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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真实的军统天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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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军统天津站

在电视剧中,孙红雷扮演的主人公余则成,是1937年加入上海青浦特训班,从此踏上特工之路的。而军统特训班的历史,始自“力行社”所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当时戴笠是主任,成立于1932年3月底。当时的学员主要是军校各期毕业生,还有其他人士。郑介民主管教务,戴笠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

1932年9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当时还属于非编制单位。戴笠担任第二处处长。不久,又在北平和天津建立情报工作站。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是郑士松。1933年5月7日,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发生了一场震惊天下的大案。正是这场大案,让军统在沦陷区的“天津站”浮出了水面。

郑士松,后来改名王天木,曾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学习过,后来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还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郑士松体型适中,五官端正,浑身上下找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颇为符合秘密工作的身份。“王大哥”混迹于社会各界,颇有人缘。

郑士松是戴笠的老朋友。他们交情深厚,差点成了儿女亲家。在郑士松的努力下,天津的工作很快就颇具规模。郑士松常常教导手下:“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因为在工作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他自己也常带领手下,深入各地,了解风土人情和社会众生相。

当时日本军方正企图在华北制造“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日本在华北派遣有大量特情人员,他们策反的对象是北洋旧军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军统向平津站发布命令,秘密除掉张敬尧。

实际上,当时整个军统的华北地区特别行动,都由王天木负责,他是刺杀张敬尧计划的主导者。王天木在天津、北平两地奔波,最终将张敬尧击杀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而当年平津的军统情报站,人力单薄,设备简陋,仓促领命,在华北沦陷区铲除内奸,大快人心,的确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天津站刚刚庆贺完胜利,不料风波又起,最终导致了天津站站长易人,特别行动组也被解散。

王天木与“箱尸”案

不久,北平又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天津站的行动组员在北平闯了大祸,闹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最受瞩目的新闻。甚至还惊动了蒋介石,让戴笠亲自来北平处理此事。这就是至今还众说纷纭的“箱尸”案。

1934年春,据说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王天木与天津行动队员胡大虎等人去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青楼,他们与人发生冲突,胡大虎本是黑道出身,结果把对方给打死了。尸首放到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运走。他们本以为这事能无声无息地摆平,可没想到“箱尸案”竟然轰动了北平城。大报小报纷纷刊登,最后传到了蒋介石耳朵中。

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处无期徒刑,天津站站长改派王子襄继任。天津站全面进行改组,所有人事进行大调整。王天木实际上服刑两年。到了抗战时,军统急于用人,便释放了王天木。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是一位正式的西医。他的家境很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王子襄任职天津站新站长时,还是单身。戴笠为什么会让王子襄出掌天津站,可能是因为他忠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学识能力和职业地位。

1934年,军统又接连下了好几道制裁令,其中包括石友三、吉鸿昌、张璧等。当时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吉鸿昌一向被宣传成抗日英雄,可是他留下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诗句,却颇为耐人寻味。张璧则是天津势力最大的汉奸。

此时的天津站青黄不接,原有的行动组员已经全部调离,而新的行动单位尚在建立之中。因为天津站新站长王子襄本人刚刚着手工作,具体情况由天津情报组组长吕一民与北平站站长协调,听其调配。当时的北平站站长是陈恭澍。此人也很有争议。他与王天木、沈醉等一道,被称为戴笠手下的“四大凶”。陈恭澍后来去了台湾,还写了本厚厚的回忆录《英雄无名》。

王子襄的神秘死亡

1934年夏天,军统平津情报站在组织系统上和作业程序上,都有了改变。原先主持华北地区工作的特派员郑介民,奉命调回南京。特派员一职暂由邢山代理,不久又由张行深接任。北平站和天津站的对上关系,也由单线传达改为双线来往。平津两站的工作,不一定非经特派员进行传达,因此两站的独立性与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然而,就在天津站组织重建成功,即将开始新工作的时候,第二任站长王子襄却离奇死亡了。

王子襄有一种职业医生的认真劲儿。他的家也就是他的诊所,客厅平时招待客人,有病人前来就医,就成了诊室。客厅有几个大玻璃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药瓶。王子襄有个爱好叫“试药”。他常常一个人拿自己做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有人劝说他这很冒险,可是他却处之泰然,我行我素。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除奸的方式之一。因此,往往有军统特工爱开玩笑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结果王子襄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王子襄性格中的淳朴率真可见一斑。可是这样的纯真性格,并不符合情报站长的身份。

一天傍晚,天津站人员吴萍发现王子襄独自倒毙于家中。床头的小凳子上还摆着几个小瓶子,旁边还有一个玻璃针筒。当他们把王子襄送医院急救时,已宣告不治。事后证实,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差错?还是遭人陷害?这又是一桩湮灭在历史中的悬案。

1934年是天津站的灾年。先是老站长王天木入狱,半年不到,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的站长空缺了好久,军统也没有派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平津的特情工作,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指挥监督,除了天津站属下的情报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等到吴赓恕任职天津站长,已经是1935年到1936年的事情了。

天津站的日常工作由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和军情组组长郑恩普共同负责。而吕一民的侄子吕问友则是天津站直属通信员,驻在塘沽。另一位联络员杨玉珊是天津站所属情报组的联络员。后来她嫁给了郑恩普。此时的陈恭澍往来于平津,负责整个华北区的日常情治事务。正当陈恭澍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又出了意外。他在老虎桥陆军监狱被关了半年。到1936年陈恭澍才出狱复职,担任天津站站长。也就是说,陈恭澍既是吴赓恕的后任,也是他的前任。

1939年初,抗战正是艰难时期。军统紧急电令陈恭澍赴港。天津站的站务交由天津站书记曾澈暂为代理。1939年9月27日,曾澈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长达300多天,终于1930年9月9日在北平慷慨就义,时年仅27岁。

在陈恭澍被调走之后的8个月里,平津两地特情组织损失惨重,接二连三受到敌伪的破坏。包括从北平第一站调任天津站站长的陈资一;由副站长升任北平站站长的周世光;还有“抗日杀奸团”成员多达数十人。前任站长吴赓恕后来也在上海牺牲。

抗战胜利后的军统天津站

抗日战争时期是军统局的全盛时代。抗战结束时,军统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机构健全的特务组织。此时,军统仅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5万人左右,其中直接在军统局领薪的有2.5万多人,其余半数分散在各公开单位。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乘机返回上海途中飞机发生故障,坠机身死。戴笠死后不久,军统局核心单位和人员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担任局长,继承了原军统局的衣钵。《潜伏》一剧主要以余则成在天津站的活动为主线展开。抗战爆发国民党撤离华北时,曾在天津布置下了一些潜伏的特务组织,抗战胜利后,又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军统潜伏人员的特务,一时间搞得乱七八糟。

1945年12月初,戴笠亲自到天津裁撤了原有各潜伏组织,建立军统局天津站(1946年7月1日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作为当地特务最高指挥机构,以老牌军统特务陈仙洲担任站长并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和天津财产清查委员会行动组长。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保密局派吴景中任天津站站长,白世维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位吴景中即电视剧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湖北黄陂人,早年曾加入中共,后加入军统,1949年去台。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保密局驻天津人员纷纷自寻门路逃命,吴景中趁机借故南逃。后在南京被毛人凤关押,次年去台湾,1950年经蒋经国保释出狱。吴景中离职后,孤城天津已岌岌可危,保密局急派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负责布置特务潜伏。李俊才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子,分成4个情报组潜伏下来。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我军俘虏,1966年4月16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曾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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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光美日及其走狗汉奸!
      2016/5/9 15: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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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2016/5/10 22: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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