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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十月革命百年祭(二)

(选自本人未完成的《东西方文明发展概述及对比》一书中的《近代中国革命》一章,原标题《苏联解体》)

(6)俄国内战。人们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包括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在内的1917年俄国革命,只发生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就能取得全国成功呢?特别是十月革命,只发生在了彼得格勒。这是因为俄国当时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民主权力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地方的包括杜马、农村公社等在内的民主组织机构在广大民众意愿的支持下,构成了国家权力的基础与主体。发生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中心城市的革命,其根本是全国民众意愿的反映,因此那些中心城市的革命胜利就代表了全国的胜利,其革命政权也就相应地得到了全国民众的认可。但是一月剧变改变了这一切。布尔什维克用蛮横的方式驱散立宪会议,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摧毁了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共识,还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权力所赖以稳定运行的行政体系,由此造成了整个俄国的崩溃。原俄国境内的各派势力,包括支持恢复沙皇制的保皇党、支持建立全民普选民主的共和派、被布尔什维克党定性为假社会主义而遭到镇压的社会主义者(如左翼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东正教会的虔诚信徒、富农地主和资产阶级,都趁机蜂拥而起,各自占地为王,而他们又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由此俄国进入了严重的内战时期。俄国内战的实质是,那些坚定的、具有彻底革命性的布尔什维克,一方面通过武装力量消灭白卫军等反动势力;一方面在强力的支持下,摧毁那些包括村社制度、资产阶级民主体系在内的旧有民主政权体系,重新构建一套符合于“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体系。至于那些“旧有民主政权体系”到底是好还是坏,也许只是一道没有答案的讨论题。

内战初期,布尔什维克面临了严峻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叛军和外国干涉军相互勾结,数量多范围广,占据了大部分领土,并且从各个方向包围了苏维埃政权控制的核心地区。此时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力量严重不足,仅有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赤卫队以及由革命士兵和水兵组成的部队。为此,于1918年1月开始组建工农红军。我对此的解释是,在十月革命至一月五日血案的时间里,因为国家权力依靠稳定的民主组织体系运行,所以不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一月五日血案的发生,使得布尔什维克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布尔什维克为了打击反对势力,同时为了摧毁旧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权力组织体系,强力推行苏维埃制度,所以它就必需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内战从1918年1月持续到1922年10月,这是俄国又一场严重的灾难。在包括对内对外的连绵战争中,双方共死亡二百多万人,有人称之为“二十世纪最血腥的内战”(中国解放战争虽历经四年,双方共有千万人参战,但收编、投诚和俘虏居多,真正战死者占比并不大)。还未从一战中恢复过来的国家经济几乎崩溃,1920年和1921年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疾病横行,仅1920年就有三百万人死于斑疹伤寒,更有数百万平民死于战火,期间有一百万人逃离俄国,流亡他国。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严重的灾难可以避免吗,这是不是一个新俄国诞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最终取得了胜利。认真分析其获胜原因,并不是因为广大民众的支持。因为一月五日血案的发生,布尔什维克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工人怠工、罢工现象普遍,在布尔什维克的坚决镇压之下情况才逐渐稳定。不过,如果一定要工人们在白卫军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做出选择,我想他们一定会选择后者,因为布尔什维克比较强调工人利益,至少工人们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粮食垄断政策的受益者。而农民们就成了内战中最痛苦的一群。他们既憎恨喜欢烧杀抢掠的白卫军,又憎恨破坏他们传统村社制度、强行征集“余粮”的苏维埃政权。农民们被迫承受严重内战带来的种种灾难,只能无奈地作出最现实的选择,谁占据上风就跟随谁。网上有一段文字描述了俄国内战时的情景,只是不知其真伪,还请有关专家指正:一支红军工作组开进个小村庄,在进行对农民的宣传鼓动大会后,把所有地主和白俄家属集中起来枪毙掉,几天后退缩到山林里的“白匪”展开报复,冲进村子把工作组的人全部杀掉,在白匪们满载着搞到的补给准备退回密林深处的时候,闻讯赶来的红军骑兵把马刀挨个劈进他们的脑袋,然后回村把任何向白匪提供补给的通敌分子全突突掉。如果真是如此的血腥,那就很令人无语了。

布尔什维克取得内战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坚决性和严密、高效的组织能力。社会民主工党之所以在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一套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党员对核心高度服从的集权化的组织模式,即民主集中制。并认为党员应严密组织化,人数应受到限制,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可以作为党员”,而孟什维克主张“把一切愿意入党的人全部吸收进来,并认为党员并不需要高度集中化组织化,只需经常亲自协助党就行了”。布尔什维克在未掌握政权时,为了瓦解作为沙皇专制统治支柱的沙俄军队,在军队内部进行的宣传活动以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权威和军队的组织纪律制度为主要内容。十月革命后,为了兑现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诺言,又大量遣散旧军队。内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军队不仅数量,而且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约束和指挥,实力非常差。面对严重的国内局势,布尔什维克严密、高效的组织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初,颁布组建工农红军和工农红海军的法令;3月4日,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4月,成立地方军事机构,全国实行普及军训制;5月29日,改志愿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废除指挥人员选举制,实行委任制;7月,实行政治委员制;11月30日,成立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协调和领导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的活动,确保前线和后方的统一。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组织一切产品、个人消费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应》的法令,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的正式实行。所有这些措施,有力保证了苏维埃红军的建设及其在各条战线的初步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充分体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性和高效的组织能力。内战期间,包括工业品和粮食在内的物资供应,是敌对双方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粮食供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国家强力垄断尽可能多的物资,并对物资进行统一分配。其具体措施包括:①对工人怠工、罢工坚决镇压。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强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会工作,而不论其担任何种经常性工作;②一切非农业人口都必须加入消费合作社(一度称消费公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种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但其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正常需求)。1920年开始逐渐改为免费供应,使工资实物化,货币工资失去实际意义;③为了保障粮食供应,实行余粮征集制。所谓“余粮征集制”,其实近乎劫掠。粮食价格极低仅具象征意义,而且征收的不仅仅是余粮,必需的口粮和饲料粮甚至种子都被征收了。为了应对农民的激烈反抗,苏维埃组建了武装征粮队,强行征粮。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虽然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反对,但却使苏维埃政权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物力和财力,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白卫军虽然在内战初期占据着优势,但他们根本就是各种利益的松散的联合体,其中有忠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有妄图复辟诺曼洛夫王朝和沙皇专制的,有趁天下大乱借机恢复故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有想割据一方占地为王的,有想换取自由和回家的机会的,有纯粹就是看不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的,甚至还有干脆就是打家劫舍的流寇。与有着明确的目标、坚强的领导核心、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的布尔什维克相比,白卫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其最终失败乃是必然。

1922年12月30日,随着内战的完全结束,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等国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

(二)农民的境遇。按照某些资料统计,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农村人口占82%,城市人口占18%。依据俄国工业并不发达的事实来推断,农民人口即便达不到82%的比例,相信也不会低很多——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农民绝对是当时俄国以及后来苏联“最广大的民众”。苏共执以后,农民的境遇如何呢?

(1)俄国土地制度的演化。氏族制度解体的时候,俄国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实行公有公用和公有民用两种形式,森林、牧场、水源、荒地等为农村公社公有,耕地则分配给家庭使用。从11世纪起,在俄国领土上开始形成封建土地制度,土地为国家所有,土地所有制表现为沙皇领地、世袭领地和奖功份地三种所有权形式。这实际上是承认土地的私人占有,农民作为占最大比例的土地使用人对土地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他们使用土地要受到土地所有人的限制。氏族公社解体的同时,形成了农村公社制度(简称村社)。农村公社制度实质是俄国农村的基层自治组织,在土地分配、农业生产、征收赋税、社会保障等农村生活的众多领域实行自治,不受政府和地主的控制。其在土地所有与使用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地公有与定期重分(由俄国农村公社制度的特点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新中国的土地制度以及乡、公社的称呼与结构与其是极其相似的)。因为无法接触到更详细的资料,我只能凭自己的想象理解为:“无论土地是属于国家公有,还是属于贵族、寺院、地主等私有,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他们以村社为单位接受土地,然后村社内各家各户再在村社的统一组织下,进行土地分配,并且一段时期后,再重新分配。亦即,在村社这一范围内,各家各户对土地享有公平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传统的村社制度是俄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农民心目中,只有村社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利益,村社制度的平均原则、互助传统、土地重分机制,使农民们的基本生存权得到了有效保证。

农民一直渴望拥有土地的所有权。1861年改革时,农民们就曾明确提出要无偿获得全部土地,并从地主的权力下完全解放出来,因为改革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结果仅1861~1863年就发生了2000次农民暴动和起义。20世纪初期,在历次革命过程中,农民依靠村社组织自发兴起“夺地”运动,继1905年的第一波运动之后,1916年开始第二波运动,各省的乡委会要求:地主的、国家的、皇族的、教会的、政府的“全部耕地和牧场转交给乡委员”,并把“地主的所有农具、牲口和财产均应如数交给乡委会支配”;同时,最重要的是恢复公社的“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巩固被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削弱了的传统村社制度。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两点:①村社制度对于农民的重要性;②农民能够拥有土地,并不完全是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是历次革命的成果。这两点对于随后俄国的历史是有深远的影响。首先,俄国的土地问题并不像同时期的中国那样严重、迫切,而且十月革命前农民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利益,因此苏共《土地法令》所规定的“没收地主、皇室、寺院以及教堂等的土地,成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对于俄国民众并无太大的吸引力。相反,苏共在全国推行的以实现“人民专政”为目的的苏维埃制度,其实是对传统村社制度的严重冲击,是对村社自治权利的一种剥夺,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民众会乐于接受。有资料说明:“1918年6月,苏共决定建立贫农委员会,作为执政党在农村的基层单位和共产主义的前哨,联合贫农与富农做斗争,以达到控制广大农村的目的。然而,组建贫农委员会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反抗,甚至爆发了骚乱、起义和暴动。1919年年初,在内战背景下,苏共被迫与村社进行妥协:承认村社自治,遵守村社的传统和规矩。这主要表现在:基层苏维埃常响应农民要求,同意在村社大会或乡民大会上选举产生贫农委员会;征粮委员会由村庄各阶层的代表组成,并不仅仅限于当局确认的‘贫农’。虽然村社需要为苏共提供粮食和兵源,但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性质,将上级政权机关的干涉减到最小。”因此,总体来说,广大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是不欢迎的。而让农民对布尔什维克产生深切痛恨的,则是余粮征集制、消灭富农运动和农业集体化。

(2)余粮征集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因为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特别是大量劳动力的损失,俄国的粮食供应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内战期间,粮食供应成了决定双方胜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粮食的匮乏在整个内战期间成了制约苏维埃政权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产生这种窘境的原因,除了主要产粮区大都属于敌占区或交战区或真空区外,还在于在红军有效控制地区粮食征集的困难重重。一月五日血案的发生,使得苏共遭到了全国民众的普遍反对。苏共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工人阶级专政”,“工兵农”的顺序说明了农民处于苏维埃制度的最底层。而苏共所坚决推行的苏维埃制度,又摧毁了传统的村社制度,其实就是剥夺农民的自治权,将农民置于国家强力控制之下。因此,农民对于苏维埃政权是很不欢迎的,甚至是痛恨的。苏共作为执政党,不仅未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反而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再加上战争的破坏,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粮食问题。这一点与中国的解放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获得了土地的翻身农民,除了踊跃参军、积极支前,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即,老毛的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们的积极性,他们用自己的最大热情,最大限度地支持老毛的党和军队,这是老毛能以弱小实力最终战胜强大国军的根本动力与原因。把苏(俄)农民对于苏共的态度,与中国农民对于中共的态度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哪个是真正的“为了实现最广大民众利益的”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哪个不是。

到1918年底,粮食短缺已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消灭一切的反动势力”,具有坚定信念的苏共决定采取余粮征集制(也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部分)。1919年1月11日,苏维埃政权颁布有关余粮征集制的法令,规定国家所需要的粮食数额就是必须征集的“余粮”数,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额将全部余粮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国家实行对粮食的垄断政策,不允许私人买卖。这是农民的噩梦。从法令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说是“余粮”,其实是“国家所需要的粮食数额”,而“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其实就是用已大幅贬值、近乎废纸的卢布支付,实质就是掠夺。这种政策无疑会遭到农民的激烈抵抗。于是政府成立了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强行征粮,最后征粮队常常连种子和农民的基本口粮也征集了上来。余粮征集制及其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了严重不满。农民不愿种粮,他们毁坏农具,尽可能少种粮或故意缩减耕地,俄国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谷物总产量比战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最终,1921年酿成了一场波及俄国17个省份的人大饥荒。据估计,这场饥荒至少造成了500万人死亡。因为战时经济的实行,除了农民暴动、起义,工人也频繁罢工。对于以坚决和彻底著称的苏共来说,暴动、起义、罢工是绝不允许的,必须用坚决的革命手段予以镇压,向来标榜是工人利益代表的苏共毫不犹豫地向工人挥起了屠刀。

但无论如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帮助苏共赢得了胜利。可是,胜利并未给农民带来希望。鉴于该政策取得的成功,在1920年底俄国内战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但没有收缩,反而加强了。如余粮收集制扩大到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进一步取缔一切私人贸易活动等。这激起了农民更加激烈的抵抗,农民们普遍抗粮不交,暴动、起义此起彼伏。较大的有1920年6月的坦波夫起义、1920年夏天的西伯利亚起义和托木斯克省的科雷万起义、1920年9~10月叶尼塞省的多起起义、1920年10月伊尔库斯克省的农民起义等。坦波夫省农民暴动实际始于1918年初,也就是从苏共开始在坦波夫省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那一刻起。坦波夫省拥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农民游击队反击了官方的武装征粮队。农民暴动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卷坦波夫全省。1920年末至1921年初,暴动者的人数达30多个团。不少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红军士兵加入了暴动农民的队伍,暴动蔓延到相邻的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苏维埃政府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坚决手段”,甚至包括化学武器。1921年8月23日,驻坦波夫省苏俄政府军炮兵司令接到的下属的一个炮兵旅旅长从因扎斯诺村发来的报告就证明了这一点:“1921年8月22日我部在同匪徒的战斗中共消耗了160枚榴霰弹、75枚爆破弹以及85枚毒气弹。”此类档案文献表明:苏俄政府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持续动用毒气。而更令人感慨的是,曾是十月革命最重要支柱之一、被苏共领导人称为十月革命的“荣光和骄傲”且其中1/10是苏共党党员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也于1921年初发生暴动。参加暴乱的约26000名水兵,没有一个人投降,或是战死,或是流亡海外,被俘之人,少数人经审判后被处决,大多数人未经审判就被处决或被送入契卡集中营。

1921年,列宁接受孟什维克首领唐恩的建议,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各地的暴动才渐次平息。新经济政策规定,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且粮食税比余粮征集大幅减少。

(3)富农政策与农业集体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地主、资本家是无产阶级的天敌,是革命的对象,必须要打倒。这一理论得到了苏共的彻底贯彻。到1918年的时候,苏共控制的地区地主基本不存在了,这时候斗争的对象就转到了富农身上,特别是爆发粮食危机的时候,富农就必须被打倒了,因为富农占有(其实是生产了)较多的粮食。其实富农和中农并没有天然的、明确的界限,而在实行村社制度的俄国这种差别就更小了。于是很多中农也被划成富农,被打倒了,他们多余的耕地、耕畜、农具、粮食统统被剥夺。到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结束的时候,俄国已经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富农(连带一部分中农),中农和贫农成了绝大多数。对于富农和部分中农的打击,使得苏(俄)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富裕一些的农民,其实都是一些富有农业经验、有能力、勤快的优秀农民,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另一方面,对富裕农民的严厉打击,使得其他农民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所以不愿尽力耕作:当你付出越多,收获越多,而你就越备受打击的时候,谁还会多生产粮食呢?对富裕农民的严厉打击,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由此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这是1920年代苏联农业问题的根本原因。

1925年12月,在苏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苏联提出了“必须把国家变为经济上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的迫切任务”,由此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苏联工业化进程首先面临的严重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国家进口机械和各种原料亟需大量的资金,可苏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无法获得国外投资,资金从哪里来?斯大林决定从广大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中“挤”出来。但现实却是,因为诸如余粮征集制、富农政策等错误政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大降低,且很多农民根本不愿意出售,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为了确保工业化发展,苏联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①“非常措施”。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农民种粮积极性有所恢复,所以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因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不愿出售。为了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苏联于1928年实行“非常措施”——其实仍然是余粮征集制。“非常措施”的实行,虽使粮食收购数量暂时飙升,但却引起了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的强烈不满,再次激化了政府与农民的对立。②于1928年加速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因为传统的农业模式不足以支持工业化的积累需求,所以就必须搞强制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公有化,迫使农民生产并忍受更低的生活水平,以此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同时,借由集体化彻底摧毁村社组织,以达到对广大农村的强有力控制,进而更加有效、更加彻底地控制农产品的种植与收获。因此,集体农庄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农民们的强烈反抗。一方面,大批生产资料被毁,农民宁愿杀掉牲畜,也不愿无偿地交给集体农庄。从1928-1933年的集体农庄推行期,苏联的耕牛从3070万头下降到1960万头,羊从亿只减少到5000万只,马从3350万匹降到1660万匹。另一方面,从1928年~1930年,农民示威、暴动、起义频发,1930年参与人数为1929年的10倍,达到246.8万人。对此,苏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很多富裕农民全家被强制迁往中亚的集中营或是人迹罕至的极北地区和西伯利亚等地。

苏联规定,集体农庄的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尤其严厉的是违反者以刑法处置(对待工人亦是如此。苏联在1930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不能达到生产要求的工人会被处分,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集体农庄在用强制手段确保高效收缴粮食的同时,却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既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内容,也不再是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农民们无法忍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重负,他们破坏生产工具,大肆盗窃集体农庄财产,任凭粮食霉烂在地里也不去及时收割入仓,大幅度削减播种面积,甚至爆发农民暴动。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粮食产量在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苏联因此又一次出现了严重饥荒。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最严重。据保守估计,从1932年到1933年,仅乌克兰就有220万民众被饿死。另有数据显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死亡300—350万。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是依靠近于“国内战争”的手段和“大饥荒”才把农民“征服”了的。完善的国家机器、高效的反应机制、严酷的惩罚措施是二战结束后苏联难以酿成大规模农民暴动的主要原因。残酷的镇压虽使农民表面顺服,但却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其结果可想而知。从实行农业集体化之后,一直到苏联解体,农业成了苏联的心腹大患,排队买食物成了苏联人的必修课。在如此辽阔的领土上,苏联的粮食却经常养不活自己的人口,一个沙俄时代的粮食主要出口国,在苏联的中后期却日益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二战结束后,本来是调整农村和农民政策的极好契机,可苏联领导人和政府却认定经过二战洗礼和考验的战前各项政策是“正确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否则苏联怎能赢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呢?这样一来,人们期盼的变革就无从谈起,农民的状况和命运依旧。1970年代后,苏联粮食进口的规模已严重威胁到苏联政治经济的稳定。粮食危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执政党的长期敌视,这些都成了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就是苏德战争时期“苏奸”与中国抗战时期“汉奸”的对比。苏奸和汉奸的数量都非常庞大,在百万级别以上,单从数目来看汉奸无疑多一些,但按照人口比例则苏奸“更胜一筹”。不过,数量的多寡并不能说明真正的问题。在于汉奸,因为中国明清长达数百年的极权专制统治,使得民众心目中根本就无祖国、民族的概念,况且清朝本就是当时被称为“鞑虏”的外族所建,民众心目中“鞑虏”与“倭寇”并无太大区别,再加上当时中国极端贫弱,很多人当汉奸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所以汉奸、伪军战斗力都很差,且较容易教育反正,其虽有三百万之众,但对抗战的破坏并不大。但是苏奸就大不一样了。苏奸中的很多人是消灭富农运动、农业集体化、肃反运动、被军事吞并的他国民众等残酷迫害的结果,其对苏联和苏共有着刻骨的仇恨,因此其凶狠程度往往不亚于德军,对国家造成的破坏也更严重。

(三)苏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依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的政党,在革命过程中必须代表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而在革命胜利、成为执政党后,必须是为了实现最广大民众的利益。我们惟有以此为标准,才能辨别出哪些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哪些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单是公有制经济并不能说明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月五日血案的发生、俄国内战对国家的严重破坏、苏联农民的境遇,这些事件所折射出来的苏共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为了实现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党。把中国革命中广大民众对于老毛的党和军队的态度,与俄国内战中民众对于苏共的态度相比,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出两个政党的巨大差异。还有更多的事实证明,苏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苏联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1)长期的、残酷的党派斗争。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秉承“为最广大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崇高理想,所以其政党内部是不会发生大规模、残酷的斗争的,只有为了个人私利的政党才会分化出诸多派别,才会出现大规模、残酷的党内斗争。

社会民主工党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于1898年成立。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围绕“党的纲领上要不要写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章关于党员资格”的问题而发生激烈争论。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形成两个政治观点对立的派别,拥护列宁的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反对列宁的被称为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但事实上,列宁所宣称的布尔什维克其实是少数人,而孟什维克反倒是多数。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成员。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成员。直到十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工党中一直是少数派。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一月五日血案后,孟什维克遭到严厉镇压,被迫转入地下,布尔什维克才成为了真正的多数。之所以出现这样名不副实的称谓,乃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自我标榜的结果,同时倾向于温和的孟什维克并不以此为意。两派的本质区别在于,布尔什维克是激进的、坚决的、彻底的革命者,而孟什维克是温和的、倾向于以和平方式进行民主改造的社会主义者。随后的历史进程证明,温和的民主派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惟有激进的、坚决的革命者才能够有效驾驭现实。但是,俄国(苏联)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两派的合作关系保持到了1912年,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两派公开分裂。从一月五日血案开始,孟什维克就和包括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在内的各个党派遭到了严厉镇压。虽然在内战期间,孟什维克从国家大局考虑给予了布尔什维克很大的帮助,比如号召国内支持者保卫苏俄,在国际上尽力为布尔什维克游说等。新经济政策实则由孟什维克首领唐恩提出,并被列宁采纳。但是列宁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宽容对待,内战刚一结束,孟什维克就遭到了更严厉的镇压。1921年底,列宁下令取缔孟什维克,其成员或被迫流亡海外,或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1922年8月,苏共通过《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从1922年至1991年,苏联只有苏共是唯一合法政党,其余所有党派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被镇压或取缔。

但是这样一个“唯一合法的政党”内部却充满了血雨腥风。在从1919年到1924年的六届政治局中,共产生了9名委员,除列宁与斯大林而外,其余均下场悲惨。①托洛茨基。被誉为“苏联的革命先知”,他的思想影响巨大而广泛,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红军的缔造者”,曾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海陆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由于与斯大林政见不合,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40年被苏联特工暗杀于墨西哥城。②加米涅夫。曾任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劳动国防会议副主席及政治局的会议主席等职务,经常主持政治局会议。因与斯大林政见不合,1926年被开除出政治局,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公开承认错误后恢复党籍,1932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3年再次回到党内,1934至1935年被第三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1月被判处五年监禁,1936年8月被处决。③季诺维也夫。俄国工人运动和苏共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领导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1926年7月被开除出政治局和共产国际,1927年10月被开除出党,1934年12月被判刑10年,1936年8月和加米涅夫一起被处决。④布哈林。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被誉为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由于和斯大林的政见分歧,于1929年被解职和开除出苏共,大清洗时被处决。⑤李可夫。苏联政治家、革命家,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因与斯大林政见不合,1930年被解除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在1936年肃反运动中被撤职,1937年被开除党籍,1938年与布哈林一起被执行枪决。⑥托姆斯基。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工会领导人。曾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务。在30年代苏联大清洗中被逮捕,后自杀身亡。⑦克列斯廷斯基。曾任中央书记,帮助列宁解决了许多国家大事。列宁在世时,克列斯廷斯基任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3月被免去外交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副人民委员,同年5月被捕,1938年被处决。⑧皮达可夫。虽不是前几届政治局成员,但却是列宁政治遗嘱中提到的六个人之一。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7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处决。

1949至1950年,斯大林炮制“日丹诺夫案件”,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大批负责干部和著名人士突然被捕。此案牵连到联共中央领导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以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1950年9月,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确定以上三人犯有“叛国罪”,判处死刑。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此时,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贝利亚,这五个人构成了斯大林晚年的“国王班底”。随后,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①贝利亚,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二战之后到斯大林逝世之前,他是苏联实际上的二号人物,但他在争夺斯大林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被撤职并被处决;②马林科夫,斯大林死后曾于1953年3月到1955年2月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1955年2月迫于赫鲁晓夫压力先后辞去苏共中央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57年6月被打成“反党集团”,1961年7月被开除党籍;③莫洛托夫,1926年-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④卡冈诺维奇,1957年6月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试图解除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1962年被开除党籍;⑤伏罗希洛夫,1952年—1960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1年10月被指责为支持反党集团而未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后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12月2日病逝;⑥赫鲁晓夫。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党内斗争后,赫鲁晓夫成为了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1964年10月14日,趁他在黑海之滨渡假时,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莫斯科发动政变,赫鲁晓夫被免除一切职务,强迫“退休”,在乡间处于软禁状态。网上有资料说明,赫鲁晓夫当初掌权是通过政变,将马林科夫赶下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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