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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笔记1

《哲学笔记》是我的读书笔记。从读人物传记延伸思考到了历史、传统文化、宗教、社会、经济、法律、自然科学、医学中。其中三教合一、中华心学、宗教大融合、信仰共同体、宇宙与神等算是哲学层面的心得。而民工的突围、法律与自由、民营企业家、房地产、证券市场、台湾问题等算是社会实践的体会。

哲学笔记

(2016年第一稿)

我最近重新读了一遍弗·梅林的《马克思传》,第一次读这本书还是在上初二的时候,当时就直接把笔记写在了书本上,现在为了保护这套老书(72年北京版),就用电脑记笔记,也才有了这本哲学笔记。笔记嘛,当然是有感而发,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

1、关于出版者说明。

这本书是转译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者说明”中的文字应该是当时社里某领导的意思,从内容看,很有那个时代的氛围和特征。

拉萨尔和巴枯宁

在出版者说明中主要就说拉萨尔和巴枯宁的事。如果不说这两个人,没准儿大家还不怎么关注他俩,这么厚的书里面得有多少人物啊,拉萨尔和巴枯宁?现在这年头大家关注的是LADYGAGA在街头抗议川普的当选,谁还会记得这两人。如果把他们那些事放在当下的环境里,有研究他们的学者应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如果让一些跨界的人和一般读者来看这些问题,又会有更多不同的解读,部分解读观点甚至会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他们会惊叹:你们怎么会这么想?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拉萨尔和巴枯宁,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已经和六、七十年代大不一样,时代真的变了。

拉萨尔

说到拉萨尔,按照现在的传播路径,一般民众可能更关心拉萨尔这个哲学博士、工人领袖会为了什么样的红颜竟然为她去决斗而死,没错,他就是为了一个女子而决斗死掉的,满满的浪漫主义啊,不过碍于他在历史上的身份,我们就不展开这场情感戏的讨论了。也难怪马克思会严厉批评他浅薄、虚荣和庸俗,不过他毕竟只是浩瀚历史、或者说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一个工运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他的关注度也急剧下降,已经有多久没人提到他了?

单就拉萨尔写的《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来说,我认为马克思的评论——说这本书的内容只是“小学生的作文”,应该是马老在对比着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位看官,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马克思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者,当时很多人都看不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规律。实事求是的说,拉萨尔的真实理论水平也就那样,他毕竟是工运领袖而不是理论专家,而且在业余时间沉迷于情感纠缠,呵呵,当然他在黑格尔哲学方面还是有些见解的,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确实还欠火候。也正是理论水平和认识的问题,导致了马、恩对拉萨尔派的强烈批判,就科学社会主义的普及传播而言,马老还是心急了一些,他的学生们比如李扑克内西也看到了这一点。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终,马克思的跟随者们,还是让德国的两大工人派别实现了统一。

巴枯宁

巴枯宁是一个有着想“死在街垒战地” 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巴枯宁的理论在当时受到了各方革命势力的强烈批评,当然他的理论放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也 是会被批评。但就哲学部分而言,如果放到现在,我们想想西方的那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再想想古巴那个抽着雪茄、卡斯特罗的老战友,和巴枯宁一样到处搞暴力革命的帅哥格瓦拉,没错吧,巴枯宁的“自由”论放到现在,也还是很有市场的,既然有市场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如果大家再回想一下巴枯宁的理论,他是这么认为的:人类进化的目标在于完成人性,只有当个人得到绝对自由的人性才能获得最圆满的实现。哎呀,可惜了巴枯宁,如果你当时从西伯利亚跑日本的时候,顺道也来一下中国,学学阳明心学,在哲学领悟层面就不只是给工人朋友们做做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指导了。哪里还需要把“完成人性”作为人类进化的目标?明心就会见人性,人性早已天成,只要拂去心之蒙尘就已经见到了一直都在的人性,人类进化的目标完全无需等待。可见,巴枯宁同志的理论体系确实只在“无政府主义”这个人性自由的层面。和拉萨尔一样,巴枯宁这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也就这水平、这觉悟,有那么多历史局限性也是莫办法,当时难以接受,但历史已然明了。

从拉萨尔和巴枯宁的情况看来,我认为,对部分历史人物、事件的认识真的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现在回头重读马克思传,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哪怕是我们再一次面对商品、资本、劳动力、价值、利润这些基本概念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

《万历十五年》

说到历史事件,我倒想起一个事来。记得有一次在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作者有这样写到: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明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我了个去,我大明军真的这么弱吗?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也是很吃惊的,甚至开始质疑史料的来源,黄仁宇这个曾经的“国民党反动军官”后来的美国学者是不是太夸张了?因为涉及日本,里面有一点要先说明一下,明代沿海所谓的“海寇”其实并非全是“倭寇”,海寇里面也有部分数量正宗的国产海盗,这50至70人里面有没有部分中国海盗参加“联合恐袭”,暂时没有数据资料来源,不得而知。再查一下备注,黄仁宇其实还是个严谨的学者,他清楚的说明这些数据来源于《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皇明经世文编》、《倭变事略》、《归有光全集》等,作者还特别说明“此事或有夸大,但传闻既广,虽西方中国史教本亦摘录”,让我们还可以去查看“Reischauer and Fair-bank ,The Great Tradition. ”这样的、谁也没看过的国外资料。

说实话,这样的“暴恐”匪患事件,我们这些后人看了心情极其复杂,就好比国家领导人说看到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会有“剜心之痛”一样,妈的,明朝军队怎么会这么不能打呢?但冷静细思一下,我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也可以有一些新的关注点。比如,在围剿这群海寇的时候,明朝正规军参与了多少时段的剿匪行动?在与地方治安人员协同作战的过程中,他们的作战指挥体系是怎样的?匪患情报的时效性和送达情况?还有被这伙海寇杀伤的4000人中有多少是军人和一般地方治安人员?又有多少是平民?要知道这伙海寇可不是冲着军事目标或政治人物去的,完全是为了财,既然是打家劫舍当然打老百姓的劫比较好打,劫官家的舍就没那么好弄,所以我认为伤亡的应该多数还是平民百姓。

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的一些细节,比如极少量的恐怖分子短时间就杀伤了大量的平民,而恐怖分子在和特警的拼杀过程中,实际上一个开枪的特警很短时间就基本干掉了所有恐怖分子。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得出的结论和指引的方向应该和《万历十五年》、《明史》等参考文献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和军事家们会重新分析类似的历史事件,得出不一样的结果,也让我们从一些新的角度和心态来看历史,让我们拥有一个更为客观理性的史学视野。

一句话,历史上很多出名的、不出名的人弄出来的,看上去正儿八经的历史材料和故事其实是不可全信的,或者说是需要推敲和商榷的。

历史

昨天、今天、未来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历史,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有演绎的成分和有遗漏的?如果再看看当代的一些历史类畅销书籍,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质疑一下了,历史这门学科到底是人文的还是科学的?

我最早的课外历史教育是外婆家的小人书,咱家只有马恩、列、毛选集和武器弹药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生动形象,好看得很。杨家将中寇准审潘杨案的那一回,一大群成年人玩扮演阴曹地府审潘仁美的精彩COSPLAY,真是让人难以忘怀。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赵德芳这个手持金锏的“八贤王”虽然频繁出现于杨家将、包青天、三侠五义中,但实际上却是历史小说中一个长期被COSPLAY的角色,哎哎,说起来真的很受伤,原来我们很多人都一直活在虚幻的历史记忆中。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成长的经历,让我面对历史材料时开始变得小心谨慎起来,生怕哪天又被这些“上打昏君、下打馋臣”的各类戏曲演绎式的人物所忽悠。

随着时间和知识阅历的增长,我发现,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会随着人们对知识探索的深入而不断变化,这里面既有对过往浩瀚史料的不断挖掘收集完善,也包括人们对新的未知领域知识的认知。有一段时间,我个人特别强调确定性,用我当时的话说就是要确定到细胞级,但后来我了解到微观物理的一个小常识后,认识开始有些变化,因为微观物理理论告诉我们,实际上目前我们还不能同时准确测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这也是逆天了,也就是说,从粒子开始,我们的认知都是在不确定性中,好吧,原来我们认为的所有确定性其实是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的。现在大家把微观物理的真实表述为一种“量子态”,如果把这些认识放在社会历史学体系里面,我们又该怎样去描述历史的真实呢,我也想了一下,可以考虑先用“当下态”来描述历史。

“当下态”的意思就是,1966年的中学历史课本和2016年的中学历史课本是有些不一样的。或者举个例说,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太平天国”,和现在了解到的“太平天国”也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小时候只关注太平军和“清妖”打仗的部分,没去关注洪秀全们后宫的美女,当然当时也没有信息资料来源的渠道,现在关注了,也对这些人和这些事产生了新的认识。特别是80年代后,各种打着宗教旗帜的邪教势力到处活动的团体出现后,我们对太平天国当时的工作方式、组织结构、理念精神又有了新的认识。如果再花点时间和精力把洪秀全的生活工作方式和他的对手之一曾国藩做一下对比分析,产生的新认识显然有一部分会是颠覆性的,有时候这些变化甚至让我们无所适从。

这当然不是历史变了,而是在“当下”我们的知识环境和认识变了,也是社会进步了,这让历史的一部分内容也开始有些变化,从而开始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放大镜与望远镜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历史风云的变化,那历史研究到底是咋回事呢?在我看来,做历史研究的人似乎有两类,一类手里有放大镜,另一类有登高望远的视野,前者埋头于浩瀚史料试图客观记录历史的本真,后者则站在通史的高度剖析展望历史,前者侧重记录过往历史的信息,后者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埋头于浩瀚史料去描述全景的历史总是有遗憾的,先不说现有史料的完整性,问题是还有很多史料都还在地下没有挖掘出来呢,所以总会有片段和环节的缺失。部分历史,也只能靠有经验的学者去猜测分析甚至进行暂时的拼接,或者留给后代学人去填空。而登高望远的通史技术派则试图从大视野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他们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料的精准考证研究,而在于对我们常见的历史史实、事件人物所作的不同维度的剖析、阐述。他们说的技术通常是一些现代化的标准,淡化了意识形态,运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去考量历史,他们将历史的经验当作一种理论模式,倡导的态度和方法是用现代的眼光来观察、叙述历史。但实际上这种方式也是有遗憾的,因为所谓“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也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举个例子说,在《马克思传》中梅林时代的恩格斯对证券市场的理解和2015年中国股市演绎的大戏区别真的蛮大的,恩格斯当兵退伍后上班的纺纱厂和今天贾跃亭的乐视网那差异也不是一点点。

也就是说,用现代化的标准来考量历史是个动态的工作,因为现代化的标准是会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虽然通史技术派仍然也有很多遗憾,但相对于部分传统的史学研究,技术派们当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认识历史的角度,这是时代和历史研究的进步。

通史型专家

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现实的学术环境中,通史型专家的视野及带来的成果在学术体系中有无法量化的部分。他们透过通史进入历史的时空形成的视野及其表述,有时候很容易被大家按照“穿越”的剧情来揣测,有很多人会质疑他们穿越到古代的天空向下看历史的客观性。正是因为与非主流的方式比较接近,虽然非主流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也可以部分的、分类的被解读为进步发展趋势的一些苗头,但很难进入主流学术范畴而被边缘化显然在初期也是必然。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历史研究成果可能更具有社会效应,成为了一本本通俗读物而踏入老百姓更喜欢、更好接受的文学艺术边界。这好比说“当年明月”的历史书写得是不错,但真要教授们去评论他的学术性,估计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应该是在学院里埋头做学术,让历史成为一本本论文参考资料,还是应该鼓励大家让历史成为更普及性的读本、课程,让更多人了解一些历史?虽然这些历史因为可读性和叙述方式有些走样,我的意见是,也许“八贤王”的故事还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但在这个“开启民众智慧,协力复兴中华”的时代,先获得框架性的知识也比一直无限期等着获取精准知识更重要。

历史的不确定性

当我们认识到历史的真实是“当下态”时,实际上“显微镜”和“望远镜”都是有其存在的必然合理性,作为读者,我们期待历史研究者们能够两者兼顾。

埋头于“显微镜”的学者们正在尽量想办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开来,学术成果不再是堆成资料放在图书馆里只给做论文的人用,以前是情非得已,但现在学者们都意识到了传播学术知识是当然的责任。如果学术成果不论是主观上还是被动的结果,导致只能在小范围、小部分的人中传播,那对于研究者本身和广大的民众来说,都是巨大的遗憾。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分享已经是必然,而主动的进行知识分享才是顺势而为。

“望远镜”历史学者们在通达历史时空的同时,也正在静下心来严格比对参照史料,不再人为主观的演绎历史。从小人书和戏曲中的演绎人物到科普型读物、课程、游戏中的历史性人物,这一步进化看似普通平常,经手的人很多也都只是普通劳动者,但课外历史的教育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新一代的孩子们会得到更理性而客观的历史滋养。多数的名人,和王立群教授一样,实在是自己拿不准的内容,也开始会清楚明白的说明哪些部分只是自己的分析,而不是来自史料。

在逐步富裕起来的今天,广大的民众迫切需要历史口粮,而且是口感要好的口粮。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提供各种精神食粮的人还是不少的,但其中也有乱洒狗粮的,作为一般老百姓,我们则要自己去选择判断这两种镜头下的历史镜像。这样看来,历史好像是始终充满不确定性的,因为我们的认识环境和认知都在变化,但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是不会重复的当下态,我们认识的历史都是现在对历史的理解,也许100后历史的解读更合理了,但影响的只是后人,我们的思维则定格在了以往的历史回忆中。历史是在变化,但若干年后,又有多少已经长大的不爱读历史书的少男少女们,会把记忆里“甄嬛传”中各小主的爱恨情仇当历史讲给自己的孩子呢?希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有人清晰的告诉他们,那只是文艺故事而不是历史,历史其实不是那样的。

新的历史

在历史的当下态里,我们当然没有去发明或制造历史,我们能做的只是按照现有的知识、社会环境、史实资料去表述和理解历史。虽然我们不能制造历史,但我们可以着手改变现在,在开始书写新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让更多人明白历史的真实状态,让更多人在真实的历史认识里寻找自我和世界的真相,并影响与之关联的生活、工作和环境。

在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中国更具有影响力的时代,在新的历史中:东方思维开始深度影响西方,西方缓慢而明确的在调适并适应这种变化,接下来,西方会开始隐晦而谨慎的从东方哲学中寻求部分经验并尝试替代西方的些许精神和观点,东西方正在积极寻求彼此的大融合。这次的大融合中,有东、西方这样的地域文化融合,也有意识形态领域中唯物、唯心主义的融合,还有宗教、经济、人文、政治的融合,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壮阔璀璨篇章已经开始书写。

2、序言。

梅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 梅林还记录到,有一次拉萨尔是这么说马克思的: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

这样看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定是知行合一,不只是一个白胡子老头生活在云里雾里的仙境中静思打坐,而是要行动、行动、行动,重要的事说三遍。我认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面对世界和民众是矫情的,也成不了大思想家,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王阳明

回望一下咱们东方,边思想边行动的思想大家也不少,王阳明是一个。首先他当然是个思想家,建立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理论体系,这种广泛的影响力已经延续了多年,跨出了国界。同时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始终还在政府任职,一生处理了大量的各级政府的各类政经事务,还指挥过大规模的“剿匪”平叛作战。这样的经历,让王阳明和其他一心只搞理论工作的人大不一样,也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从“格物致知”走到了“致良知”。

当然,王阳明也不是天生的通才,他也有读死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理想着去“格”尽天下之物,但自己“格”了竹林几天天夜,也就是和院子里的竹林面对面坐着“死磕”了几天几夜,一直 “磕” 到病倒后,才发现要格尽天下之物是多么的不易和不可能。“格”了几天几夜的竹林?现在的人看到这里,想想也是醉了,但王阳明对真知灼见的执着追求和强大的行动力可见一斑。也正是对格物致知这些传统哲学进行长期实践后,王阳明才拨开迷雾,拂去了心之蒙尘,发现“良知”一直都在我们心中,明心见性,天地万物各行其规律,人人都可以像圣人一样去生活,只要我们平时注意修身就能养天性,性善就可以守心之本体,未发之中人人都有,和谐幸福人人可求,社会大同计日可期。

王阳明给了老百姓一条更好走的路,他开创了心学体系,也开启了中华民智。

《金刚经》

看了王阳明的探索学习过程,回头一想,我们似乎都有过王阳明“格”竹子的经历。

我年少的时候为了修炼好心态,那是企图对抗荷尔蒙的意思,到处找书寻理求“心态”。后来,找到了《金刚经》,虽苦读,但总是不得要领,因为当时是把书当秘籍看,就像看了很多武侠小说后,幻想着成为武林高手,忽然发现一本“葵花宝典”出现了一样。因为读不明白《金刚经》,所以计划着要把所有佛经全看完,妄图“格”尽天下之佛经,求出好心态。实际上佛学书籍量太大也不大可能看完。最后,自己变得面黄肌瘦、头发干枯,经常生病,荷尔蒙的影响是减少了,哈,不过,人也成小老头了。

后来人长大了些,读过一些南怀瑾论宗教的书后,为了重温这段历史,再读了一次《金刚经》,才发现这经也是别有一番天地。细细读来,其实菩萨也没整什么玄奥的大道理,也就是从吃饭、洗脚的这些平常事说起。

关于佛法,《金刚经》在“正信希有分”和“化无所化分”中说了,佛法如渡河用的船,也就是说,佛法就是你从此岸到彼岸的工具,是工具不是神器,只是渡河用的。就好比我们生活在闹市想去郊外的山上清净一下,你要坐车,佛法就是其中一辆去山上的车。而且菩萨说,无人需要佛来度,也就是说明心见性后人人都可以成佛,渡河靠自己就好啦。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想过河渡船都可以不需要,靠自己游过去就好了,或者像达摩一样一苇渡江,从水面上飘过去。

说到达摩的一苇渡江,我相信这是类比了《金刚经》里佛法如渡河用的船。就是说,都是渡河,有的人只需要一个小舢板,有的人需要船还需要船夫,有的人自己游过去,也有的人跟达摩一样只需要一苇就可以渡江。用经济学的方式说,就是渡河方式和成本各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渡河的场景让冯小刚拍成电影,画面上有两个人和达摩一起渡江,一个在讨价还价租船雇船夫,一个脱了大衣直接下水,还是达摩老师帅气,随便摘一苇就飘。上岸的时候,如果有接船或看热闹的肯定是围观达摩啦,谁还看那个光着膀子湿着裤衩的哥们呢?不过,上岸帅不帅气、体不体面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反正能过去就对了。

很多接触过佛学的人心里都默想过成佛到底是咋回事。《金刚经》在“无法可得分”中,菩萨就说了,菩提树下无菩提,无法可得,法也是一种相。法也是一种相?其实这是有科学道理的,法是一种规律,我们看到的佛法则是用文字或语言来描述的这种规律。当然的,文字和语言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全面地描述规律,所以,用文字和语言描述的法,已经是一种“相”。对佛学的理解,菩萨说了,不能住相,相只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好比我们以前从未整体留意DISCOVERY探索频道中的微观世界一样,世界还有很多我们没看到的,即或是我们看到的,其真实的运行规律也不是靠人类感官可以完全理解的。所以,在“非说所说分”中菩萨就说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意思就是说的法已经不是法,也是我们刚才讨论的,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法已经不是法。而在“法身非相分”中又说到,以相求佛不见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我们本就看不全的相来等同于佛法,那就在求法路上走偏了,我们一部分人就可能走到没有渡船的河边,自己游泳技术又不好,也没有达摩那一苇渡江的功夫,那就只能晾在荒野郊外经历苦难,当然能找到回来的路也问题不大,还可以继续想办法渡河。菩萨也都为我们考虑到了这些,所以,菩萨在“离相寂灭分”中告诉了善男信女们,离相就是佛。实际上,要做到菩萨的这句话是很难的,离相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怎么样才能离相?就我们一般人来说,还是要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才有可能,绝大多数普通人是没有达摩那么厉害的功夫,很多人渡过河的时候,都是光着膀子湿着裤衩。还有很多人,在光膀子湿裤衩上岸前,还经历过找不到船、苦学游泳技术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穷经皓首用尽了大半生的时间才得以实现。所以,如果能找到一条更好渡河的方式,是多么的重要,功德是多么的高。要获得真知是极其不易的,有没有更普世的思想来指引老百姓擦亮眼睛获得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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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26 1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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