撤走。自此尖山窑又回到民众自卫军手中。文家街、尖山窑两次战斗之后,日伪军开始撤退,义勇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讨伐”。

1933年4月15日,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讨伐”,兵力更加集中,分多路向自卫军猛扑,所到之处修据点,建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把自卫军挤压在龙王庙以北,白旗堡以南地区。随后敌人逐渐收缩兵力,民众自卫军不断遭到伤亡,最后撤至白旗堡以北的老平顶山上固守,部队损失严重,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民众自卫军的几个游击据点又为日寇占领,少数部队只能在老平顶山、南尖山、帽盔山一带的密林里坚持斗争。

在困境中,邓铁梅总结作战失利的教训,加强军事训练,锐意整顿部队。同年6月,部队利用山林树木逐渐繁茂、青纱帐形成的有利时机,加紧练兵。经过一段整顿,部队人数又有发展。

《塘沽协定》的签订,是中华民族继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又一个奇耻大辱。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热河,并把华北置于日军监视之下的事实。消息传来,民众自卫军上下无不愤慨万分,纷纷请缨杀敌,以雪国耻。邓部相机出动,袭击敌人,部队又出现了新的活跃气势。

三角地带抗日武装力量的再次振兴,使日伪军大为惊恐。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长板津直纯率部并纠集一批伪军,开始了第三次大“讨伐”,到处杀戮群众,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但此时正值青纱帐起,便于活动和隐蔽,邓铁梅率部以出其不意、忽东忽西的战术,对日伪军及其占领区不断进行袭扰。由于自卫军频频出击,迫使敌人不得不在8月末收缩兵力,第三次大“讨伐”告一段落。在日伪军第三次大“讨伐”的艰险环境中,邓铁梅率部队寻机袭扰敌人,并取得一定的局部胜利。

邓铁梅部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斗争,这与部队重视游击据点建设是分不开的。为了坚持长期抗日,邓铁梅先后建立了尖山窑、龙王庙、沙里寨、三清观等多处游击据点,在据点周围建立农民协会和妇女、儿童组织,使抗日自卫军首先有了立足之地。邓铁梅还在抗日军控制地区制定了财政、税收、粮食政策,设置伤兵医院、被服厂、印刷厂、印币厂、税捐局等机构。这些措施虽不完备,但在解决部队军需、支援抗日战争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邓部义勇军建立了一定的政治工作制度。1932年春,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邹大鹏到邓部担任政训处长,主持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部队和军官学校进行定期政治教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批评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宣传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介绍中国历史上抗御外敌的民族英雄事迹,这对于坚持抗日斗争,树立必胜的信念,收到良好效果。邓铁梅提出并努力实践“抗日救国,保民第一”的口号,把抗日救国和保卫民众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他的部队到群众家就餐,从来不挑吃喝,不讲排场,粗粮素菜,以至残汤剩饭亦可充饥。邓部义勇军制定了严格的军纪,提出了“不投敌,不妥协,抗日到底;不贪财,不扰民,不调戏妇女;保民众,爱民众,不动百姓一针一线”的口号。对违犯者,不论什么人,绝不宽容。邓铁梅自己身为司令,带头守法、执法,一丝不苟;和战士同宿同食,同甘共苦;打仗时亲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因而受到抗区军民的拥护和爱戴。

在敌人的第三次大“讨伐”中,民众自卫军受到了很大损失。部队大量减员,活动地域逐渐缩小,特别是1933年9月以后,青纱帐倒,隐蔽困难,气候渐冷,给养缺乏,部队活动越来越困难。

1934年1月中旬(农历十二月),日伪军对三角抗区进行了第四次大“讨伐”。这次“讨伐”,敌人实行归屯并户,断绝民众与自卫军的一切联系。邓部冒着冰雪严寒,整日在深山密林里游动,缺衣缺食,军火越来越少,使义勇军整体活动越来越受限制,遂于1934年1月下旬,在岫岩境内牌坊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成若干支队,化整为零,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活动。邓铁梅亲率一支队伍,随时与其他支队保持联系,指挥部队不时出击。

几年来,日军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讨伐”,付出了很大代价,虽然占领了自卫军的游击据点,自卫军实力也受到很大损失,但始终不能消灭这支坚强的抗日武装。于是,日伪军进一步策划从自卫军内部打破缺口,企图秘密逮捕邓铁梅。

1934年4月间,伪安奉地区警备司令兼第二混成旅旅长赫慕侠的部下、营长郑希贤,对原任邓部学生队教官兼大队长的沈廷辅进行策反,进而组织了一个八人暗杀队。他们化装成乞丐、小贩,在邓铁梅活动的地区暗中查访邓铁梅的行踪。5月,邓铁梅由于长期作战的操劳,身患严重疾病,不能随部队活动。当时有人向他建议,离开抗区暂时到关内养病。他坚决表示:誓死也不离开抗区一步。5月27日,邓铁梅秘密来到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今岫岩县大营子镇)亲戚家中养病,被便衣暗杀队侦知。5月30日叛徒沈廷辅骗开房门,便衣队一涌而进,将邓铁梅捕去。

邓铁梅被捕后,从凤城押解到沈阳,监禁在伪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监押期间,经常有一些日伪高级官吏对邓铁梅拉拢、软化,以高官厚禄劝降。邓严辞拒绝,并进行了绝食,以示反抗。日军组织一个专门小组审讯邓铁梅。他在敌人法庭上慷慨陈词,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抒发自己抗日救国的伟大抱负。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来到狱中,假装斯文地说了一些佩服、敬仰之类的客套话,而后请邓铁梅在其摺扇上题字。邓铁梅接扇在手,不加思索,挥毫疾书:“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一联,以明其志。邓铁梅还经常慷慨悲歌岳飞的《满江红》,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以示自己不屈不挠的决心。此时,敌人在一份内部通报中也称:“邓已抛弃生死之念,求死更重于求生”。敌人在这一切伎俩都失败后,便下了毒手。1934年9月28日,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被杀害于奉天伪陆军监狱,时年43岁。

邓铁梅的抗日业绩及其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充分肯定和赞扬。1934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在一份报告里指出:“三十万人以上的反日武装,最彻底、最坚决的当然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的南满人民革命军赤色游击队,珠河、磐石新编人民革命军及绥宁反日同盟军、邓铁梅的抗日军而已”。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东北解放军在辽东组建了“铁梅支队”,由当年参加邓部抗日活动的邹大鹏亲任支队政委,当年学生队战士孙永泉任一团政委。这支部队转战辽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战斗,为东北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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