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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周人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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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源头!

周人的祖先是什么人呢?美国学者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提到,周人的祖先起初活动在渭水流域,是从西方迁移过来的民族——印欧人。这一点和商人类似,不过商人迁移的早没得到后来最新的美索布达比亚文化,而周人不但学习了西方迁移来的其他印欧民族通过草原传来的新文化而且还学习了中国文化,既学到了中国的文化和文字,也学到了西方民族更先进的军事战术和政治制度。

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头戴坚硬高帽,与印欧人形象完全一致,无论是服饰还是外貌都与中国人截然不同。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十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美索布达比亚文明。山西出土周代男女人形陶范,穿矩领袍服,齐膝花衣戴平顶帽。这些服饰的特点已经非常接近现在中亚一些民族的服装,而与华夏族传统的服饰差别甚大。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出土的民族服装,非常有限,特别在北方地区更是如此,最接近后来汉服的古代服饰样式,基本都是在南方的楚墓中出土的。

周人应该是一支混血民族,这点也和商人类似,其主体是南下的吐火罗人与西北地区的羌人的融合体,数量占少数的印欧人处于领导者的位置。周人在诗经上充满自豪地说,“赫赫我祖,来自昆仑”,其中的“昆仑”一词,最初便是来自吐火罗语 klyom。由于受到匈奴(当时叫鬼方)的压迫,于是顺着丝绸之路,迁徙到甘肃和陕北一代,后又迁徙到陕西周原定居。随着周人不断地深入黄河流域,他们渐渐感受到商民族的强大,也开始接受商人的语言文字及文化,征服了商人后,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建立了强大的周王朝。

周人竭力学习商文明,特别是他们征服了商人以后,更是全盘接受了商人的一些文化。现今已经发掘的大量殷商甲骨文中,我们虽然能识别大部分的字,却无法解读其中大部分的意思。商人的语法习惯和我们现代汉语不一致,和从周代流传下来的古文言文也不一致。周人的印欧语和羌人的语言结合,商人的印欧语和华夏语结合,复杂的周人语言遇到了复杂的商人语言,结果便变成了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汉语。汉语从周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大量的古老的词汇和同源词,但是从商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特殊的语言结构。

来自西方的周人崇火、尚红、好火葬、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早期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拜火教、火袄教,公元前539年至公元331年为波斯帝国的国教,系二神教,即认为宇宙有善、恶两种神灵。其他古代文明都受到印欧文明的影响而中国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人相信轮回就是典型的印欧人思想。

周人的文明程度不如商,周当时还是部落,而商已经是强大的帝国,不过周人却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作为战斗民族周人的军事实力是很强大的,后来周人灭亡商朝的时间,从发兵到结束前后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60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是最早使用了马拉战车的民族。在灭商的时候,周军的主力就是马拉战车。商人虽然也有战车,但是数量不多,而且战术也不对,周人的战车是集团作战,商的战车还是传统的零散布局。把战车上升到战争艺术的是美索布达比亚的强大军事帝国亚述,帝国的历代诸王几乎都是在不断扩张征伐中度过的,而且其军事发展的完备堪称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周人的战车为主的战术就是通过从西方迁移的印欧人传播来的亚述帝国的战术,这种先进的军事战术是中国的商朝所没有的。另外周人使用了一种商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兵器——剑,同样是来自西方的先进兵器。比起商人以刺为主的短戈,双面开刃的剑既可以砍刺也可以削劈,杀伤力要高得多。

至于说商人的阵前倒戈恐怕是后来周人自己编的。此事被儒家系统倍加歌颂,认为是武王的仁义感化了这些敌军,让他们主动阵前起义。然而今天看来,武王恐怕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真实的情况应当是,帝辛既然强迫这些奴隶上战场,在后方以亲信部队押送,防范他们逃跑。然而前方的部队在周军的强大冲击下慌乱的地往回跑,遭到了后方精英部队的阻拦。在人潮的冲击下,这些主力部队也阵脚不稳。奴隶们为了逃命,加上被后面人潮推动,于是倒戈相向。再加上身后联军的战车和士兵的进攻,商的败局就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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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19 1: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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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考古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以及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交融和互动——西周国家政治和文化的碰撞”(Contact and Interaction in the Zhou World——The Impact of Western Zhou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terprises)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和欧洲多国的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西周文化形成、政治及经济形态进行了讨论。

      西周文化包容性不同寻常

      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的考古学家、汉学家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从西周如何借鉴邻近地区物质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西周与商文化的关系,以及西周如何将不同文化化为己用并由此塑造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她认为,西周在吸收借鉴邻近地区物质文化方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包容性。“当西周第一次进入渭河流域并从邻近地区学习了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后,它便成功地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罗森还表示,西周不仅夺取了很多青铜器而且还创造了新的青铜器器形,并在上面刻了铭文,“这些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的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者曹斌从器物的变化方面综合考察了西周的礼制变迁。他认为,西周贵族礼制文化的形成表现在放弃盛装奢侈品酒类的青铜器组合,改为盛装“朴素”饮食和盥洗类的青铜器组合。除了“器”的变化,他还认为,日名制作为商代的礼俗,西周后期基本消失;随着西周“赐氏”制度的形成,动物族徽在西周逐渐失去了作为古老氏族标志的意义。西周后期社会分层愈趋明显、等级秩序愈加严格、统治模式更趋中央集权化。

      西周治国的一大失误

      对于西周的政治治理,包括疆域、政治理念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解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根据出土的陶器、铜器、青铜器及遗址等考察了西周的统治疆域。他认为,西周虽崛起于西方,灭商前东不出今之陕西,但灭商后分封的诸侯国却都在新拓疆土——陕西以东的东方,西方未见分封,与灭商前周人的统治疆域相比扩张了数倍。他进一步认为,西周王朝一味地关注对东方新拓疆域的守护,而忽视对发祥之地的经略,为其亡于西方近邻——犬戎留下隐患,这不能不说是西周治国的一大失误。

      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研究员夏玉婷(Maria Khayutina)从界定疆域的称谓,如“邦”、“国”、“四或”、“四方”等角度切入,结合统治者称谓、对下属的指令等,分析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她认为,从青铜器上的铭文可以发现,“西周诸王虽然努力要把他们的命令传达至‘四方’,但他们使用了非常委婉的语言表达方式”。她还表示,周王室迁址洛阳可能对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政治融合进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则以鲁北为例认为,伴随着姜太公就封于齐,鲁北地区旧有的商代晚期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旧的中心消失了,新的中心则被重新规划和安置。他表示,“以济阳刘台子、高青陈庄、临淄河崖头、招远曲城及归城、西庵等为代表的西周早期遗存,它们有的是城址,有的是贵族墓地,清楚地显示了周王朝对鲁北地区的统治策略”。为了稳定该地区的形势,姜太公采取的是“因其礼,简其俗”,即在尊重本地传统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统治措施,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多因素影响西周经济转型

      公元前10世纪是东亚大陆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没有单纯从经济维度考察西周经济转型——从以王朝中央为中心的分配方式转向一个更加分散的、更加市场化的经济模式。他认为,还存在很多经济之外的因素,比如宗教、文化以及社会政治领域的因素与经济模式紧密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甚至塑造了西周经济的变化以及发展。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哈克(Yitzchak Jaffe)则从饮食角度分析了西周社会经济变化。在他看来,通过考察当时的饮煮习惯、烹煮器具,比如吃什么、吃的人是谁、和谁一起吃、如何吃、一天吃多少以及烹调习惯的变化等,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变化等。与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研究角度,但也会有很多局限和挑战,比如样本是否具有一般代表性、如何对残留物进行鉴定等。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中西方的多国学者展现了不同的研究方式。方辉对记者表示,中国的考古学者一般从文献、年代史的角度进行梳理研究,欧美考古学者更多地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但近年来,中国考古研究人员的方法也在发生变化,趋于多样化。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细化,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的合作,比如与材料学的合作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很多学者看来,西周是中华文明的根源,西周的礼制文化基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它因此吸引了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对中华文明起源充满兴趣的学者。罗泰对记者表示,关于西周的文献不算完整,但是有很多发掘出的器物,所以对西周的考察非常吸引考古学家。

      2016/12/19 1: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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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西就是结交朋友,就像现在的巴铁!

      唐朝也是向西结交了朋友,才借助回鹘灭了平定安史之乱!

      2016/12/19 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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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穆王西巡,就不是征服!而是巡视!

      2016/12/19 1: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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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公东征

      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周公摄政,兄弟相争,武庚叛乱。不得已,周公东征,平兄弟之乱,灭武庚,分殷民,复位封国。此次分封,以东方齐、鲁,北方晋、燕以及中原卫国等,最为重要。为安定殷遗民,又封殷之贤者微子启于宋,以示周人兼容。

      对于殷民,周公不再立国监管他们,表面上,让殷人建国,由殷人自治,实则,分散殷民,分而治之。如,分殷民六族于鲁,分殷民七族于卫,又经营东都洛邑,将殷民置于王畿内,纳入周人监控,同时,战略重心东移,以齐、鲁诸国,直接控制殷民殷地。

      此一封建格局,正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言,周人开国形势,向东北、东南张开了两臂,抱殷商于肘腋间,此为西周立国之大格局,周公的封建大业即于此完成。

      武王伐纣,乃出其不意,可谓“出奇”。而周公东征,则“用正”,《尚书·大传》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倾全国之力,加以战车无敌,还打了三年。

      “救乱”之后,周公欲先伐奄国,奄为商的旧都,辛公甲说:“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遂改攻淮、泗九夷,各个击破,然后践奄,奄势孤,周公践之,将殷商连根拔了。

      这次东征,先平了三监及武庚之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次灭九夷等五十余国,方“践奄”,可见商在东方的实力,亦可知以封建取代方国之不易。

      傅斯年以为,中国上古历史最要紧的是“东西”,自东汉末以来,中国历史常分南北,或因政治分裂,或由异族统制。但此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以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上述为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受此启发,别墨以为,周公东征,就用封建制解决了“夷夏东西”问题,加上从吴泰伯早已开始的“化行南国”路线,历史之轴遂因之而转,从“东西”转向“东南—西北”了。对此,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史记》卷15“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还说,三代秦汉皆如此。

      傅斯年所见,无及于此,故其言,直到东汉以后,方才进入“南北”问题,忽略了中间的历史形态。例如,傅言“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这样的说法,不仅忽略了中国上古历史曾有过方国时期,还忽略了自三代以来的王朝时期,就有楚与吴越,与中原分庭抗礼,春秋时那个产生了《孙子兵法》和大运河的吴国,秦汉时那个“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以及以盐铁富甲天下而有七国之乱的吴国,难道它们都不是“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昭王南伐

      “南北”问题,也不是要到了东汉以后才有的,春秋时就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说法,这说法出自《公羊传·僖公四年》。那时的“南夷”,大概指楚国,孔子在《春秋》里,就说“荆”后来改称为“楚”,动辄来侵。其时,一百五十余国,《春秋》里有名的仅七十国,而言楚最多,竟有143次,除了中原那些老牌封建国家,如齐、晋、郑、卫等,楚无疑最受重视。

      周人以封建,解决了“东西”问题,又引发了“南北”问题。南国,如楚、吴、越,仍持方国立场,没进入周人的家天下格局,也许周朝曾给了它们封建的名义,可它们却拒绝了被封建化。以方国对抗王朝,楚最为代表。周人封建,荆夷不服,助武庚起兵,兵败,荆人遁入楚地,立国为楚。

      故周公东征后,又有昭王南伐。东征,还是解决商的遗留问题,而南伐,则要全面解决方国问题,而方国问题中最大的问题,便是楚国问题。许多方国,如虎方、扬越、淮夷等,都加盟楚国,楚已形成了一个大联邦,与周初封建的家天下对抗,楚人在江汉流域,阻击了周人的梦想。

      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出土西周铜器共103件,其中有《史墙盘》,作器人“墙”为史官,盘之铭文,记载了昭王伐楚,铭曰:“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

      另有安州六器,乃北宋时,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铭器,作器人“中”,曾随昭王伐楚,亦铸器铭记昭王南伐。

      “墙”和“中”作的铭器,铭记了昭王十六年南伐,那一次,王师浩荡,渡汉水,过长江,抢占了铜绿山矿,俘金无数,凯旋而归。可刚一回朝,钟鼓才鸣,欢庆未罢,江南虎方、扬越又反了。须知,周公东征,踏踏实实打了三年,昭王南伐,哪能一蹴而就呢?

      昭王十九年,再起王师,驱车南下,直取江汉,周初封建的“汉阳诸姬”国,踊跃参战,为王师先导。孰料,前次为喜剧,潇洒走一回,此次乃悲歌,南伐而不归。

      有关此次丧师之战,参战各方皆无语。周人无语,或为尊者讳;楚人无语,以示王师不归与其无关。我们不妨来揣摩一下当时的战局,楚人用兵,或如孙子所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放开大路,任王师长驱,待其归时,一路游击,最后,以水战决战于汉水。

      这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水战,虽然没有正规的战船,没有正式的水军,但水战却已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昭王六师难道会自动沉入水底?或曰,土人用了胶粘的船来迎送王师,船行江中,胶已化开,船漏而沉,溺于江底。说来近乎逸事,聊为谈资。

      须知,周有“舟礼”,《尔雅·释水》就有:“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造舟”,乃多船并列;“维舟”,以四船并列;“方舟”,为两船并列;“特舟”,指单船;“桴”,指筏子。周人礼制森严,土人怎能沾边?再说,周武王时,已有人专门管理舟楫,负责渡水济河,运送兵员。据《史纪·齐太公世家》载,孟津誓师,抢渡黄河时,太公命“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这位“苍兕”,即为“舟牧”。

      故王师不归,必水战所为。初级阶段水战,或如梁山泊好汉“浪里白条”,以水性泅之船底,凿船而沉之。周人死于非命,自然无话可说,楚人胜之不武,也不好意思说。然其意义却深远,犹如后世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皆以一战定南北,渐以战船与战车相抗衡。

      2016/12/19 1: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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