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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疫情爆发时,苏轼和曾巩做了什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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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时,苏轼和曾巩做了什么(节选)

古代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闹过瘟疫,宋朝当然也不例外。翻开《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里面有对宋朝瘟疫的不完全统计:

963年,湖南疫。

975年,南土卑湿,秋暑多疫。

992年,都城大疫。

994年,京师疫。

997年,江南多疾疫。

1003年,京城疫。

1010年,陕西民疫。

1019年,燕地疾疫。

1033年,南方大旱,人多流亡,因饥成疫。

1049年,河北疫。

1051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

1054年,京师大疫。

1060年,京师民疫。

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无论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

……

你看,每隔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有一个地方爆发瘟疫,而每次瘟疫爆发,都会带走大量生命。“一州有死十余万人”,“死者十有五六”,多么惊人的死亡数字!

《宋史·孝义列传》里面载有死于瘟疫的具体事例,今日读来,相当凄惨。

事例一,杭州百姓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只剩下范法先一个人。但他也被感染了,已经进入危重状态,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无力掩埋亲人的尸体。幸亏同族亲属范叔孙出手相助,给范法先送来了药物和食物,并将死去的那七口人予以安葬。

事例二,江苏吴兴百姓吴逵,“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一场瘟疫袭来,仅仅吴逵一家就有十三口人遭难。吴逵本人也去鬼门关走了一遭,“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属皆尽。”吴逵昏迷不醒,邻居以为他死了,用芦席把他裹起来,草草浅埋在村口。过了几天,吴逵竟然苏醒,从墓穴里爬出,但是他的亲人全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孤苦伶仃活在世上。

看到这样的案例,我们应该体会得到,疫情中的死亡并不只是数字和图表,那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是一场又一场撕心裂肺并且绝望无助的人间惨剧。

宋朝没有显微镜,人们意识不到瘟疫是由病菌和病毒造成的,但他们一定注意到了瘟疫的传染性,他们意识到接触感染者和死者是一件风险很高的行为,很可能让自己也染上瘟疫。《宋史·孝义列传》描述了这样的现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丧尸经月不收。”亲戚和邻居害怕感染,不敢探望病者,不敢埋葬死者,有的人死了,尸体在家停放一个月,都没人敢去安葬。

某个地方有了灾荒,当地百姓为了活命,会向别处逃难,俗称“逃荒”。某个地方有了瘟疫,当地百姓为了避免感染,也会向别处迁徙,史称“逃疫”。逃疫能让一部分外逃者避开瘟疫,但是外逃者当中必然有人已经感染,他们会将瘟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口染上瘟疫。

北宋大臣富弼是《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门生,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作者晏殊的女婿,此人总结过民众四散逃疫和官府救灾不当的后果:“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宋史·富弼传》)以前官府救灾,在城里定点施粥,让难民都来领取。结果呢?难民大量聚集,瘟疫迅速传播,有的人正排队领粥,排着排着,突然倒地不起,染疫而死。用这样愚蠢的办法赈济灾民,弊大于利,后患无穷,名义上是救人,实际上是杀人。

富弼在河北当官时,黄河决口,几万人死于滔滔洪水,待洪水退去,尸体来不及掩埋,引发一场瘟疫。富弼不敢把逃荒和逃疫的难民聚集到城里,他采取了相对科学的措施:“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苏轼《富郑公神道碑》)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共十万多间,让难民分散居住。“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同前)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将无人掩埋的尸体搜集起来,集中掩埋,减少传染源。《宋史·富弼传》对此有高度评价:“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富弼的方法既简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员救灾抗疫的指南。

范仲淹有一个小表弟,名叫滕元发,此人在山东郓城当官,听说安徽和河南闹瘟疫,预感到将有大量逃疫者来到他的辖地避难。他的做法与富弼相近:“先度城外废营地,召谕富室,使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民至如归。”(《宋史·滕元发传》)先在郓城郊区征用一批废弃的军营,然后让当地富人捐款建房,一晚上就在废弃营地上建起两千多间简易窝棚,窝棚里还砌了灶台,备了家具。逃疫者来到郓城,不必进城,在这些窝棚里就地安置,分散隔离,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滕元发与苏东坡是至交好友,苏东坡去杭州当官,正赶上杭州闹瘟疫,苏东坡是如何应对的呢?《宋史·苏轼传》是这么写的:“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准备大量的米粥和中药,派差役陪着医生去各个社区送饭送药。“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同前)又自掏腰包,捐出黄金五十两,建造隔离点,名为“病坊”,让症状明显的感染者去病坊居住,官方供应饮食。

我们知道,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家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文章写得好,在抗疫方面也积极果断,条理分明。查《宋史·曾巩传》:“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江西爆发瘟疫,曾巩命令各县、各乡、各村和官道上各个国营招待所,统统置办药物,供病人取用。他还把衙门里的房子腾出来,让无人照顾的病人居住,由官府提供饮食和被褥,并派医生诊治。这些医生可以得到奖励,谁治愈的病人多,谁得到的奖励就多。

苏东坡的父亲是苏洵,苏洵年轻时为了做官,曾经向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田况上书,而田况有一个侄子,名叫田昼,曾经在河南淮阳担任知县。淮阳爆发瘟疫,人人纷纷逃难,连田昼的副手都跑了。但是田昼坚守岗位,“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以为土神。”(《宋史·田昼传》)每天都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结果连他也染上瘟疫,不幸殉职。淮阳人感激他,爱戴他,瘟疫过后,给他建了一座祠堂,把他当成土地神来供养。用现在的话讲,田昼这位亲民官,属于最美的逆行者。

臣子如此尽心抗疫,宋朝皇帝表现又如何呢?《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仁宗在位时,京城开封爆发瘟疫,仁宗让太医研制药物,太医说需要犀牛角,仁宗就让太医从宫廷仓库里拿。一个太监说:“这里面有一只通天犀,陛下还是把它留着吧。”仁宗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亲手把那只通天犀捣碎,让太医做成了药物。放在古代中国,这样的皇帝实在算得上一个有人味儿的好皇帝。

犀牛角对瘟疫有疗效吗?未必。宋仁宗还颁布过一部《庆历善救方》,里面收录了许多据说可以抗疫的奇方,那些方子真的有效吗?也未必。坦白讲,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埃及,都曾经发展出自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但是当瘟疫降临,没有任何一个古代文明有能力通过医药来治愈多数患者。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上,真正能与瘟疫抗衡并且使人延续至今的法宝,不是掺杂了玄想和巫术的传统医学,而是每一种动物族群都具备的自体免疫力。甭说古代,就算到了今天,现代医学突飞猛进,基因测序已经成熟,大样本随机双盲检测的药物研发客观理性,我们在随时都会变异的病菌和病毒面前,仍然感到有心无力。迄今为止,全世界对付瘟疫的可靠方法,仍然是尽可能将感染者与没有被感染的民众隔离开,断开传播链条,再用现代医学手段帮助感染者自愈。

回过头来继续说宋朝。由于治疗手段的落后,由于卫生观念的愚昧,由于古代官府动员能力的不足,由于没有现代通讯技术和监测技术的配合,宋朝皇帝再仁德,宋朝官员再尽心,也不可能治愈大部分感染者,他们甚至无法开展一场全面的隔离工作。所以,每一场瘟疫都伴随着巨大的死亡规模,官方最后要做的环节,往往是收尸。

北宋前期,京城开封设有“福田院”,既收养孤寡和弃婴,也埋葬无主的尸体。北宋末年,蔡京执政,增设“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收养孤寡,安济坊收治病人,漏泽园掩埋尸体。这些机构被宋徽宗推广到全国,强迫各州各县都要兴办,但是当时的国力绝对无法支撑举国一体的官办慈善,再加上官员权力缺乏制衡,基层官吏上下其手,各地的居养院和安济坊往往徒具形式,唯独漏泽园开支较小,还能正常运转。

漏泽园收埋尸体,搞的是土葬,民间收埋则流行火葬。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有云:“江吴之俗,指伤寒为疫疬,病死气才绝,不敢时刻留,……至秋,将火葬。” 江南地气潮湿,气候温暖,病菌很容易传播,造成大面积瘟疫,谁家有人病死,不招魂,不换衣,不小敛,不做铭旌和魂帛,直接盖棺,钉死,抬到外面,秋后火葬。《宋文鉴》也记载:“或以恶疾而死,俗云有种,虑染其后者而焚之。”如果某人死于瘟疫,他的亲属就会说他身上藏着“病种”,必须火葬,否则病种会逃出,让亲属得病。

咱们现代人都有这个常识:火葬之时,大部分病毒、病菌和寄生虫都会随着死者的躯体化为灰烬,确实有助于卫生,确实有助于抗疫。可惜的是,一些迂腐不化的宋朝士大夫可不懂这个常识,以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为例,他当太原知府时,“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纯仁遣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葬者三千余。”(《宋史·范纯仁传》)太原人多地少,老百姓珍惜土地,不愿土葬,只搞火葬。范存仁作为正宗儒家门徒,从意识形态上认为火葬不好,烧毁父母身体,简直十恶不赦。所以他派下属到民间访查,凡是火葬的,把骨灰搜集起来,官府出资,埋入墓地。他在太原干了一任知府,埋葬了三千多个死者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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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
      即使是不成熟的尝试,也胜于胎死腹中的策略。
      不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
      2020/2/24 16: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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