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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历史上第一战以及后事(下)

通过朝鲜和日本的史料,可以大致了解到白江口之战的过程:

倭济水军利用己方大小船只兼备,小船行动便捷的优势,在不到入海口的狭小区域内首先对唐军发动主动攻击,以避免唐军舰船发挥出海入江之后的优势。但苦于唐船高大,仰攻十分被动,很快被唐军飞蝗一样的弓弩射退。

尝到唐军的苦头后,日军将领并未吸取教训,“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日本书纪》)。

刘仁轨见日军贸然来攻,便指挥高大的唐船将日船左右包围,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冲撞和火攻。“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日本书纪》)。朴市田来津是日军勇将,只不过“嗔杀数十人”的记载太多简略,不知道是杀的唐兵还是自己手下。

对于庐原君臣所部驰援盛况,《日本书纪》记载:“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但日本一代名将庐原君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长途跋涉,经海由陆,带来的整整一万日本青壮男子竟是为了赶上这趟死亡之旅。

战争到了最后,战场转至江水入海口一带,倭军船队被彻底击垮。倭济联军舰队中的主力部分从西元660年就开始建造,最初的船坞地点在今日本静冈县,前后共花费四年时间。在这场战争中毁于一旦。

在岸上,倭济陆军也被唐罗联军击败,“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

中日史上第一战,以唐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日军400多艘船只沉入了海底,士兵溺死无数,日军剩下的船只载着残兵,惶惶逃回日本。

因倭济联军主力已在白江口遭到毁灭性打击,周留城守军完全丧失斗志,周留城里的百济王丰闻风丧胆,趁乱逃奔高句丽,在城中苦撑的百济王族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率众投降。先行登陆的一部日军则彻底丧失了斗志,各自寻船逃生:“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大唐帝国顺利灭掉百济,五年之后又灭了高句丽,而与唐友好的新罗最终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唐高宗任命百济国末代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诏刘仁轨将兵镇守百济,孙仁帅、刘仁愿还朝。由于扶余隆不愿赴任,刘仁轨转任检校(代理)熊津都督,暂时成为大唐在百济的最高军政长官。

大唐气象之所以在高宗时期得以延续并承前启后,从刘仁愿将军归朝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中可以得出其原由。

刘仁愿回到京师之后,高宗皇帝问他:“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怎能有这般的本事?”

刘仁愿不可能不清楚,前方大捷回京面圣之日,也是论功受赏之时,但他却这样答道:“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力所能及也。”

高宗皇帝很高兴,遂加刘仁轨六阶官,并正式授之为带方州刺史(此前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即代理),还在长安城里为其建造了一处大房产。刘仁轨的妻、子也都得到了赏赐,远在海东之地的刘仁轨在不久之后还将受到上谕嘉奖。

站在一旁的上官仪说了句公道话:“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此后,百济旧地即大唐熊津都督府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刘仁轨已六十三岁,他在熊津都督任上尽心尽力,走下战马的将军致力于将百济旧地经营为一片沃土。

他下令军民收敛骸骨,并由官方出面公开祭祀所有亡灵;并制定详细计划“修录户口”、“整理村落”,使普通百姓具有基本的安居之所;他还一改百济原有的方、郡、县行政体制,重新编为府、州、县,与大唐内地行政序列保持一致性,“署置官长”,在各级行政体制的位置上,有百济人也有汉人。更有诸如“开通途路,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等具体的战后重建措施。而“立唐社稷”、颁示正朔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供奉大唐社稷,则意味着遵大唐正朔,这充分说明此时大唐对百济旧地所进行的管辖是直属性的,已经不同于羁縻州序列。

刘仁轨的努力效果明显,短短几年之内,“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其战后重建工作得到唐朝中央政府的支援。

日本国内,则一片战争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大唐帝国非但没有进攻这个岛国。反而派出一个人数多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抵达九州候命请见日本尚未正式继位为天皇的中大兄。

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中大兄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殷勤陪同下回国。

不过被狠狠揍了一顿的日本人,没有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唐使来访后,有了台阶下的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日本近代着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进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求学若渴,也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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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1 13: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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