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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台灣大學政治系朱雲漢教授)

我今天來給大家做這個報告,我希望它產生的作用是給大家進行一次震撼教育。如果我沒有達到這個效果的話,就算我失敗了。

我今天報告的主題是中國大陸的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那麼它也扣緊了今天的主軸議題,就是全球化的挑戰。

我必須說,我面對的各位都是二十歲上下,最年輕的時代。各位是生逢其時,也生不逢其時,就看各位要以甚麼樣的心態來面對自己的未來、面對人類的未來。

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你們即將迎來的二十一世紀,它可能是我們記憶所及一個變動最為劇烈的世紀。很多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出現了,而且還會持續出現。

也就是說,你往前看,你不可能去期待一個非常平穩的、安逸的大環境。這個是各位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那麼我就要把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變化趨勢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中國的興起及其未來的角色

我先從在華盛頓引起非常熱烈討論的《日蝕》(Eclipse)說起。作者是一位印度籍人士——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任職於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智庫。

《日蝕》的副標題是《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應用下》。這本書非常嚴肅地對未來世界的經濟格局做出了分析預測。

為了吸引讀者的眼光,作者以一個非常戲劇化的假設情景作為開場白:

2021年美國面臨財政破產危機,美國總統從白宮驅車前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一位中國籍總裁簽下一份紓困方案協議,然後取得了緊急融資3兆美元的貸款,同時承諾美國要遵守一系列各種各樣的條件。這些條件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希臘、西班牙在尋求紓困時所必須要接受的城下之盟。

他對這個假設的場景下了一個句點。他說:“此刻,世界主導權的交接儀式業已完成。”

這是這本書的開場。

這是一個虛擬的但不是完全天方夜譚的場景。薩勃拉曼尼亞的分析是有非常完整架構的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分析。

他根據從1870年到現在全球的經濟格局變化,包括各國的GDP、貿易和資本進出口佔全球的比重等不同指標,認為中國現在已經處於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引導地位的關鍵階段。

他的預測是,2030年前後,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宰制地位將非常類似於1970年代的美國和1870年代的英國。人民幣作為全球主要的儲備貨幣,它來臨的時間和速度比我們想象的要快。並且他認為作為分水嶺的時間,2030年,還可能提前。

當然,這本書的觀點不是所有觀察全球經濟的重要學者或者專家所共同接受的,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包括倫敦《金融時報》非常有名的作者馬丁·沃爾夫(MartinWolf),他也特別為這本書寫了很長的書評,提出一些略微不同的觀點。

並不是說他完全否定這本書,只是認為中國作為一個超級的強權,還有很多內在的先天的限制和缺陷。美國仍在某些方面具備優勢,包括科技創新、軍事、由大學和研究機構所代表的美國的綜合實力、英語、民主制度的軟實力等,這些可能成為中國超越美國獲得全球主導權不易克服的障礙。我相信這個論題還會繼續持續下去。我們暫時也不必再做細節討論。

但是,我可以換一個角度帶大家去看。剛才的評估都是以國家為單位。

事實上,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整個經濟的動能,即它的主要的發動機,並不是真正以國家為主要單位,而是在世界層次能夠進行國際分工、進行非常繁復的跨國交換、合作。那樣一個經濟的發動平台,事實上都是一些全球性的都市。它們是創建中心、資訊中心、金融中心,同時,也主導全球的產業鏈、產鏈、管理、設計,以及融資,等等。

最重要的平台是層次。因此,從全球性層次未來可能的變化來看,同樣可以得到剛才那本書《日蝕》那本書給你刻畫的情景。

就在上個月,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和全球顧問公司麥肯錫所屬的自主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觀察了全世界75個具有世界城市條件、並且是未來經濟增長最具活力的城市,到2025年可能會出現的興起和追趕的過程。

根據模型,他們列出了75個城市中到2025年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把這些城市叫做2025年最具活力的75個城市。

在75城市中,有29個會在中國大陸,不包括台北。根據推測,到那時,會進入全球最具活力、競爭力、創造力、成長動力的城市的,歐洲只有3個。

美國擁有次多,僅此於中國,但也只有13個,遠遠落後於29個。

如果把台北當作一個獨立經濟體,2010年它的GDP全球的排名是32。但是很可能,根據這項估計,到2025台北會在第50名。

東京在2010年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根據麥肯錫的估計,到了2025,它只會排名第10。

如果我們以都市作為整個經濟資源的整合、創造力的發動機,整個創新的載體,那麼你可以發現未來的不到15年里會出現那麼大的劇烈變化。

在這29個城市裡,有些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像上海、北京。有些是大家想不到但卻會成為名列前茅、最具競爭力的城市,比如瀋陽、重慶。

在前20名世界級城市裡,有13個在中國大陸,而且你會看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城市。深圳已經可以想象了,雖然它25年前不過是一個小漁村,但現在已經是一千萬人的城市;武漢可能也不奇怪;佛山,大家知道佛山在哪裡嗎?廣東。佛山還算有點名氣,很多武打片常常會提到佛山,是“武術之鄉”。它其實是個衛星城,但現在已經是一個五六百萬人的都會區,而且還在快速成長;東莞?大家很難想象東莞,一個台商聚集之地,它也具備世界城市的條件。

香港在這個排名里已經看不見了,而是在前30名。

如何正確理解中國的興起

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講的是“台灣社會精英21世紀最重要的功課”,就是要正確理解中國大陸興起的歷史意涵。這個功課做不好,台灣整個社會根本不知道怎麼面對未來。

從宏觀的歷史角度講,我認為中國大陸的興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於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過去300年的人類歷史中,只有三個歷史事件可與之能比:即1789年法國大革命;十月俄國共產革命,以及十九世紀後半期美國的崛起。

可以說,過去全球秩序的大變化在引導中國發展模式演進,但在未來,中國大陸興起會帶動全球秩序的重組。

要理解中國大陸興起可能對世界帶來的衝擊,首先要客觀全面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而到今天為止,很多台灣社會精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還處在落後、追趕、補課的過程。

為甚麼會有如此巨大的認知落差?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歷史知識和認知框架去理解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這一傾向無可厚非,但很可能讓我們得不到全面的理解。

因為我們的認知基礎中事實上充滿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謬誤、偏差,而我們自己渾然不知,因為我們很習慣這種思維,以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視野。

美國自己也會偶爾提醒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瞭解中國大陸?不瞭解它的體制?不瞭解它的歷史?不瞭解它為甚麼能夠快速地崛起?”所以前一陣,《新聞週刊》有一個封面,設計得非常挑釁、刺激。它把毛澤東像倒掛,然後把部分標題也倒掛,念下來就是“Every 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也就是你把過去所知道的事情、你以為你知道的中國都拋開吧,很可能你的理解是錯的。

但是我認為,即使《新聞週刊》能有這種反省,它也未必能夠以一種非常客觀、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國大陸。我們如果不調整原來那些先入為主的、形成我們偏見和選擇性認知的思維的話,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首先我們可以從人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這樣定位過去三十年或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大陸。有人把它叫做“奇跡”,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性經濟增長,因為它的持續性增長的速度事實上超過了過去“東亞四小龍”的紀錄,超過了從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也超過了美國內戰以後美國的崛起過程,更超過了德國的興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現代化速度。

不僅如此,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範圍的工業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能以這種速度在那麼大的範圍開始進行工業化。這是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

中國也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消滅貧窮,有三億多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脫離聯合國所界定的貧窮線。

我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能夠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以那麼短的時間進行越級式、跳躍式晉升。今天中國大陸在國際分工中,它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整個橫跨。

所以我們常常會說,我們希望兩岸是垂直分工。對不起,這個選項早就沒有了——中國的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舊在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的成衣、雨傘,甚至聖誕節的裝飾品;但是同時,它有能力把衛星發射到太空軌道上、可以幫別的國家建造最先進的高速鐵路。華為的通訊設備、交換機絕對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品牌相競爭。所以它能夠同時跨越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又繼續在勞力密集的層次。

中國本身也是一個經濟體系,內部有著非常巨大差異的龐大體系。它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經濟。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坐標,2001年,到現在只有11年時間。它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超過德國。而且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超過絕大多數OECD國家,尤其是看關稅的話。也從來沒有開放國家能夠在全球吸引那麼巨大的資金,還可以參與金融全球化。並且中國直接就發展建構出了二十一世紀水平的通訊和基礎建設。

很多人發現,在三十年中,中國在扮演一個前所未有的角色——這個角色過去是美國在扮演的,就是世界經濟復蘇的火車頭。如果中國不能扮演這個角色,那麼全球經濟復蘇就會減慢。

這些都是我們對於中國大陸興起從歷史坐標上來講的客觀歷史定位。

由於我們常常會執著於名目性的GDP的計算方式,所以中國大陸經濟體看起來會小一點。如果真的用購買力均等方式來估計的話,根據最權威的剛剛過世不久的荷蘭的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計,事實上中國在1982年就已經超過了德國,1992年PPP的GDP已經超過日本。到了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相當於美國的86%了。所以按照這個估計,三年之後,它的經濟總量就會超過美國。到2015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還會是印度的2.5倍以上。

當然,有人會質疑和挑戰這些估計,但有更多人覺得這個估計可能還略顯保守,因為這些估計還是在2008年9月全球出現金融海嘯之前。

中國如何實現史無前例的興起?

現在我們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是:這樣一種快速的、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興起是如何成為可能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可以用一個學期的課去回答,我在這兒就壓縮給大家三個簡單的理解切入點:

一個是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中國***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1949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其實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這個時期不完全是。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開放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難以複製。

中國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其動員、滲透的能力進入到了社會的最底層,並且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

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其他很多國家沒有走這條歷史道路,就很難有這個歷史條件。

中國還充分發揮了“大”的優勢。我在政治系給一些研究生開的“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變遷”課上,開宗明義跟他們講,理解中國大陸時,有三件事情你要記得,尤其是如果你過去是以台灣看世界這種角度的話:第一個是中國非常大;第二個是中國非常非常大;第三個是中國非常非常非常大。

“大”可能是負擔,是巨大的包袱,但也可以把它變成巨大的優勢:第一,中國可以充分發揮規模經濟,可以完全發揮它的磁吸效應。現在很多關鍵性核心產業,沒有規模是沒辦法發展的,根本不可能建立。台灣不可能建立一個航天工業,台灣也不可能建構一個高鐵動力火車的產業體系,因為沒有這個市場和規模。全世界航空集團嚴格說起來到今天為止只有兩個,一個是波音,一個是空中巴士,而且空中巴士把歐洲所有國家的資源、人才、市場整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跟波音抗衡,那麼第三個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國大陸。如果把這個巨大規模的潛力展現出來了,那它就產生巨大的磁吸效應。

全世界所有跨國公司沒有不擠破頭要進入中國,先插個旗、佔個位置的。不止CEO,連美國所有的排名前五十學校的校董都會說,我們學校有甚麼大中華戰略(greater China strategy)?你必須要回答出來。你沒有回答出來,就代表你的大學在二十一世紀沒有一個潛在性的規劃。世界500強的CEO也是一樣。

這樣一來的話,中國就可以對所有外資要怎麼進入中國設定很多特別的、在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答應的條件。比如,美國通用汽車進入中國,就把它一個新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任何其他國家說“你得來我這兒設研發中心”,通用汽車根本不會理它,因為其他國家沒有這個談判籌碼。也因為有這個規模,中國就有完整的科技體系、產業體系。

大家會說,台灣怎麼總是代工,總是只能在生產階段做一些創新。因為坦白說,我們的規模只能說是美國的所有科研體系中的一個分工小組。中國大陸要發射一個人造衛星,裡面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識、體系它都自己具備,但台灣不可能。而且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也逼著它去建立一個完整體系,雖然體系的水準可能參差不齊,有些很接近國際一流水準,有些還很落後。但沒有關係,因為一旦有這樣一個體系,它要追趕、要學習、要模仿,就很快。今天即使美國把整個火箭設計的藍圖交給台灣,台灣也無法複製,因為台灣沒有足夠的隊伍去吸收、理解這樣一個設計方案。

另外,日本人過去常常講東亞雁行效應,或者說雁行理論,就是說它有一個垂直分工,領頭羊是日本,後面跟著四小龍,再後面跟著東盟——第二批新興工業體。

但是我們講,中國大陸自己內部就可以形成一個雁行效應,它內部就可以進行垂直分工。也就是說,它的成長動力,可以從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有好幾個層次,因為中國有不同的發展條件,包括勞動價格、土地價格,等等。它在改善生產力的時候,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的改善空間。

另外也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在過去三十年充分掌握著後發優勢。後發有時候是可以先至的。後發優勢有很多要訣,譬如說第一,你可以學習過去的成功經驗,避免錯誤,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特別是如果你有能力去模仿、複製,然後在這複製的基礎上再去改良的話,那你可以進步非常非常快。

同時,中國大陸明顯地採取蛙跳式技術更新。當中國大陸要安裝一個有線的座機都很困難的時候,它其實根本就是一舉先跨入了無線通訊、數位通訊。同樣地,中國大陸可能第三代通訊這一塊兒的技術方面輸給韓國、西歐,但它現在已經開始佈局它的第四代通訊。這就是我們講的蛙跳式技術更新。

另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時機讓它成為快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在生產、產品行銷、金融整合,全球經濟都在這個時期突飛猛進。所以你現在很難去想象,四五十年前台灣剛開始要快速發展經濟的時候,王永慶可以去華爾街融資?不可能嘛。他可以去納斯達克上市?也不可能。這些都是因為在過去三十年里,有一個可以進行全球生產佈局的供應鏈。當然它有很多要素配合,包括貿易自由化、通關的便利、後備運輸、數位通訊。所有這些條件,中國大陸都在這個時期充分地掌握併發揮後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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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6/14 16: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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