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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张学良自曝一生最后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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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曝一生最后悔的事

上世纪前八十年,没有哪位中国人能够把握住自己。晚年倍受敬重的张学良将军,青年时代孟浪自负,也干过一些亲痛仇快的事情。其中有三件最令他愧疚,自讽是“罪人中的罪魁”。

■纵容郭松龄

一九二五年年底,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郭以师生关系深得张学良仰赖,多次向老帅推举委以重任。表面看其颇具雄才大略,实际郭松龄心地狭窄, 争强好胜,且野性勃勃。一九二四年九月直奉两军在山海关对峙,姜登选韩麟春第一军与张学良郭松龄第三军联合作战,姜任总指挥。正当九门口战斗激烈进行的关键时刻,因在联军首脑会议上主将间发生龃龉,郭松龄竟然负气出走,率领部队撤离前线阵地。幸亏张学良及时发现并劝阻,才未影响战局。此举本该受到军法处置,事后却被张学良包庇下来。这样更加助长了郭的骄蛮之气,进而连张氏父子也不被放在眼里了。

二次直奉战争是奉系势力延伸到鲁皖宁一带,当时强将功臣各有封赏,惟独对郭未予安排,使其督军安徽的愿望一时落空。为此,他对张作霖耿耿于怀,愤恨难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郭松龄执奉军精锐部队,事先取得日本政要和中国军阀冯玉祥的支持,在河北滦州发表反奉宣言。开始除要求张作霖立即下野,他还声称拥护少帅接班,不久便直言要推翻张氏政权。这时关外兵力单薄,张作霖手足无措,大骂“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非要枪毙张学良不可。幸亏吴俊升杨宇霆诸位老伙计求情,才免他一死。

毕竟窝里斗不得人心,仅仅一个月时间郭松龄就兵败巨流河,落得曝尸沈阳城的悲惨下场。郭的反叛对东北当局的打击是沉重的,也是后来日本人对张氏轻蔑的一个原因。岁月流逝,人鬼各方。几十年后张学良检讨说 ,我与茂宸(郭字)可以说亦师亦友,老帅常骂我“你对郭茂宸除了老婆不给他睡,什么都可以给他”。其实他要造反的事我老早就知道,事前也劝他不要干糊涂事。我还私自到前线找过他,却未能刻意劝阻,最后还是在滦州起事。这让我难过,并得到一个很大教训,当初就知道郭有谋反之意,却不愿采取行动。郭起事时间虽然不长,却给东北军民生命财产带来莫大损失,这都是我一念之私,顾及自己名声造成的。若早先采取行动,战火自然可免。

■杀害杨、常

杨宇霆号邻葛,辽宁法库人,清末最后一次科考秀才,被政府送日本留学,回东北后历任排长营长军械厂厂长奉军参谋总长等职。向以治军有方著称,协助张作霖使东北地区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达至鼎盛。常荫槐号翰香,吉林梨树人,身兼黑龙江省长和东北交通总长各职。积极筹建地方武装和森林警察,主张练兵强国,抵御日俄入侵。坚决反对张作霖与日本签署“满蒙铁路新五路计划”,被誉为东北当局中精明强干之人。

杨宇霆虽然足智多谋,为张氏立下汗马功劳,但在人际关系方面却居功自恃,缺乏自知之明。比如 ①在奉系从政多年伤人过多,尤其郭乱之后其部下亲信仍司军职,他们不断向张学良暗进谗言。 ②以长辈自居,对张学良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往往不与照顾,还时常责怪少帅吸毒等不良行为。 ③为其父亲祝寿搞的过于张扬,有怠慢少帅之嫌④赞同中国统一,筹划东北易帜,热衷国民议会活动引发日本朝野不满。在张学良执政伊始,日本驻中国大使林权助就故意提示他,用丰臣秀吉被德川家康篡权杀身的故事暗喻杨可取尔代之。日本特务也时常把伪造的杨与他人往来的照片信件转给帅府,用来挑拨关系,欲假张手除之。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晚,张学良以召集议事为由,在大帅府将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杀害。事发后在给南京中央政府的通电中,凭空捏造出杨常阻挠滦东撤兵,扣押京奉铁路车辆,在兵工和交通事业中以权谋私及扰乱金融等罪名。还谎称“当日召集会议,邀二人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认罪。一切法律手续完备,始为施刑。”

张学良曾说他本想进南满医科大学学医,却进军校学会了杀人。对杨常下此毒手,走的是宫廷喋血的老路,用杀一儆百来掌控政局,无辜的杨常二人便成为他实现铁腕统治的祭品。事发当日,投靠奉系的老军阀孙传芳被召到帅府商讨善后,见此情景遂对张学良竖起大拇指说:“英雄,英雄,要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行吗?杀的好!”第二天孙就离开沈阳,溜之乎也。还有一位叫郑谦的人,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只因在现场对张学良说了一句“你太冒失了”,三天之后竟“暴病”而亡了

仓促过后张学良面露愧色,不无难过地对部下说:“哎,今后咱们得好好干了,若不然就对不起凌阁、翰香于地下了!”并派人慰问杨嫂、常嫂,各送银圆一万,并亲自去灵堂祭奠,敬献挽联。晚年他偶尔透漏杀人动机:当年他们都不怕我,觉得我是小孩子。等我把杨常杀掉了,他们一看好家伙,这么凶!

■西安兵谏

张学良一九三四年由国外归来,就任剿匪副总司令,对“攘外必先安内”认识深刻,执行坚决。他认为刘志丹不过几千人,加上彭徐各股也不过万余,预计短期内即可肃清。但没料到的是东北军思乡心切无心恋战,且训练无素不堪一击。面对土枪土炮的红军,先110师覆没,师长何中立阵亡,后109师又败,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两次惨败让张学良痛苦不堪,既心有余悸,又经不住东北老乡中进步人士劝说,遂产生用“招安”手段解决的念头,此举正中对手缓兵之计。

“双十节国民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对日作战前线序列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这很伤张学良自尊。一九三六年夏秋季节,风传蒋介石将用嫡系部队替换作战不利的东北军西北军。老蒋到陕后数次召集将领开会,皆无张杨参加,致使二人愈发疑惧。面对如此危机,张加紧与红军私下谈判,商订停战协议,资助对方军备物资,最终策划出东北军西北红军结成“三位一体”,名曰联合抗战,实则各保实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为主谋悍然发动西安兵谏,拘老蒋于华清池,上演了一幕震惊中外的历史活报剧。遗憾的是,此举非但没博得国人赞许同情,反而惹来各界谴责,就连延安方面也怀疑这一行动会“妨害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不愿公开支持他的“军事阴谋”。国际社会普遍对这一消息表示不安,苏联政府声明说“判定张学良之行动,徒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

最终以戕害官员,祸国叛国罪名而退出政治舞台。这正象他自己总结的“两字听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

西安兵谏十三年后,国民党沦为丧家之犬。人之落寞其言或真,此时的张学良忏悔道:同某人会谈良甚感得意,想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反躬思来,羞愧自恨而已!

参考书目: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社科院《西安事变资料》

辽宁社科院《东北地方史研究》

香港信息出版社《张学良文集》

唐德刚撰《张学良口述历史》

延伸阅读: 郭靖宇 特工学院 伪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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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14 23:32:51

      网友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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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要看最后一段,就知道楼主在贩卖私货,当年,蒋介石被张学良用枪顶着脑袋去抗日,让楼主心痛到现在

      该帖子发自铁血军事Android手机客户端[请参与手机体验]
      2016/9/15 7: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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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张学良遗留的大量文章、日记、回忆录和采访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对于西安事变,张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尽管在某些场合他承认扣押蒋介石方法欠妥。

      1、张学良被软禁在大陆时就坚持自己没错

      1936年12月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后被押上军事法庭受审时,就只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张学良文集》(2),页1111)。

      1947年,张在凤凰山幽居期间,对前来探望的张严佛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P416)

      2、赴台被解禁恢复自由后,他在多个场合说自己不后悔

      上文提到,在台监禁期间张曾写过几份忏悔材料,但由于是遵照蒋介石旨意所写,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非其真意。

      而在张学良1980年代末恢复自由以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坚称自己没错:

      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

      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94)

      1995年,张学良九十五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42)

      可以说,张学良在可以自由发言时从来没有承认过西安事变有错,也根本没有表示过后悔。

      3、他承认自己“以下犯上”不对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对唐德刚说,他承认西安事变中自己作为部下“以下犯上”是不对的,应该被枪毙:“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也就是说,张并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但他也认为自己的确违反了军法,应该接受惩罚。

      关于联共:张学良始终认为与中共合作没错

      对于与中共合作一事,除了上述“忏悔”材料中认为自己“被利用”之外,在其能自由发言时,张学良都坚持自己与中共合作没错,他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1、与中共合作是为了反对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是比较痛恨打内战的。他在西安事变期间以及晚年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上面所谓的“忏悔”材料也提到,中共正是抓住了张学良这个心理对其进行统战的。他在接受唐德刚采访时说:“我的心里呀,实实在在反对内战,反对透了!……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不打,打死了那么多人……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我一直厌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所以他谈西安事变时说:“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他认为,自己跟蒋介石的最大冲突就在这里:“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1991年5月29日,张学良在曼哈顿中城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同乡,有人问到张学良对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时,张学良十分肯定地说,他仍然认为“安内攘外”政策不可取。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国共合作“攘外”,才能最终“安内”。(《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11)

      同时,张学良认为中共是真心顺应民意主张抗日,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本人对日本有极深的国仇家恨,他曾说:“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抗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所以他坚持认为为了反内战和抗日与中共合作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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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15 7: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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