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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转:再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决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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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再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决策 2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2月24日晚7时半,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今日蒋答复张”,再次强调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甚至比12月23日的答复更为具体,说明了改组政府和联共抗日的步骤,并且还进一步表示要“接济红军”、“开国民大会”、“联俄联英美”等。同时,经过这场争辩,周恩来也更加谨慎,不再说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放蒋回京“认为是可以的”;而在这封电报中最后指出:“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现正从撤兵、组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50]

当晚,周恩来就去找蒋介石“与我方秘密协商”了。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余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盖余已属囗(囗表示因日记霉烂而字迹无法辨认的字——笔者注)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去”[51]。虽然日记记载得很简单,但也很明显,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表示了友好的态度,确认了谈判成果,甚至将其他具体事务托付给与中共关系紧密的张学良。[52]不过,在当晚12时,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提出“在下列先决条件下恢复蒋自由:一、全部中央军分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以民更始不咎一切,既望并召开救国会议之命令,蒋亦发表同样宣言,此条即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并明确认为“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53]可见,中共中央和张、杨大多数部下的反对意见一致,也是认为蒋介石要在被释放前执行部分谈判协议。为此,周恩来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落实工作。

在这场争辩中,还有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被长期忽视。据宋子文日记,12月24日晚,他和张学良“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如果情况不乐观,我要以极力要求另一个停战期限的延长为藉口,迫使蒋夫人明天早上启程前往南京。晚间,我和张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54]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听取了宋子文对此计划的汇报,但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宋美龄访张情形云,“余妻即往访张,若委座不离此,即余(妻)亦必不离此。余(妻)决心与委座同生死共起居也。张闻此言,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55]。这个危险的计划最终没有实行,但可以看出张学良坚持认为可以在执行谈判协议之前释放蒋介石,而周围大多数人都极为反对;基于自己的爱国心理和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同时也迫于内外压力,担心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会引发严重后果,张学良急于早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此而选择独自冒险释放蒋介石的方式。

独自冒险释放蒋介石的行动未果,只能继续谈判。12月25日,周恩来“再次要求面见委员长”,并在见蒋时“要求委员长的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蒋介石回应:“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56]可见,蒋介石实际上都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日记也记载了这次会谈,蒋介石在会谈中表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则回答:“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57]至此,两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达成了共识。周恩来面见蒋介石之后,还和宋子文达成了具体协议。“我们告别委员长。周说,委员长很疲惫,所以不想跟他谈太多,不过有些事需要执行”,包括“胡宗南军队应该离开陕西和甘肃”、“委员长回到南京后应发通电”、“人民有言论自由”、“确保逐步释放政治犯”等等,宋子文表示“我会尽力”。[58]

仔细分析这次周恩来面见蒋介石的情况,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主要谈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问题,和中共中央12月21日关于释放蒋介石条件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对此问题的“基础”,是根本立场,周恩来将之在与蒋介石见面时着力提出,加以确定。而周恩来在面见蒋介石后向宋子文提出的几项事情,包括蒋介石发表通电、保证人民言论自由、逐步释放政治犯等,和中共中央12月24日关于释放蒋介石条件电报中提出的多项内容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对此问题的“先决条件”,涉及的是需要具体执行的几件事情,周恩来在与蒋介石见面时没有提及,而要宋子文具体担保。当然,这些“先决条件”本应是在释放蒋介石之前执行的,而周恩来却采取了由宋子文担保落实的变通方式。可见,周恩来至少当时也认为蒋介石在被释放以前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甚至还有可能担心向蒋介石提出这些事情会影响对根本问题的谈判。另外,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指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军队要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而周恩来在谈判中只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离开陕西和甘肃”,达到要南京国民政府撤军的目的,却不指定南京国民政府撤军的方向,其具体执行的灵活性和把握原则的坚韧性也可见一斑。这饶有趣味的现象,充分说明周恩来是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灵活而有原则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决策的。

谈判顺利结束,释放蒋介石问题又不可避免地提了出来。据蒋介石日记,会谈结束,“周乃作别而出。子文属(属同“嘱”——笔者注)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59]。可见,此时蒋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要周恩来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而周恩来也答应了。宋子文日记也证实了这些:宋子文“极力向周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宋子文还列举了多条具体理由,其中有“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对此,“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60]这都说明,周恩来在当天说服了杨虎城,最终促成了释放蒋介石。

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从宋子文日记上下文来看,这只能是指张学良开始制订的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开走、独自释放蒋介石的冒险计划。这很耐人寻味。如果周恩来对此计划不知情,而计划已确定放弃,宋子文根本没必要说出如此重大的隐秘,使得谈判节外生枝。可见,宋子文这样说出来,说明周恩来对这个计划是知情的,而且并没反对。可想而知,周恩来这时十分清楚张学良对于在执行谈判协议前释放蒋介石的考虑,也十分明白张学良想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代表,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对张学良的行动无力采取也不可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而且,如果周恩来不说服杨虎城,而张学良在谈判顺利后又要独自冒险释放蒋介石,那时西安的混战、分裂局面或将不堪设想。另外,对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放蒋回京,周恩来也曾“认为是可以的”,可见周恩来对张学良当时释放蒋介石的考虑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赞同;何况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的停战期限是到12月26日,如再不释放蒋介石,又将面临大规模内战的危险;中共也一直担心南京国民政府的亲日派与日本侵略者勾结,长期囚禁蒋介石会有利于亲日派夺取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这些情况,毫无疑问对周恩来变通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有着很大影响。

于是,看似突如其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释放并亲送蒋介石一行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周恩来事后也说过:“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61]显然,周恩来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蒋介石,而且劝阻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当时赶往机场只是想再次劝阻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62]

12月25日发生的事情,周恩来也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关于谈判情况基本都能和宋子文、蒋介石日记互相印证,并认为“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但其中提到“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这却在宋子文、蒋介石日记里没有反映。[63]由于日记本身带有即时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所以,对于周恩来没有要求“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和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蒋介石和宋子文是不可能在日记中有所虚构或美化的。那为何周恩来却在电报中这样说呢?有一种可能是,周恩来在12月25日上午谈判结束后去说服杨虎城,如同在12月24日激烈争辩中改变想法一样,杨虎城对自己反对意见的申辩又使周恩来变得谨慎起来,“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其中具体内情到底如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依据目前材料还不能妄下结论。

对于这封电报,目前大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和相关权威论著,都认为其中关于谈判和面见蒋介石的内容是反映12月24日的谈判和面见蒋介石情况,并对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的活动没有记载。[64]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第一,这与其他文献资料不符。宋子文日记和蒋介石日记都指出了12月25日周恩来与蒋方继续谈判,并且第二次面见了蒋介石,而这封电报中的内容与这两份日记的具体内容基本可以相互印证。尤其是12月24日晚12时中共中央关于释放蒋介石条件电报中的指示,在这封电报关于谈判的内容中都有体现,即确定南京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召集救国会议、蒋回去后发表通电、分批释放政治犯等。这充分说明这次谈判已经收到了中共中央于12月24日晚12时发出的电报,也就是说,这次谈判是在12月25日。第二,这与电报本身内容不符。这封电报是12月25日发出的,如果电报的前部分是讲述12月24日周恩来与蒋方谈判并与蒋见面的事情,后部分是讲述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并亲送蒋介石的事情,电报中应该有时间区分,否则混淆不清。在周恩来的其他电报中也有这种情况,一般使用“昨”等词以示区分,而在这封电报中,只有“今日”、“今天”。何况,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周恩来每天都与中共中央有电报往来,像面见蒋介石这么重大的问题,还要拖到第二天晚上才向中共中央汇报,是很难解释的。所以,笔者认为这封电报就是记述了12月25日周恩来与蒋方谈判并与蒋见面的情况。[65]

中共中央收到周恩来的这封电报后,对周恩来的处置还是认可的。12月25日当晚,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就说:“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66]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并认为“大局之好转是有相当保证的”。[67]这里都认同周恩来的处置,并对周恩来关于局势好转的分析表示赞同;尤其是后一封电报中的“因形势急迫”,显然中共中央对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形势有所知晓和认同。

四、余 论

至此,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全部结束,达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功,也为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不单纯以意识形态来决策,而是服从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西安事变后,“审蒋罪行”的决策是多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当时是团结抗日。刘少奇就批评:西安事变时“我们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太不积极,不能超过法西<斯>派的讨伐运动,又因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及一些幼稚的冲动,几乎有一时使我们在政治上在群众中处于困难地位,丧失一些阵地。这是我们的缺点。”[68]依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调整决策之后,中共才在实际上取得西安事变的领导地位,并促成整个局势的转变。

第二,不依照自己单方主张来决策,而是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协调各方主张。在西安事变中,有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等几方面的力量,并互为影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是这几方面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例如,张学良想早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和行动、杨虎城对蒋介石不能抗日和日后报复的顾虑、蒋方对须在释放蒋介石后执行谈判条件的坚持、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的内战威胁等等,都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共决策的成功之处,就是协调各方的力量,审时度势地在协调中灵活地贯彻中共自身的基本原则。

第三,不僵化地制定决策,而是密切注视决策后的反馈情况,关注事态的发展情况,依据实情不断调整决策。在西安事变中,中共逐渐依照各方反馈和事态发展调整了决策,经历了“审蒋罪行”、“保蒋安全”、“释蒋抗日”等三个阶段,使其决策最终成熟并得以确定,使西安事变的解决得到较理想的结果。当然,在西安事变后期,中共对形势的判断又有些乐观,认为“估计到蒋及蒋系欲恢复其已经丧失之威信与权利,不能不依靠左派及西北革命势力才能裁判已经膨胀之亲日派势力”[69],对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艰巨性一度认识不足。

第四,不遥控、凭空决策,而是派出专人协调决策过程。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驻西安代表,直抵事变现场,不断反馈西安各方实情,及时提出决策调整意见及建议,促进了中共中央决策的转变。周恩来还在西安与各方的接触、谈判中,很好地体现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策,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变通灵活执行,促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实现。

[1]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32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76、177页。

[3]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15-316页。

[4]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97页。此书收录了海峡两岸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西安事变的电文1006条。

[5]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98页。

[6] 这次会议的详情参见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622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81页。

[9]《西安抗日起义 蒋介石被扣留》,《红色中华》1936年12月13日,第2版。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01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12]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97页。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3、227、228页。

[14]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52页。

[15]《蒋介石,罪大恶极》,《红色中华》1936年12月16日,第2版。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214页。

[1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8-219页。

[18]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8页。

[19]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5页。

[20]《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5页。

[22]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93、222、223页。

[23]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24]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30页。

[25][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61页。

[26]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2、221页。

[27] 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5、357页。

[28]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40页。

[29]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01页。

[30]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41、246页

[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361页。

[32]《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33]《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3期。2003年,台北《近代中国》杂志依据蒋介石孙媳方智怡提供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影印本,公布了《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

[34]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44-245页。

[35]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0页。

[36]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52、251、248页。

[37]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254页。

[38]《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特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马若孟与郭岱君两位教授协助,复印并翻译了胡佛研究所宋子文档案中的一份英文打字稿的西安事变日记。

[3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0页。

[40]《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

[41]《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3期。

[42]参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2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0页。

[43]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4页。

[44]《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

[45]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2页。

[46]《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

[4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4页。

[48]《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12月24日上午这场争论连蒋介石都知晓情况,并在《西安半月记》中有较多记载。

[49]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90、91页。

[50]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9页。

[51]《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3期。

[52]这次面谈是张学良陪周恩来去的,第二天早晨有部下再劝张学良不要急于放蒋时,张学良回答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73页)。可见,周恩来对这次面谈还是比较满意的,对放蒋持同意态度。

[53]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0页。

[54]《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

[55]《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3期。

[56]《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

[57]《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3期。

[58]《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

[59]《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3期。

[60]《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

[61]《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56年11月16日),《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62]此一问题详情参见拙作:《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6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6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6-347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4-416页等。

[65]在目前研究西安事变的新著中,杨奎松先生也持这种观点。不过杨奎松先生在著作是直接用这封电报来说明周恩来在12月25日的活动,而没有说明为何与主流观点不同。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383-385页。

[66]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5页。

[6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80-281页。

[68]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98页。

[69]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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