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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八千里路云和月,国立中学大迁徙(1)

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国大陆播出,收视飘红。

这是一部根据钱锺书大师小说《围城》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剧中讲到抗战初期方鸿渐等人前往湘西“三闾大学”(虚构学校)任教,经过一个小镇时大街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国立中学”四个大字,表示这里有一所收容战区流亡中学生的学校。这是导演黄蜀芹为了交待时代背景,特别安排的一个镜头。

[原创]八千里路云和月,国立中学大迁徙(1)

这个场景很有味道,但却有点失真。因为当年国立中学不是一个统称,在特定区域一般叫做“国立××中学”(前期是冠以省份名称,后期则多是序列号)。不过,这块牌子表现的历史还是有依据的,当时流亡后方的中学生、小学生(年纪大一点的)犹如海浪,一波一波地涌入后方,他们大部分家破人亡,身无分文,身体柔弱,前途迷惘,生存危急。不仅是学生,就是中国人民,几乎都在迁徙、流亡。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其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这样写道:

“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流亡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迁徙,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整个中国都在移动。”

只不过国立中学的迁徙更加艰辛,充满危险、恐怖和死亡。

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只负责设立国立大学,中等以下学校都是由地方政府筹办。抗战形势的恶化迫使国民政府要改变惯例,1934年“剖腹产”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启发,张伯苓创建重庆南开学校的经验,使陈立夫下决心从1938年开始,启动重建中等教育的庞大工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根据各地态势,分别建立“国立”中学,不仅要气魄和勇气,还要解决资金问题,克服战争血腥和牺牲问题。

残酷的教育抗战至此开始,第一个阶段,就是收容“战区流亡学生”,大致时间约为1937年7月—193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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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7”事变后,华北危急,冀中一带的保定育德中学、保定女二中、泊镇师范、邢台女师、正定师范、大名女师等学校所在地,先后沦为敌占区。这些学校的学生在日寇的烧杀抢掠中,有的侥幸逃命,大多数人在流亡中与家人失散,孤苦伶仃向南逃亡。前面提到的郭剑青就是如此,13岁时他从保定逃到南方,两年时间里数次险被日寇杀戮。

随着战事的进展,冀、绥以及平津的流亡学生猛增,大量涌入河南。

鉴于战事紧急,1937年10月,教育部派顾兆麟、王静山等人到达河南开封,设立收容点,开展流亡学生收容工作。

日军似乎不给喘息机会,他们很快相继侵占黄河以北地区,这样流亡到河南的员生激增,教育部只好于11月又在开封、许昌两个地方设立“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收容华北战区各省市流亡中学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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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陇海、平汉铁路告急,教育部只好将已经收容的师生撤往南阳,筹建国立河南临时中学,校长杨玉如。谁知日寇尾随而至,南阳也成危险之地,国立河南临时中学只得撤往南阳西部山区淅川,择地建校。

1938年2月初,喘息未定的流亡师生终于在南阳淅川上集镇停了下来,国立河南临时中学正式成立。有人提出“临时”二字总有不踏实感觉,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下令取消“临时”二字,直接以省份命名,国立河南中学就这样诞生了。

“国立河南中学”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设立的第二所国立中学,也是全面抗战后设立的第一所国立中学。

国立河南中学包括师范和初中两个部,700多名学生,“全部是收容沦陷区的学生”,又在内乡西峡口设立了一分校,涌泉观二分校设立了高中部,考来的150多名学生大部分也是收容沦陷区的学生。

该校还设了一个附属小学,主要招收本校教工子弟,兼收驻地儿童,为国立河南中学输送学生。

1939年4月,教育部整顿国立中学称谓,国立河南中学改名为“国立第一中学”。

国立第一中学在豫西南的山沟里较为平静地度过了七个春秋,直到1944年日寇西进,南阳、镇平、内乡危急,国立第一中学的师生们只好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耗时两月,迁徙到陕西城固。

国立第二中学、国立第三中学是为了收容华北、华东诸省市的员生而仓促设立的,初始叫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和国立贵州临时中学。

国立第二中学的设置颇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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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上海、南京等华东一线各大中城市相继陷落,民国一些知名学校校长,如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南京第一中学校长李清悚、淮安中学校长孙为霆、徐州中学校长严立场、上海中学校长沈涤生、凤阳中学校长刘奇等人联名上书,倡议创办国立中学,收容沦陷区青年到大后方继续读书。

1937年12月,教育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并开始在汉口、重庆、宜昌、长沙、贵阳等地设立登记处,收容战区员生。汉口主要以江苏扬州中学师生为基础,以南京、江苏、浙江、安徽流亡学生为主。初定校名为“国立四川临时中学”。两个月后,收容的员生分批向四川境内迁移,最后选定北碚、合川两地,校本部、师范部设在北碚,高中部、初中部、女生部设在合川濮岩寺。1938年3月28日高中部正式开学,并将这一日定位校庆日,校名改为国立四川中学。

北碚距离重庆40多公里,因此,这所学校也吸收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学,陈琏就是其中之一。

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小女儿,当时18岁,在国立四川中学高中部读书,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一名地下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少年儿童部部长。

国立贵州临时中学的员生像“联合国”,1600多名学生、270多名教职员工来自全国各地460所中学,校址设在贵州铜仁。1938年3月正式开学时更名为国立贵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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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国立甘肃中学在天水设立,收容晋、鲁、冀、察、绥、平、津等省市撤往甘肃的中等学校师生。2、3月间又有国立陕西中学、国立湖北中学、国立山西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学相继成立。

国立陕西中学动议较早,1938年2月,教育部的西安登记处接收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等省战区的流亡学生,当年5月1日正式开学,但是不久就一分为二。原因是校长胡之恒原为察哈尔省教育厅长,校务委员会主任闫伟原为绥远省教育厅长,杨、闫发生地域派系之争,闫伟遂以两省人不能协力同心,安康收容察绥流亡学生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为由,向教育部申请,另行组建国立中学。

陈立夫批准了闫伟的报告,闫伟就在陕坝(绥远战时省会)成立了国立绥远中学。

国立陕西中学则因为战事迫近,迁往四川阆中。

陈立夫同意闫伟的请求,除了为收容流亡师生外,还有一个战略目的:“加强边疆教育之推进”,这是设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述。

国立湖北中学就是前文提到的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带领迁徙的山东籍中等学校组合体,1938年2月他们在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郧阳(今郧县)接受教育部“收编”,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1942年迁往四川绵阳,改名为国立山东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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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山东中学是唯一没有挂名“临时”二字的学校,该校后来有很多学生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

国立山西中学是1938年3月组建的,主要收容北平、河北、山东、山西相继沦陷的员生,后迁往汉中,1939年更名为国立第7中学。

1996年,国立第七中学老校友特意找到98岁的陈立夫先生,请他为建校六十周年题写了贺词,“育才兴国”。

国立第七中学也涌现很多优秀人才,还有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名字写在太空,他就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外空间第85472号小行星的冠名者——席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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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泽宗是山西省垣曲县人,出生于1927年,他是家里第十个、也是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父母为了他能活命,就给他起小名“小粪”。

1938年日军侵占到席泽宗家乡,1941年他父亲病故,14岁的席泽宗开始担起生活重担。端午节那天,他被突然进村的日军抓为农夫,修筑公路、军火仓库。在被押往工地的路上,席泽宗侥幸逃脱,母亲喜出望外,立即带着他离开沦陷区,南渡黄河,跑到陕西投奔亲戚。从1941年8月20日,席泽宗就读于洋县国立第7中学2分校。一次日全食,让席泽宗迷上了天文学,1947年10月,他靠同乡、同学的资助前往广州,就读中山大学。20世纪国际上对于超新星爆发现象研究竞争激烈,1954年,应前苏联科学家请求,竺可桢命席泽宗参与研究,不久,蜚声中外的《古新星新表》问世。

2007年6月9日,席泽宗80寿辰时获得一个意外礼物,征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批准,中国天文界将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永久性地命名为“席泽宗星”,2008年席泽宗先生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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