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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觅石江南欲补天——略论太平天国后期向东南方发展的利弊

太平天国后期斗争主战方向选择为先往东南取江浙富庶之地。

个人以为这个决策对天国此后的战局发展与成败有极大影响。

第二次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1860年5 月11 日(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初一日),太平天国诸王登朝庆贺并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后据干王洪仁玕说,当时英王陈玉成主张援救安庆,侍王李世贤意在攻取闽、浙,独忠王李秀成赞同其意见,即先东下苏、杭、上海,“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干王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续编》(二),411页)天王洪秀全同意了这一先东后西的方案,并将东征苏、常的期限定为一个月。

这个决策的要点之一在于能否严格执行既定“东征苏、常的期限定为一个月”的方案。实际情况是远远偏离了。偏离之后的事态既给太平天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又带来一些利益。

其损失与弊端在于:

其一,东征之后分地而守之法分开了诸将,分解了兵力,分离了人心。

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苏、常后建立苏福省,即以该省为忠王李秀成的分地。英王陈玉成的分地在皖北。侍王李世贤于1861至1862年攻克浙江后,亦以浙江为分地。1862年洪秀全封陈坤书为护王,又从苏福省中划出常州郡为其分地。分地制是太平天国为应对丧师失地、疆土日促而行的举措,目的是加强诸主的责任感,也有褒奖其勋业的意思在内。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引起了诸王间的矛盾。有了分地的各将领画地为牢,株守畛域,过分注重自己一城一地的得失,反而自缚了手脚。

其二,重心东移使中上游地区力量削弱、应对被动、要隘失陷、精锐损失。

中上游地区是天京西面的屏障也是太平天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天京事变时,天京城内自相残杀,损失惨重。但太平天国的中上游粮区大获丰收。天国有粮不慌,自行平乱。湘军无机可乘,徒呼奈何。

此次太平天国战略重心东移,造成了湘军进犯皖北的战机。1859年9月下旬,湘军以突袭的方式攻陷安庆西路的重要屏障石牌,接着又于10月间夺取潜山之天堂镇。进入1860 年后,湘军又于2月间先后夺取太湖、潜山等地。陈玉成虽组织部队救援,但均未成功。其后,他又被调赴援京,并参与了对苏常的进军。皖北兵力更显不足。湘军趁机推进,于1860年6月间攻占枞阳,完成了对安庆的包围。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诸将对下一步的行动曾有不同意见。最后天王洪秀全裁定东征,但限期一个月。然而东征虽取得胜利,却远超出一个月的期限。

陈玉成的部队在攻克临安、余杭后,不及进攻杭州,即于1860 年8 月回皖。9 月,洪秀全召集陈玉成、李秀成等回京,进一步商讨救援安庆的方略。他们决定采取洪仁玕业已提出的方案,即分兵二次西征,从长江两岸合击武汉,迫使敌军抽调兵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确定由陈玉成部从长江以北,由安徽入湖北,攻武昌北路;李秀成部在长江以南,经江西入湖北,攻武昌南路;并定于1861年春两军会师武昌。侍王李世贤和辅王杨辅清等部,则在皖南战场机动。

但李秀成部行动迟缓,徘徊往返于皖鄂浙赣而不战。曾国荃部湘军围困安庆达两年之久,主要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不攻坚,不出战,唯坚守营垒;又以逸待劳,用重兵拒援,逐次消耗陈玉成的援军兵力。延至1861 年9 月5 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安庆终因粮绝而告失守。至此,天京上游门户大开。安庆成为湘军的前进基地。

其后不久,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之一也是令湘军忌惮的勇将陈玉成因误信叛徒之言被擒就义。陈玉成的牺牲既使太平军失去了一位难得的战将又是太平天国西线局势彻底崩坏的标志。

其三,过早地激化与列强的矛盾。

英国侵略者之所以阻挠太平军进攻通商口岸,其公使普鲁斯直白是因为经济利益:

叛军的进展将使英国在华利益遭受危险??????我们的长远利益全在贸易。贸易发展则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此外,我们还有从赔款中所取得的暂时利益,此项赔款系由税关税收缴付,而税收亦同样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倘各通商口岸尽入叛军之手,则以上利益安在?([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321-322 页)

太平军的战略与洋人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还集中体现于上海。

上海是清军的饷源重地。曾同藩说:“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又说:“上海一县,人民千万,财货则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比其富庶。”(曾国藩《致澄、沅二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上海又是官僚、买办蚁聚的巢穴,并有数万清军驻守。美国人华尔所组织的洋枪队也以上海为基地,和清军一起威胁着太平天国苏福省的安全。太平军如能攻克上海,不仅可将其与苏浙二省连成一片,彻底解除来自上海的清军与洋枪队的威胁,且可切断清军的饷源,将上海的进出口税收收归己有。

作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不管是丝、茶的出口,还是军火和粮食的进口,上海都是最主要的交易场所。相应的,上海也是洋人商务利益最为集中的所在。英国人曾威胁道:“倘太平军进取上海,英国必以武力迎击。”对于在长江中上游不断遭受挫折的太平军而言,上海巨额的关税收入,和获取军火等战争物资的便利通道,使其成为太平天国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一再忍让之后,太平天国终于在1862年初照会英国称:“我国不能仅以贵国商务为念,而不派天军攻取该地”。英国人当即表示,太平天国“将因愚蠢而获致进一步的后果”。不久,英国驻华公使致信外交大臣称:“继续维持我们目前的立场而不牺牲我们的商务,我想是不可能的。”此后,英国等列强改变中立态度,开始与清廷合作镇压太平天国。

至于太平天国进取东南的益处,也能举出数端。有西方人曾如此评论湘军的战略:“争取上游,驱太平军远离内地而趋向海岸,实是危险的最不智的。太平军一得上海及沿海通商口岸,即可征收关税以及货物厘金以裕国库,更可自由运入新式武器军械弹药,又可购置轮船、装置军舰以抗旧式水战,如是则湘军断非其敌,而清朝命运殆矣。此亦忠王之愿望矣。”他重点着眼于太平军东下后收入之增加与武器之升级。其实还有粮食危机也因为东下而一度缓解。详析如下:

其一,进取东南使太平天国税卡收入、贸易收入陡然大增。

1860年到1862年,太平军先后攻占苏州、嘉兴、杭州、湖州等地,中国最重要的蚕丝产区尽落入太平军之手。在此期间,蚕丝出口量分别是1860年67874包,1861年达83000包,1862年75000包,相对于1853年(43307包)几乎增长了一倍。怡和洋行的报告一再提及,“叛党正在尽一切努力鼓励蚕户”、“叛党是最急于鼓励商务的”。《北华捷报》在总结1862年商业情况时说,“在整个生丝季节中,叛军对生丝的运输,很少加以干扰,而在某些地区,他们似乎还急于扶植这种贸易,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贸易中得到一笔可观的税收。”

湖丝运往上海,须经吴县夹浦关。太平天国在此设卡收税,每天收入可达几千两之多。太平天国还在丝业重镇南浔开设“恒庆”等官丝行,民间若要开设新丝行,须官丝行“保结”,“丝每包八十斤捐洋十六元,外加一切零费八元”。此外,蚕丝从南浔运至上海,“再由乡官局派枪船护送,每包丝再捐若干归太平天国,若干充乡官局费”。蚕丝如此,其他商品如茶叶等亦当相仿。

其二,进军东南使太平天国获得相当数量的粮食、物资、补给。

太平天国前期的粮食,主要来源于长江中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时人谓之“其注意上游,如婴儿之仰乳”。后湘军居高临下,稳步推进,不断蚕食太平军在中上游的控制范围,导致天京粮食危机不断。至安庆被围,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上游的粮源基地几乎丧失殆尽。

据《北华捷报》,李秀成占领苏州后,将缴获的75万两现银和能供40万人一年食用的粮食运回了天京。

江浙地区虽然富甲天下,但并不拥有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从清代前中期开始,江浙自产的粮食便不够自用,需要从外地,主要是长江中上游输入粮食以补不足。更何况,太平天国战争使得江浙大量人口或迁徙,或死亡,从而导致田园荒芜,很难获得足够的粮食。而且,占据长江中上游的湘军也不可能再让粮食流入天国辖区。就这样,对外贸易成为太平天国得到粮食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英国驻沪领事在1864年的贸易报告中指出,“米这项商品的巨大贸易额于1864年达到顶点,这一年的进口值为410万两,或约130万磅”,“进口洋米的大部分被运往产丝区,用以交换蚕丝”,因为“在叛军占领期间,几乎只有用米才能买到蚕丝,叛军对收进每块硬币规定要搭配一些米”(见冯志阳文章“中外贸易与太平天国的处境”)。

其三,进军东南使太平天国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先进武器。

对太平天国而言,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进口商品,即军火。

太平军攻占苏州后,便大规模地采购军火,曾专门委派秘密的军火代理人去上海。

当时某洋行助理在给其老板的信中写道:“完全可以和南京做买卖,不过要秘密进行,悄悄地找叛军头目,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火,有多少要多少”。

为了让清政府同意长江尽速开放通商,英国曾保证“一切武器和军火的买卖,自然是要用严刑峻法来禁止”。但是,太平军开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高价:在上海十五元或二十元能买到的短枪,太平军付给走私者一百元。如此利诱之下,洋商自然趋之若鹜。据英国驻沪领事估计,当时在华各国“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扰,以致货物滞销,仅十之二;其希图漏税,接济火药粮食渔利者,竟十之八”。

为掩人耳目,上海一些著名洋行变换包装方法后把一箱箱卡宾枪和左轮手枪卖给太平军。买卖的数量相当惊人。如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一月间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发、炮盖450多万个。大量军火的输入,使得太平军的武器装备,在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前,一直优于清军。据曾投奔太平军的一个美国人估计,“苏州太平军中有三万枝外国枪,四分之一的兵士配有步枪,忠王李秀成的1000名卫队则全部配备来复枪”。曾国藩也曾表示,“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

故此,太平天国后期先下东南的决策利弊兼有。个人以为其弊大于利。

太平天国后期斗争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上下通力、令行禁止的统筹安排。

太平军虽然一度攻占较为富庶的江南(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周边部分地区),但时间太短,未及将其收获化为战斗力。虽然购得不少新式武器,但制式较杂且其军队缺乏系统训练。故无法充分发挥这些先进武器的优势。

失去中上游产粮区也是个有点致命的损失。虽然李秀成攻取苏州后把其存粮送去天京一度纾解危机,但没有根本解决粮食问题。

历来守江必守淮,保扬必保荆。欲保有东部的“扬州”,须守牢西部的“荆州”。要长保天京,须掌控鄂皖赣部分地区。而太平天国失西线,使中上游湘军长驱直下。李秀成取东南购得坚船利器后再图西线的计划有相当的冒险性。如果时间掌握得很好、东线进展得很顺,或有可能。即使如此,西线也不能全失。

东下后,李秀成、李世贤部不如1860年前那样闻警即至、听令即行。太平军各部在“分地制”后协同作战、配合攻守的优良作风消失许多。东下后取得的土地、财货、金钱可能反而成为束缚、削弱、瓦解太平军战斗力的因素。

东下前,太平天国与清方作战时不乏一城被围、四方驰援,配合行动、进退有方的表现;东下后各将往往想着自己的“分地”,无心大局。曾国藩曾痛恨烦恼的“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的景象较少出现了。

兹举二例:

安庆保卫战时,1860年冬,李秀成部已在皖南活动,一度威胁到曾国藩祁门大营,但年底又折返浙江。1861年春,李部大举入赣,6月初进克湖北长江以南州县。驻扎在北岸黄州的陈玉成部将赖文光派人向他通报了“江北军情大略”。此时若两军联合,“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解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正在安徽太湖指挥作战的清湖北巡抚胡林翼也已匆忙拔营赶回湖北。但李秀成却志在苏、浙,不愿在湖北一带苦战。他见陈玉成已撤走,加之英同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劝说”其不要进攻武汉,便在鄂南招收大批群众入伍后,率军不战而退。

天京保卫战时,李秀成合十三王之兵攻打包围天京的湘军。十三王人多势众,实际投入作战的兵力大约不少于十万,至少为曾国茎湘军的两倍,在武器装备上亦占优势。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做到李秀成所说的“联万心而作一心”,而是各有其小算盘,不愿过多消耗自己的实力。当慕王谭绍光等在东线青浦战败撤退的消息传来,苏、昆腹地空虚,各王便无心恋战。延至1862年11 月底,开始东撤。

个人以为只有在西线稳固无虞的情况下方可进取东线。西线阻挡住敌军,东线稳步推进。先取江浙腹地,然后徐图上海。如果既在西线保有鄂皖赣兵粮产地,又在江浙建立较巩固经贸辖区,其后南取闽粤、西争上游,则“根本可久大矣”。

如果当时决策先顾西线,合诸将兵力解安庆之围,随后乘胜攻歼湘军余部,则西线彻底解决;如不能全盘解决湘军,则留下实力雄厚的兵将拱卫中上游门户,其余进取江浙。

或许是“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这个的“美味馅饼”的诱惑力实在太大导致天国作出这个决策。

东下决策后四年的盛夏某日,上海租界的洋商们忽改常态,面带不悦之色。问之,怒道:清朝攻下南京了!没法和叛军做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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