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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互动关系分析

一直以来,日本依赖于美日同盟在东南亚地区发挥影响力,但是近些年日本却对在东南亚地区树立自己独立于美国的外交形象越来越热衷。致力于在南海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已然成为日本选择的重要路径之一。

基于此,日本虽然将海洋发展的重点面向东海和西太平洋, 但仍不断以“海上安全”的名义介入南海议题。 日本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关注南海问题但这一时期与东盟国家互动与往来的主要内容是经济贸易,而非南海问题。

随着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谋划介入南海问题, 该问题在日本-东盟互动过程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时至2009年日本以海上安全为名加强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此背景下,南海问题成为东盟与日本就地区安全事务展开互动与对话的重要议题。

1日本南海政策的发展脉络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 日本政府外相多次推荐了明确将南海诸岛划入中国版图的《标准世界地图》(1952年)、《世界新地图集》(1964年)、《新版世界地图》(1968年)等地图。

时至中日建交,日本在中日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将侵占的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上述史实表明,日本政府在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前的这一时期内,一直承认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

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 虽然并未直接针对南海问题发表明确的态度和立场但从海上航线安全的角度出发开始对南海海域的安全持有关注态度。

1981年时任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美,接受了美国关于日本自卫队承担1000海里海上航线保卫责任的要求;1983年,日本政府在出版的“防卫白皮书”中第一次明确表示,“日本周围数百海里、海上航线1000海里左右的海域为日本防御的地理范围”。

日本政府在冷战结束后,为应对国际与地区环境的变化,开始对南海议题这一地区安全热点表达关注态度并设法介入南海地区事务和强化在地区的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与介入基本停留在政治层面 , 利用东盟主导下的多边机制与恢复、发展日本与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南海争端国家的双边关系,期望扩大自身对南海地区事务的影响力。

以越南为例, 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开始通过发展双边政治、经济等渠道图谋介入南海纷争。1992年7月,越南外长在与日本外务省高官会谈时提出,越南要求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

对此,日本政府并未明确表态,仅称,“如能作出贡献,愿予以研究”。虽然如此,日本仍通过与越南合作勘探南海油气资源等方式迂回地介入了争端。此外日本还在这一时期谋划以《日美安保联合宣言》(1996年)和美日防卫指针(1999年)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的防卫范围,以建立与菲律宾、泰国、印尼与新加坡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关系来扩大日本在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为新世纪后加强对南海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做准备。

“9·11”事件后, 日本为服务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派遣海上自卫队远赴印度洋执行任务,以实际行动打破了二战后的和平宪法。以“反恐”战争为契机,日本逐步增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渗透力度,参加由美国主导下的地区一系列联合军演,频繁对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展开军事访问。

不仅如此,日本还持续在政治层面表达对越南等东南亚争端方的偏向性态度2002年1月,日本众议院议长在访问越南时称,“我对越南表示敬意,它在一个临近主要大国及其威胁存在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其独立性”暗示中国是越南的“威胁”,试图借此挑拨中越关系。

2009年以来,日本为配合美国“重返”东南亚,以“海上安全”的名义,全方位地加强了对南海地区事务和南海争端的介入。政治层面,日本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对东南亚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权力“主张”作出偏向性的政策支持,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2010年5月9日,《日本时报》针对中国将南海视为“核心利益”刊文指出“中国在南海地区投射力量”,称“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独断而愈加有自信”认为“东盟应该一致地对付中国”。

2011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先后与越南、印尼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中他对维护“海洋安全”表示关切, 并强调“南海海洋安全”的重要性。2012年1月时任日本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访问越南, 强调日本“期待能够构筑框架,希望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南海问题”。

随后,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外相玄叶光一郎等政界高官多次和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谈到南海问题,以期与东南亚国家在这一议题上通过沟通达成更多的共识,扩大日本介入这一议题的基础。

2013年6月, 据《菲律宾星报》(thePhilstar)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访问菲律宾时,明确向菲律宾相关官员保证,日本在南海争端上站在菲律宾一边,支持菲律宾在南海海域的相关权利主张。

时至今日,日本在政治上追随美国地区“再平衡”战略,在南海主权议题上实质性地奉行偏向东南亚菲律宾、越南的政策。

经济层面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ODA)为手段向东南亚国家示好,扩大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政府间关系并增加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依赖。特别是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三国,日本还将政府开发援助用于这些国家海上安全力量的建设。

日本媒体对此分析称, “鉴于这三个国家在南海争端上与中国存在矛盾,日本此举明显包含了联合地区力量一致对付中国的意图”。

此外,日本还借助投资、经贸往来等渠道扩大日本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合作关系,试图以此加强日本对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为实现日本增加在地区事务中主导权的目标服务。

军事层面,日本借助美日同盟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双边防务合作关系,扩大了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

继2005年 宣称将防卫范围扩大到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整个南海地区后,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渐成为地区各类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的新贵。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日本还持续发展了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国防务合作关系

图谋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影响力。2011年9月,日本与菲律宾就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达成一致。对此,美国知名智库斯特拉特福(Stratfor)发表文章分析称,日本与菲律宾共同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表示日本似乎在思索将会更深层次地介入南海问题。

此外,日本还以应对非传统安全为名,扩大对该地区的军事渗透。从发展脉络来看,日本南海政策大致经历了最初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关注海上防卫安全—从政治层面关注南海问题—全方位介入南海问题四个阶段。

随着介入南海问题的逐步加深,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日渐表现出对东南亚国家偏向性的立场与态度。对此,美国夏威夷“太平洋论坛”(thePacificForumCSIS)主席拉尔夫·科萨教授曾撰文谈到, 对日本来说,在南海问题中保持中立是相当困难的。从根源上来看,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与安全利益诉求是其在南海问题上难以保持中立立场和采取具有偏向性态度的根本原因。

2日本南海政策的战略与安全诉求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及在这一争端上持有对东南亚争端方偏向性的立场与态度在根源上是日本从传统的地缘政治哲学出发与中国争夺东亚地区主导权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所深化的国际间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彻底改变地缘政治的对抗性特征。

在东亚地区,中日紧密的经贸关系所带来的某种意义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未能改变两国间地缘政治的对抗性特征,传统地缘政治中的“斗争”哲学仍在两国间延续。但是,随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中日综合国力对比开始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经过3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如今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屹立于东亚地区。

相形之下, 日本经济虽在2002年表现出复苏的迹象,但经济学家普遍将之视为“无实感的景气恢复”,并不看好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

日本经济发展长期低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经济的复苏遭受重创。由此,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如图1所示。

另一方面,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渐成为地区与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并在国际与地区层面的安全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此, 美国国会报告甚至都予以承认,认为,“经努力,中国正日益成为亚太地区,特别是南海、台湾海峡与东海在内的广大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忠实维护者与捍卫者”。

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提升不同,日本在寻求“入常”的道路上却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2011年, 日本再次发起了争取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交攻势,结果却大失所望,依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时隔6年的外交战再次遭遇挫败”,日本争取“入常”的努力遭到了“全球抵制”。

由此,中日间的传统地缘政治斗争,随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持续加剧。此外,悬于两国间的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近些年也因日本的右倾举措越发激烈,这无疑给中日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中日两国间的这种地缘对抗引发了日本加强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和进一步寻求以南海问题为支点实现对中国的牵制。

日本试图以此谋求对中国的优势,以期扩大在地区主导权争夺中的胜算和在东海问题、钓鱼岛争端上给中国施压。

在日本看来, 如若南海主权归属中国,“中国将控制该海域和距离大陆500公里的广阔海面, 在进攻和防御两端均处于有利地位”,而这种态势显然对日本国家安全和争夺地区主导权相当不利。

由此,日本为增加与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过程中的战略优势,不仅明确在南海问题上持有偏向性立场 而且在东南亚国家中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竭力将“中国威胁论”扩大至南海地区。

例如, 2009年,日本首次在《防卫白皮书》认为,“中国在我国(日本)近海以外的地区加强活动,例如在南中国海上与东盟国家存在领土争端的南沙和西沙群岛附近”

2010年,日本再次在《防卫白皮书》中强调中国在日本近海活动趋于活跃;2011年,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称中国“在东海、南中国海等海域日趋活跃”指责中国对周边国家采取“高压政策”。

在寻求破坏中国国际形象的同时,日本还竭力在地区扮演中国在地区崛起平衡者的角色。日本一方面加强对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争端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利用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安全框架寻求以自身的力量加强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及其影响力扩大的制衡。

在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日本自认为在美国的地区战略中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这种角色的重要体现就是日本对南海航道安全的维护及其有动力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

对日本而言,南海海域的航道除对日本有着重要军事安全价值外,还事关日本国家的海上贸易与能源通道的安全,是日本“海上生命线”的重要一部分。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和资源消费大国,日本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进口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日本使用的原油几乎100%依赖于进口 其中有高达88%的份额要经过南海海上通道运送至日本国内。

因而,确保南海航线安全被日本视为从其他地区(比如中东和东南亚)获取能源和安全运送回日本的重要一环。

不仅如此,日本还是一个严重依赖海上对外贸易的国家,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南海海上贸易航线也是日本运送货物至国外市场的重要航运通道。

以日本与东盟国家贸易为例,新世纪初日本与东盟相互视对方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占据了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4.2%(2002年) 这些贸易基本经由南海航线完成。

因此,南海地区的争端和摩擦、冲突的存在及由此引起的对地区海上通道的威胁都将被日本视为对其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

可见,利用南海问题为支点寻求对华牵制和遏制中国在地区的崛起是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和在这一争端上持有偏向性政策立场的最为突出原因。

南海问题在这一方面的意义与价值对日本与东盟来说总体是一致的,因此,以东盟主导下的多边机制为载体,日本在这一议题上与东盟展开了积极互动。

3东盟-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相互认知

(一)东盟对南海问题中日本角色的认知

对于东盟国家在地区安全中的日本观,暨南大学曹云华教授曾撰文作过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他认为,日本是“东盟爱恨交织的伙伴”。

其中,“爱”是指东盟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日本;“恨”则指东南亚国家人民忘不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对东南亚的蹂躏。在这一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作用下, 20世纪70年代初,东盟国家的强烈反日情绪骤然公开化。

东盟国家的反日情绪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的运动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很大触动,而日本政府也将东盟国家对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了解视为这些国家反日情绪高涨的原因。

为缓和东盟国家对日本的恐惧和不满,日本政府一方面大力推动日本-东盟国家文化和青少年的交流,试图培育东盟国家内部的“亲日势力”

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还推出“福田主义”(FukudaDoctrine)等类似倡议、框架和概念, 希望缓和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和向东盟国家表达“日本决心成为促进东南亚和平与进步的积极伙伴”的心声。 “福田主义”主要阐发了日本发展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三个原则:

第一,致力于地区和平,保证日本不会再次成为军事威胁

第二,日本将致力于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与人员交流,建立日本与东盟国家间以心换心的关系

第三,日本将成为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平等伙伴,以积极态度与地区国家开展合作,与东盟国家一道促进中南半岛与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总体来看,“福田主义”的出台受到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而日本随后在柬埔寨问题中与东盟国家的一致立场也使日本在地区事务的角色得到了东盟国家的认可。

对此,学者辛格评价道日本在东盟国家与越南间的调停人角色是“福田主义”的一大贡献。经过多年努力,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东南亚国家的日本观在日本强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作用下也有所改变。

20世纪80年代时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博士甚至提出了“向东学习”的口号强调马来西亚人在某些方面应向日本人学习,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向东看”政策,竭力推动马来西亚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和高层往来,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东南亚国家的日本观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日本冷战期间在柬埔寨问题上的“调停人”角色得到了东盟国家的认同。对此甚至有学者认为,东盟对日本参与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大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打开的。

然而,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东南亚地区的侵略历史已深刻地烙在东南亚人民心中而这势必会对东盟国家审视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角色时染上浓重的色彩

不仅如此,日本对待二战中侵略行为的历史观也使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角色充满了疑虑。如李光耀1991年谈到:

“虽然我想年轻一代日本人的价值观已经改变, 但是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一旦他们陷入绝境时———比如说石油的通道和产品的市场受阻,他们会不会做出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的狂热行径呢?”

对此,学者查尔斯·莫里森(CharlesE.Morrison)也认为,东盟国家在传统上依然对日本在地区的政治意图持有怀疑态度。

因此,对待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角色,东盟国家在后冷战时代处理地区安全事务及在参与南海问题的过程中都充满着矛盾心理。

一方面,东盟希望日本积极参与地区政治安全事务,甚而强调地区的政治与安全事务离不开日本。虽然东盟传统上对日本持有怀疑态度,但这种态度在1991年11月美军宣布从菲律宾基地撤出和12月苏联解体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东盟转而希望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以平衡中国在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为迎合和推动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 李光耀在1992年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他认为,“如今日本没有可能重返对东南亚的侵略政策……因此任何对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疑虑大多是情感上的,而非理性上的认识”。

新世纪以来,东盟对日本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观点认可度日渐升高。2000年2月,菲律宾时任外长多明戈·西亚松就指出,东盟-日本的合作关系必须超越经贸关系,双方必须努力将这一关系扩展至地区政治安全事务中。

虽然有迹象表明,东盟国家对日本的疑虑和恐惧正在减少,也对日本扩大与东盟在地区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合作表示期待,但是,在东盟看来,日本的实际作为与东盟对日本在政治安全事务中的期待还有着很大距离。

以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例,日本的表现使东盟不得不对日本在地区角色扮演的走向产生疑虑。

鉴于日本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都能较好地理解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东盟多次邀请日本加入这一条约,但日本却因顾忌美国的态度迟迟不愿加入。在中国加入这一条约后,日本又考虑三个月,才匆匆忙忙宣布加入该条约。

同样,日本虽然一再在与东盟往来中树立自己有能力领导地区事务的形象,但却一直坚持以美日同盟为对外战略基准和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参与地区政治安全事务时表现得畏首畏尾。

由此,东盟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在地区政治安全事务中的表现,认为日本更倾向于和美国“以心换心”,而不是东盟。

基于这种距离的存在和推行“大国平衡”的需要,东盟在鼓励日本在南海问题等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同时,又希望能够对日本角色和作用加以有效控制

(二)日本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作用的看法

一直以来,日本将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视为关键利益所在瑏瑠。由此,日本在东盟成立时就明确表达了支持态度。

东盟成立后不久,有日本外交官员就表示, “日本对新近成立的东盟表示关切如果东盟要求我们参加,我们将会予以认真考虑”。

此后,日本长期将东盟作为东南亚政策交往的主体,并为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与繁荣提供资金支持。

1977年,日本-东盟首脑会议在日本提出“福田主义”后不久召开。对此,鲁道夫·塞维里诺在著作中评论道, 这次会议体现了日本寻求将东盟作为一个机构来建立日本-东南亚关系的企图和期望。

在这次首脑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日本宣布了执行“福田主义”的一系列举措,而在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中,该份声明也确认了日本对东盟这个地区组织的重要性予以肯定和认可。

随后,在参与处理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日本鉴于美国的地区收缩政策,十分注重东盟在这一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尽可能地与东盟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

柬埔寨问题中的互动使日本不仅了解了东盟处理地区事务的方式与规范,而且再次认识到东盟在地区政治安全事务的重要价值,这一认识对日本审视东盟在南海问题中的角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冷战后,日本紧随东盟、美国表达了对南海问题的兴趣。此后,日本有意针对中国提出的以双边渠道解决南海问题的主张,多次尝试利用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场合谈论南海问题,对东盟及其主导下的多边机制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表现得尤为重视。

其中,日本对东盟地区论坛和印尼主导下的“第二轨道”机制———“处理南海地区潜在冲突研讨会”的重视程度最为突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日本最初在政治层面表达对南海问题关注时,即已阐述了日本希望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解决南海争端的想法。

对此, 国外学者在分析时称,“日本虽然一向依赖美日同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但显然如今日本开始利用东盟及其主导下的多边场合扩大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了”。

此外,日本对推进“处理南海地区潜在冲突研讨会”的发展也一向持有积极态度然而,日本在介入南海问题的过程中,对东盟在这一议题上的表现也存在着相当不满意的看法。

日本重视利用东盟主导下的多边机制讨论南海问题,并有意在多边场合中扩大在这一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声音。

但是,东盟国家由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存在着差异,在这一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而南海议题一直以来也并非东盟多边会谈中的正式和主要议题。鉴于此,日本对东盟在协调和处理南海问题方面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就此伊恩·斯托里分析称, 日本虽然持续地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努力表示支持但对东盟能否有能力处理好这一争端却抱有越来越沮丧的看法。不可否认日本与东盟在以南海问题为支点牵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的诉求。

但是,东盟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对彼此角色的看法仍存在不合拍之处。对东盟而言,尽管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扮演着平衡和牵制中国的角色,但基于历史的缘故、美日同盟及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论,东盟对日本是否真心在南海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心存疑虑。

在日本看来,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东盟及其主导下的多边机制在南海问题上能否发挥有效作用遭到了日本的怀疑。

不仅如此,日本视美日同盟为地区安全与稳定“基石”的对外战略必然降低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地位,而这势必为有意借助南海问题实现“大国平衡”和扩大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东盟所不容。

4东盟-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关系

考察南海问题中 东盟与日本互动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东盟以南海问题为支点推行“大国平衡”政策和推广“东盟方式”、 东盟规范的努力能否被日本所接受和日本以南海问题为支点寻求牵制中国和扩大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影响力的努力是否被东盟国家所认可。

从前文分析来看,东盟与日本在南海问题中对彼此角色与作用认知,既有认识到彼此在这一议题和地区其他安全事务中重要性的一面,又有对彼此在这一议题上表现不满意甚至是疑虑的一面。

在这一认知的影响下,东盟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设计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有相互支持的地方,也有对彼此不信任之处。以南海问题为支点牵制中国是东盟与日本参与南海问题过程中的共同想法。

基于这一共同想法,东盟与日本在南海问题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借重,竭力共同推动南海问题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日本来说,支持东盟及其主导下的一系列多边机制是日本寻求实现主导地区事务的必要条件。

为此,日本在政治参与南海问题之初即十分倚重东盟及东盟主导下的多边机制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发生后,日本外务官员在当年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指出,南海问题可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讨论。

1997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出访东盟国家,提出与东盟发展更为全面的对话与合作关系,将合作重点从经济方面扩大至政治安全领域。

此后,随着日本与东盟在政治安全方面对话的深入,日本对利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及东盟海洋论坛等多边场合介入南海问题和推动这一议题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越来越重视。

特别是近些年来,日本以“海洋安全”的名义利用东盟多边场合和创设国际海洋安全会来构筑通过多边磋商南海问题的框架,竭力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发展为此, 日本建议扩大“东盟海洋论坛”(ASEANMaritimeForum),甚至提出创设国际海洋安全会议。

同时, 东盟也对日本在南海问题及地区安全事务的作用给予重视。早在1990年5月,泰国前总理差猜就强调,东盟地区防务离不开日本,认为日本应该参加南海地区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1995年,中菲南海摩擦发生后,东盟也对日本在中菲间扮演的“调停者”角色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以此实现事件的和平解决。

进入新世纪后,东盟对日本主张和积极维护“海上安全”的努力给予积极支持2009年,东盟与日本建立了防务高级别(副部长级别)年度安全对话迄今从未间断

在2011年的安全对话中 东盟国家与日本对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动向给予高度关注。不仅如此,东盟在谈到地区航行自由和对国际法的理解时,还特别向日本提出了要求,希望“日本等东盟以外国家积极协助”。

东盟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相互借重的同时,由于东盟对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疑虑和日本对东盟处理南海问题能力的怀疑,以及日本在地区安全中对美日同盟这一“基石”的依赖和强调,东盟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仍时常出现间隙。

对东盟来说中日矛盾是其在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因此东盟出于“大国平衡”战略的需要,在南海问题上不可能采取与日本一道过度向中国施压的策略。

同时因为日本至今未能正视对外侵略历史,及其对美日同盟一味的依赖,东盟在重新审视日本在地区一体化的角色的同时,也不得不对日本在南海问题中扮演何种角色做出慎重考虑。

对日本而言,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互动出现的不合拍则主要体现为对东盟能力的怀疑,以及日本对利用美日同盟联合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和扩大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海上安全防卫合作关系的偏好。

日本一向重视利用东盟及其主导下的多边机制以扩大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但受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分化和东盟规范的影响,并没有在实践中取得令日本满意的效果。

以“东盟海洋论坛”为例,日本在认识到东盟海洋论坛在加强现有国际法框架和商讨南海问题解决机制方面的重要作用后,曾经建议东盟将这一论坛扩大至澳大利亚、印度与美国等对话伙伴国,希望增强多边场合下“民主国家”的声音

然而,东盟部分国家为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对这一建议持有谨慎态度。受此影响,特别是在美国日益加强对地区事务的关注后,日本在南海议题及地区其他安全事务中对美日同盟作用的依赖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由此,日本再度发出了对美国作为地区“稳定基石”的强音。

2010年,日本不顾东盟国家的感受,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配合美国“唱双簧”,一起向中国发难。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相冈田克明确强调,南海争端应在美日等多方参与的“国际框架”下讨论。

不仅如此,日本还时常撇开东盟及其主导的多边机制,竭力拓展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和加强双边海上安全合作关系。

2010年,日本内阁审议并通过《2011~2015年防卫计划大纲》。在这份大纲中,日本强调,日本须在非洲至中东及东亚地区加强和日本在海上安全交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国家的合作关系。

作为其中一部分,菲律宾、越南及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等国成为日本寻求实现双边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要一环。

受此影响,近年来日本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双边军事防务合作和海上安全合作方面的关系取得了迅速发展。

日本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互动关系分析

5结 论

日本南海政策的转变,在根本上,由日本在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利益决定,而如今日本在南海上的政策考虑有着非常明显的对华意图。

鉴于此,在寻求“平衡”中国方面,日本与东盟在南海互动过程中找到了合作与相互支持的依据。

但是,东盟在互动中对日本竭力利用南海问题扩大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及其与中国展开地区竞争持有相当警惕的态度

而日本在对“东盟方式”与东盟规范能否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有效作用产生怀疑的同时,还竭力拓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并联合区域外其他大国以期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战略压力。

显然,由此带来复杂的“大国竞争”关系及其对南海局势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东盟及其主导下的多边框架所难以驾驭与控制的。(注释略)

文章来源:《南海学刊》2016年01期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海洋问题、安全问题、亚太国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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