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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历史上第一战以及后事(上)

大唐建国之初,朝鲜半岛上正在上演“三国演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鼎足而立。其中半岛北面和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实力最强,是骚扰中原王朝东北边境的常客。半岛南面的百济和新罗则国小势弱,基本看高句丽、唐朝和日本的脸色行事。

对于唐朝来说,朝鲜半岛的混乱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在隋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曾四次兴兵征讨过高句丽,不过结局都是虎头蛇尾。第一次文帝杨坚派遣三十万大军征讨,大军尚在中途,高句丽王高元就吓得遣使认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炀帝杨广的三次征伐也是草草收场,最后一次倾尽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成功,却被山东人王薄一首销魂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搅了局。

一代英主李世民即位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继续恶化,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对唐朝的外交态度强硬,经常纵兵扰乱边境。大唐帝国可不是只会强烈谴责的大国,平定来自北方的主要威胁——突厥后,成为各族"天可汗"的李世民,很快腾出手对付这个不驯的高句丽了。

公元654年,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拔城奏凯,但在安市的攻城战中消耗过大,冬季的严寒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军。正是这次御驾亲征,使得李世民染上了疾病直至病故。这个梁子算结下了。

日本人对近邻朝鲜半岛一向虎视眈眈。新罗和百济两国地处朝鲜半岛南部,国力弱小,加之和日本最接近,所以对这个强邻一向敬畏有加,一度被迫向日本朝贡。不过,新罗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不得罪日本,一方面积极向大唐靠拢。这种外交上的变化激怒了日本人,有一次新罗使者着唐服出使日本,竟然被乱棍驱赶出境。

唐太宗攻打高句丽时,百济趁火打劫,抢占了新罗的十几个城池,日本也觉得是个瓜分新罗的好机会,所以加强了和百济的“通好”,等到高句丽从唐朝攻打的困境中脱身,也把矛头指向了新罗。亲唐的新罗,一下成了三个邻国的嘴边肥肉。

公元655年,唐高宗──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在位时期,新罗受到了百济和高句丽的联手进攻,一连被夺去三十三座城,新罗王金法敏紧急遣使到唐朝求援。新仇旧怨加一起,李治决定一揽子解决朝鲜问题。

李治派出了十三万大军援助新罗,讨伐百济。统帅是时年69岁的左卫大将军、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

在《说唐演义》里,苏定方被描写成一个卑鄙之人,真实的苏定方其实是大唐的无敌上将,北伐突厥,西征葱岭,东讨百济,《旧唐书》载:“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

公元660年3月,苏定方统率水陆大军近十三万,战船1900艘,加上五万新罗兵,一共十八万大军泰山压顶一样直捣百济。百济兵在熊津江口(今韩国南部锦江口)据险抵抗,苏定方亲率精兵渡江进击,大败百济军,斩杀数千人,余众皆溃。苏定方乘胜直逼百济都城俱拔城(今韩国全州)。离城20里时,“贼倾国来拒,唐军大战破之,杀虏万余人,追奔入郭(城)”,逼使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弃王位而“奔于北境”。

唐军遂继续进军,围困其王城。此时由于城内百济王之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引起皇室内讧,百济王嫡孙扶余文思引本部向唐军投降,唐军登上城楼竖起大唐旗帜,扶余泰只得开门投降,随后百济大将祢植又押百济王扶余义慈来降,太子扶余隆见事已至此,只好率各城守将请降,于是百济平定,被分为六个州。

苏定方押解百济王扶余义慈、王太子扶余隆等人,回东都献俘,留下大将刘仁愿镇守百济旧都泗沘城,王文度任熊津都督,安抚百济旧部。唐朝大军一班师,百济的局势就变了,大将王文度渡海时病死,百济旧将福信召集余部叛唐,并遣使到日本求援,献唐俘一百余人,以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

当时日本的齐明天皇是个60多岁的老太太,执政的是她儿子──皇太子中大兄。中大兄不甘心日本的势力就此在朝鲜半岛瓦解,又看到鬼室福信献来的俘虏,觉得唐军不过尔尔,于是开始全国总动员,由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率领三万人马准备渡海作战。不料大军才到九州,齐明天皇染上瘟疫一命呜呼,出师不利。中大兄素服稱制,先发兵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鬼室福信将王子丰迎入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附近)继承王位。

在日本的出兵增援下,百济的复国势力越发壮大,反而将刘仁愿的部队围困在泗沘城。

刘仁愿遣使向大唐朝廷告急,李治想起了一个人,立刻诏令,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

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家境清贫,因隋末战乱,闲居在家“恭谨好学",算是个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人。唐初他只是做过地方小官和政府属官,以刚正闻名,但并无领军打仗的经历。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苏定方讨伐百济这年冬天,李治命大将李勣出兵高句丽,时任山东地方官的刘仁轨负责监统水军,不巧出海遭遇风暴,未按期到达因此被免职。李治下令刘仁轨“以白衣随军自效”。——就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随军效力。

这次乃是刘仁轨第一次带兵出征,但军容严整号令严明,登陆朝鲜第一战,唐军与新罗军队联手出击,百济军“溺死者万余人”,百济旧都之围遂解。

这时,百济内部发生内讧,百济王扶余丰杀掉了复国功臣福信。在刘仁轨建议下,大将刘仁愿、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兵,刘仁轨自己,带领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开往白江(白江即今天的韩国锦江,当时又称熊津江),水旱两路进攻百济叛军巢穴周留城,百济闻讯慌忙向日本和高句丽求援。

中大兄立刻倾全国之兵渡海作战,大军从白江口登陆,正好碰上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师,一场大海战就此爆发。

白江口海面上,两支舰队在武装对峙着。这种不期而遇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是被动的。面对头上梳髻、手持长弓的倭人,身经百战的大唐士兵没有任何惊异,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强悍的突厥人、吐蕃人、高昌人、高句丽人战斗过。

唐日两军的实力对比为:唐军170艘战船,二万人(含新罗兵五千),大唐国力富足,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斗舰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轲、游艇、海鹘等小型船,特别是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舰";日军1000艘战船,三万二千人(含百济兵五千),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6倍。有不少历史文章都认为日本战船很小,其实这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有理由相信这支水军是一支兼具大小船只的混合部队。并且小船在江水中作战未必没有发挥优势的余地。

双方数万之众,在这片并不开阔的水域苦战了两天之久,可以想像战事的残酷。两天之内,双方经过连续四轮接战,日方四百余艘船只惨遭焚毁。在《旧唐书》里只有简洁的一段话:“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说起来,大唐盛世可不是吹出来的,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对外战争也攻无不克,这种击溃敌军的遭遇战,在唐军的辉煌战史上实在不算什么──就连以一人敌一国,几乎灭掉天竺的使节王玄策,在唐史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那个名将璀璨的时代,只能让今人仰望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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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1 1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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