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帖子主题:详细说明通道芙蓉转兵会议会址与中央红军通过芙蓉行军路线

共 31 个阅读者 

  • 头像
  • 军衔:陆军中校
  • 军号:12565068
  • 工分:55777
  • 本区职务:会员
左箭头-小图标

详细说明通道芙蓉转兵会议会址与中央红军通过芙蓉行军路线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转战湘桂边境的途中,在进军战略方向上出现了争论,在到达湘西南边陲通道县时召开了通道会议,酝酿了和讨论了红军进军战略方向的问题,放弃了原先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西进入黔创立新的根据地,这一进军战略方向的转变史称通道转兵。因通道会议是在转战中和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通道会议的原始记录。因此,通道会议存在诸多争论,特别是通道会议的日期和会址都存在诸多说法。通道会议揭开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序幕,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有必要弄清通道会议是在何时、何地举行的?本文拟就通道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通道转兵会议的争论:

红军长征时,中央领导人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通道会议是唯一一个召开时间和地点没有得到确定的中央会议,甚至有论文认为,通道会议是否召开都成了问题。可以说,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从来没有像通道会议那样引起如此多的争议。近年来,通过史料的发掘和学者的深入研究,通道会议是否召开已经不成问题。会议参加人李德就确认: “在达到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亲历者的记载对证明举行过通道会议无疑具有权威性。随着长征参加者回忆录和日记的陆续出版,通道会议的存在得到了更多的佐证。如张宗逊(时任三军团四师师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会议。”康克清(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也回忆说:“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康克清长征时编在军委第一纵队(“红星纵队”),且是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夫人。当时除了朱德和康克清,几乎所有同时踏上征途的红军领导人夫妇都是分开住的,包括周恩来和邓颖超、毛泽东和贺子珍、博古和刘群先等。因此,她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虽然康克清没有具体确认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但却确认了通道会议的存在,而且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农村而非城镇召开的。通道会议的参会人员也得到确定,这次中央紧急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但通道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一直没有取得共识。关于通道会议(李德所称的“飞行会议”)的召开日期,学界有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召开的时间是1934年12月12日。这一日期是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也为出版的大多数文献所采用。第二种观点认为召开的时间是1934年12月11日,该观点以曾景忠为代表。曾景忠在《通道会议研究》(以下简称曾文)一文中指出:“根据12月12日晨6时红军总部电令一、三军团入黔的事实,可以判定,通道会议是于12月11日夜举行的。”第三种观点没有确定“飞行会议”的具体日期,但认为,“飞行会议召开的时间,当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至十日之间。”关于通道转兵会议(或“飞行会议”)的会址,则主要有六种说法,县溪镇的恭城书院、荚蓉村的木岭庵堂、牙屯堡外寨的吴文用老屋、下乡的流源村、播阳的白衣观和龙胜各为一说。这六处都有红军部队经过,各有各的证据。其中县溪的恭城书院为“正统”说法,党史和军史著述中谈到通道会议时多采用此说,官方也主要在此举行纪念通道会议的系列活动。《关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认为菁芜洲镇芙蓉村的木林庵堂是通道会议召开的地点。宋秀亮在《通道转兵的决策地》一文中认为牙屯堡外寨是通道会议的会址。曾景忠提出下乡的流源村为会址所在地。播阳的白衣观则是当地老百姓持有的一种观点。播阳的白衣观因在六个地址中处于最军事史林·2015年第5期 ·41·万方数据 西边。且与贵州仅一步之遥,在时间上也与亲历长征者的Et记不相符合。如担任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肖锋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黔东的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由此可见,通道会议至迟在周恩来所在的“红星纵队”抵达牙屯堡时已经召开了,而播阳在牙屯堡以西,因此播阳一说可以说于史实不符,可以首先排除。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迄今所发现的“通道会议”这一完整提法最早见诸笔端的文字记载。论文《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一文则认为:“飞行会议举行的地点,当在广西龙胜所属的东寨、坳头至龙坪的地域。”曾景忠曾在论文中予以有力反驳:“假如‘飞行会议’真的是在龙胜举行的,而会议又讨论争论过红军的进军路线并决定人黔这样重大的问题,那为什么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的讲话、回忆,或是有关的文献资料,没有一篇(哪怕是一篇呢)提到举行过‘龙胜会议’?而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并有文献资料作证)肯定举行过通道会议,发生过通道争论呢?”由此可见,这种观点纯属地方一厢情愿的观点,与现在流行的各地抢夺名人故里现象如出一辙,也与史实严重不符,该说同样难以成立。因此,通道会议会址证据较多、可信度较高的又可以归为四地,即县溪的恭城书院、芙蓉村的木岭庵、牙屯堡外寨的吴文用老屋、下乡的流源村。

二、通道转兵会议的日期考:

对于通道会议召开的日期,我们持第一种观点,即认为召开的时间是1934年12月12日。因第三种观点业经曾文详细批驳,且理由非常充分,此处不再赘述。下文主要在指出曾文值得商榷之处的基础上得出通道会议的召开El期。曾文得出通道会议举行日期是1934年12月1l El,主要依据“12月12日晨6时红军总部电令一、三军团入黔的事实。”12月11日18时半中革军委电令“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明十二号应集结在通道及其附近地域,向靖县、绥宁方向派出侦查,向城步方向警戒”。“一军团应另派不大于一团兵力的侦查部队,并带电台至崖鹰坡、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道路。”曾文认为:“此电中,侦·42·军事史林·2015年第5期察方向,既有向北(靖县、绥宁方向),也有向西(崖鹰坡等地入黔方向)。此电反映出,究竟北上湘西,还是西进入黔,中央还未下定决心。”12月12日晨6时,中革军委对一、三军团西进的路线作了一个规定: “我军西进路线,一军团应经崖鹰坡、新厂、马路口人黔;三军团应经团头、播阳所人黔。望依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曾文从这两道电令分析得出:“军委11日18时半的电令已对各军团、纵队12日的进止、方向、路线、地域作了具体规定,12 El晨却又紧急下令人黔。这说明中央领导层突然作出了新的决定。”从中革军委的电令分析通道会议的日期确为一个有效途径,但曾文的分析却是值得商榷的。仔细分析11日18时半的电令,可见它是发给一军团的,并没有如曾文所言是对“各军团、纵队”的命令。我们知道,中央红军长征时作甬道式开进,一军团是左翼前锋,后面是九军团;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是八军团,从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五军团则担任殿后。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一军团、九军团又变为右翼;三军团、八军团则变为左翼。由此可见,11日18时的电令仅是针对右翼部队的。实际上,一军团二师已于11日攻占通道县城,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少有的几次占领城镇,红军士气必然为之一振。让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12日集结在通道及其附近地域,并向各个方向侦察、警戒,显然证明了中革军委12日有在通道境内开会的打算,这些措施都是为开会创造条件和提供安保的。侦察和警戒方向显然不能与前进方向划等号,不能认为往哪里警戒就要往哪里行军。且这个电令并没有如作者所称的那样对部队的“进止、方向、路线、地域作了具体规定”,仅仅要求其集结和对侦察和警戒做了安排。侦察和警戒所用兵力极少,不能认为对侦察和警戒的安排就是对全军的路线的设定。实际上,中革军委18时半电令右翼分别向靖县、绥宁方向和城步方向侦察和警戒是建立在准确了解敌军动向的基础上下达的。我军通过各种侦察手段,早在12月8日,就了解到湘军刘建绪主力向绥宁、靖县和洪江运动中,并判断敌将“追我入黔”。12月10日,湘军已经到达通道北面的靖县。这个时候派出部队向敌军兵力雄厚的北边警戒合情合理。而12日晨的电令也并非如曾文所言是一个“紧急入黔”命令。该电令是一个指导性的命令,用“应从”一语有极大灵万方数据 活性且没有指定完成的时间,具体是今天入黔还是明天入黔没有明确指定,完全读不出“紧急”的气氛。据此判断11日晚就召开了通道会议显得牵强。同时,曾文认为红军长征中,“开会一般是在夜间。如果会议作出了什么新的决定,向下发布电令,都要到半夜以后乃至次日凌晨了”,显然是一种先人为主的臆测。试看,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猴场会议,哪一次又是在深夜召开的?1934年12月12日晚7时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万万火急”的进军电令。该电令不但加注“万万火急”,而且与11日电报仅对右翼部队不同,是对各军团的进军电报: “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 “相机占领黎平”。这道命令较之12日晨的命令在全军范围内首次明确了西进入黔的行军计划。这个发给全军各纵队,并署名为军委的电令,显然是经过会议讨论决定后发出的。这个会议应当就在12 Et晚7时30分之前刚刚结束。正如《关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所指出的:“在我们目前征集到的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前后的三十六份电报中,除这一份电报外,其余三十五份电报均署名‘朱’或‘朱周一’。此时,北边虽然有平行追击的湘军,但与红军右翼尚有一定距离,薛岳部则更是在其后与红军保持大约两天路程,且通道县城由红一军团牢牢控制。这份权威电报也大大加速了部队的西进速度。据彭绍辉(时任一军团15师师长)日记记载,“红星纵队”在12月13日即“安全远去”。实际上,当时红军所处的境地十分危急,彭绍辉所在的15师计划经过瓜坪西进,但敌已先我到达瓜坪,“同时,靖州之敌已逼近通道城。”红军前脚入黔,第一路追剿军刘建绪部就深入了通道境内。同时,我们从《聂荣臻回忆录》的记载也可以判断通道会议是12月12日召开的。《聂荣臻回忆录》谈到,12月11日,“一军团二师五团打开通道县城,我们只在通道待了一天,继续西进。”且谈到12日西进的目的,“还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军团在通道待了一天后(12日)继续西进时仍抱着向湖南西北部前进的目的。也就是说12日军队出发时是按既定路线前进的,也即按与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前进的。如果如曾文所说在12日晨已经接到了通道会议的精神,身为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显然不会有上面那样记载。只有到当天晚上19点半,接到那份“万万火急”的电令后,其行军的目的才明确。由此可见,从“万万火急”的电令来判断会议日期是科学和可信的。聂荣臻记载的红军攻占通道县城的时间与时任红三军团4师师长的张宗逊在其回忆录中的记载又吻合。同时,张宗逊也确认了通道会议的存在: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会议,由于蒋介石在新宁、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黔阳、芷江地域部署了十五个师兵力,黔军王家烈部进到锦屏、黎平地区堵截红军。湘桂军各一部继续尾追红军,企图围歼红军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左’倾领导者要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进入蒋介石预设的口袋。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正确主张得到党和红军大部分领导的赞同。

三、通道转兵会议的会址考:

通道会议的时间确定后,通道会议的地点便可以从众多红军指战员留下的文献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中得到确认。同时,这些资料如果能够相互印证,便更增加了其可信度。红军长征时有多人留下了珍贵的日记,这些日记对判断其所在部队的行进路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彭绍辉长征时有非常详细的日记,且对天气都有记载,因此可以判断为当时所记,绝非后来的回忆(回忆难免会有偏差),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其12月11日的日记记载:“我师受领掩护‘红星纵队’的任务。上午‘红星’在龙坪未动,下午尾随‘红星纵队’行进,‘红星纵队’到流源宿营,我师超越20余里到下乡宿营。”流源当时为绥宁县下乡乡(今属通道县下乡)所辖的一个村,在下乡东南6公里处,东距湘桂边界约6公里。由此可以确定1934年12月11日, “红星纵队”已由广西龙胜县进入湖南通道境内,并且夜宿通道县下乡乡流源村。彭日记与长征时主管机要电讯工作的伍云甫(编在军委一纵队)的日记又相互吻合,伍记载:“余随一分队十一时出发,十七时左右到流源宿营。”由此可见,彭绍辉所记载的“红星纵队”11日上军事史林·2015年第5期·43·万方数据 午“未动”情况属实,该纵队1l时才出发,伍日记更是清楚记下“红星纵队”l 1日到达流源的准确时间为十七时。彭绍辉日记、伍云甫日记又同时与陆定一日记相印证。陆定一长征时编在“红章”纵队(即军委二纵队),陆12月11日日记记载:“军委二纵队到了辰口(属通道县马龙乡——笔者注),野战军司令部到平等。”野战军司令部即“红星纵队”。由此可以判定,此时军委二纵队走在一纵队前面。同处军委二纵队的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张南生日记同样记载:“12月11日到辰口。”12月12日,15师原计划上午7时出发,因“红星纵队”未过完,该师上午在下乡掩护未动。彭绍辉日记记下了当天从其面前经过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名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洛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同志也随‘红星纵队’在此通过。”这一记载尤为珍贵,它透漏一个重要信息,即参加通道会议的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此时已经都会合在“红星纵队”了,这为开会创造了必要条件。长征出发时,博古、周恩来、朱德在第一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第二纵队。这两个纵队行军时距离时远时近。如陆定一在名篇《老山界》中就写到,本属第二纵队的他跑到第一纵队的尾巴上。但为了安全起见,两个纵队一般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彭日记记下了“红星纵队”的12日的宿营地: “我师到下午l时才出发,由两江口渡浮桥,经底艮,职笑洲, ‘红星纵队’在此宿营。我师本应到瓜坪宿营,因道路被敌挖断不易通过,故折回朱家桥宿营,翌日晨3时方到达。行程约40里。”查通道县地图,无底艮和职笑洲地名,而在下乡至瓜坪一线上有地朗和菁芜洲地名,且均在两江口往瓜坪村方向。彭日记中所称底艮和职笑洲当为地朗和菁芜洲的误写。地朗和底艮,职笑洲和菁芜洲字形相近,很可能是作者在撰写日记时顺手写下地名,且其地名来自当地老百姓的口头告知,后来出版时便排印成了“底艮”和“职笑洲”。这一现象在其他指战员的长征日记中也有体现。如同一个地名牙屯堡镇金殿村,在陈伯钧1934年12月13日的长征日记记载为“金殿”,而在童小鹏的日记中记载为“金店”。彭日记关于“红星纵队”12月12日宿营地的 <<·44·军事史林·2015年第5期记载>> 与伍云甫的日记记载完全吻合。伍云甫12月12日的日记写道:“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伍云甫时任中革军委三局政委,跟随“红星纵队”行动,属纵队所辖的四个梯队中的第一梯队。其12月12日的宿营地即为中央领导人宿营地。

同时,芙蓉村的地理环境也为通道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条件。芙蓉村在菁芜洲西南5公里处,现属菁芜洲镇,处于一块地势开阔的小盆地中,在万山丛林、溪流密布的通道地区,由紧密相连的三村十八寨组成,当时就有四百多户人家,实属大村。康克清也回忆通道会议的召开地为村子: “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伍云甫12月13日的日记还写道:"从芙蓉出发,经芦溪到播阳......" 这个"芦溪"就是今天牙屯堡镇的炉溪村,炉溪村分为上炉溪与下炉溪。从芙蓉村相冲寨对面过金殿溪有道山梁,山梁上有条山路可直达炉溪村,当年在芙蓉村宿营的部分红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就是芙蓉新寨人吴家成带路走这条山路通过炉溪村到播阳去的,这条山路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外来人根本不知道。一般只能由芙蓉相冲顺着金殿溪而上,到金殿,牙屯堡。当时红军前锋纵队和张南生等走那条路线。今天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芙蓉村和播阳镇之间有个地方叫上炉溪与下炉溪。既然身为中央军委要职的张南生,陆定一,伍云甫的长征日记都记载芙蓉,金殿,炉溪进入播阳,完全可以确认中央红军军委两个纵队是从芙蓉出发进入贵州的,而且有三部电台跟随中央军委纵队。也可以证明:中央红军军委两个纵队没有到过通道旧县城县溪,更没有在那里开"转兵会议"。通道转兵纪念馆建于县溪恭城书院完全是地方政府虚设的。因此,可以确定,通道会议是在菁芜洲镇芙蓉村召开的。但具体是不是该村的木林庵堂,则到目前为止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但是从绥宁县大事记有在芙蓉古庙召开"转兵会议"的记载。

中央纵队长征时没有经过通道当时的县城县溪镇,实际上,中央主要领导人所在的“红星纵队”是从县溪以南30里的芙蓉村、牙屯堡等地过去的。对此,当时担任掩护“红星纵队”任务的15师师长彭绍辉的日记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同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也明确否认了在县溪召开通道会议之说: “一纵队是指挥机关,二纵队是随军委行动机关,我没有过县溪桥,在通道老县城召开通道会议是不可能的。”通过县溪的部队是红军右翼部队一军团和九军团。“既然中央主要领导人自始至终均未到过县溪,那么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通道转兵会议就是不存在的事。”实际上,恭城书院不过是为了早年举办庆祝仪式而“借用”的地方,没想到就被这么“将错就错”定下来。正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本来是1921年7月23日.但也将错就错地把7月1日定下来了。牙屯堡的外寨确为红军中央纵队经过之地,但“红星纵队”经过牙屯堡时是12月13日,对此,肖锋日记明确记到:当天在“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因时间不符也可以排除。之所以该地也成为通道会议会址一说,主要是红军经过该地并在该地休息过。而曾文提出通道会议是在下乡的流源村召开的,是建立在通道会议是11日召开的推论上的,笔者已在上文指出通道会议11日召开之说难以成立。因此,流源村之说也不见得妥当。

      打赏
      收藏文本
      1
      0
      2019/5/3 3:22:36

      我要发帖

      总页数11页 [共有1条记录] 分页:

      1
       对详细说明通道芙蓉转兵会议会址与中央红军通过芙蓉行军路线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