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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党史与“新史学”的对接——纪录片《长征纪事》

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一部纪录片《长征纪事》低调地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和此前不久首播于中央一套的纪录片《长征》相比,这部纪录片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纪录片《长征》全知视角的叙述不同,《长征纪事》以长征路上具体日期和里程为经线,以老一辈革命家日记和回忆录的记忆片断作为纬线,由具体人物的具体回忆连接在一起,进而构成对长征的整体性叙述。纪录片呈现了张爱萍、陆定一、徐向前、彭佳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长征外围人士的回忆,在泛黄的文献和文物里展现历史的纵深。如果说纪录片《长征》像是一幅定点透视的水彩画,那么《长征纪事》则更像一幅散点透视的水墨画。不同于纪录片《长征》的激越昂扬,《长征纪事》用节制平缓的语调,在如诉平生的氛围里追忆那段由苦难走向辉煌的岁月,其展现的面相也更为贴近个体的经验。在镜头语言上,纪录片很少使用浓墨重彩的情景再现或影视资料,而是以黑白版画为基调,使影片充满了历史的凝重感。而片中的音乐总监乃是《河西走廊》的作曲之一徐鲤先生,片中的部分配乐更是直接脱胎于苍凉高古的《河西走廊》。总之,比起传统主旋律纪录片,《长征纪事》虽然也属于广义的主旋律作品,但以其“文艺范”的叙事风格,拓展了主旋律作品的话语样式。

值得注意的是,纪录片在历史文献资料的使用上,除了以经典党史的叙述为基本框架,加以老一辈革命家的日记、回忆录之外,还使用了不少“新史学”所发掘和推重的文献资料。“新史学”是最近十几年在近现代史领域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虽然此概念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但它确实是近现代界客观存在的一种新范式。“新史学”对历史研究做出了一种去意识形态的处理,在注重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悬置对历史的解释,将历史学还原为材料学。这也是民国以来国内流行的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在近现代史研究上的应用。《长征纪事》中展现的一些材料就得益于“新史学”。比如第三集《突围》引用的一处红军战士回忆:“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就是在高华先生《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引用后而广泛传播。而在经典党史中淡化了的何涤宙这个人物,也在第二集《转折》当中对其为红军造桥的事实予以肯定。片中还引用了曾被红六军团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对红军的回忆,使得西方人对长征的叙述也不再限于埃德加·斯诺一家,这无疑丰富了经典党史中西方人对长征的叙述。

这种对于“新史学”的成果运用和事业借鉴,目前来看还是较为成功的。这反映了经典党史对自身话语资源的整合和拓展,对传统叙事方式的调整和完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自我更新的积极意义。经典党史的优势是对历史的解释框架和解释效力,使得散乱无绪的历史获得其线索和意义,然而因为对解释框架的过分依赖,有时也难免泛社会学化泛意识形态化;“新史学”的优势则是对史实和材料的大量掌握,有助于在微观层面更细微地进入历史现场,把握历史细部。然而由于对历史解释的刻意悬置,则有时难免流于柯林伍德指出的“空前地掌握小型问题而空前地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解释若无材料,则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材料若无解释,亦如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段。经典党史需要克服可能的教条主义,“新史学”需要克服可能的虚无主义,这需要一个恰如其分的对话口和结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纪事》做了非常好的示范,在经典党史的“文化领导权”之下运用“新史学”的成果和视野,使得长征的叙述既波澜壮阔,又摇曳生姿。从这部纪录片看,这样的对接和结合还是别开生面。

(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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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30 9: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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