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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解放前夕,斯大林命令他的驻华大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跟着蒋介石去广州,而美英两国大使反倒留在中国的前首都。但是,斯大林亲口说过,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保证能获得情报,以便他(罗申)能够定期向我们(斯大林)报告长江以南的形势,以及国民党高层和他们的美国主子的动向”。斯大林曾秘密地向毛泽东透露过这个意图。早在1948年年初——那时毛尚未来到西柏坡——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代表团的会谈中,斯大林就承认,在对内战前景的估计方面,苏联方面错了,而中国共产党人是对的。在1949年7月与刘少奇的会谈中他也提到了这一点,刘当时正在对他做非正式的访问。“我在1945年8月发出的那封电报妨碍了你们的解放战争了吗?”他问刘道。回答自然是“没有”。但斯大林知道对方这样说只是为了取悦他,同时他也想免除自己过去在谨慎的对华政策方面的责任,于是说道:“我真的老了。我现在担心的是,我死以后,这些同志(他用手指着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在场的其他人)会害怕帝国主义。”

在内战期间,他与毛保持着频繁且话题相当广泛的通信联系。为了保密,他在这些密码电报上的签名要么是苏联化名“菲利波夫”,要么是中国化名“冯西”。这些电报都是通过他的驻华代表交给毛的。其代表之一是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博士(中国人叫他阿洛夫)。另一位代表是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柯瓦廖夫将军,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做过苏联的交通人民委员,是在1949年1月抵达西柏坡的。弗拉基米洛夫则在1945年11月下旬被召回了莫斯科。1948年他重返中国,但不是派到毛泽东身边,而是做了苏联驻上海的总领事。

与此同时,随着中共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斯大林对毛的猜忌也在相应地增加。在1948年的“南斯拉夫冲击”之后,这种猜忌更强烈了。“南斯拉夫冲击”指的是斯大林与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夫·布罗兹·铁托的决裂。在关系破裂前,莫斯科一向把铁托视为它的最忠实的附庸之一,而这个附庸突然间就变得不听话了。“铁托事件”发生后不久,斯大林就在与其关系亲密的支持者的私下谈话中表达了他对可能出现的新威胁的不断增长的焦虑。这一次,威胁来自中国。“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某种很特别的观点,一种农民的观点。他好像害怕工人,让他的军队远离城市。”他自言自语道。1949年年初,也就是共产党掌权前夕,斯大林甚至要鲍罗廷写一份对毛泽东的书面评价。这位曾在1923—1927年担任孙中山和武汉政府的“首席顾问”的人显然知道多疑的领袖想要从他那里听到什么,于是就在报告中写了下面这段话:他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尤其是他的“自行其是”的倾向,在那几年就已经很明显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主要特点就是过分的自信。他很早就认为自己是对社会科学做出了贡献的理论家。……他对农民持有错误的见解。他的出发点是一种认为农民比所有其他阶级都要优越的内在信念。这一观点夸大了农民的革命潜力,同时低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在与我个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一再表示过这类观点。……毛泽东显然低估了无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低估了他们作为中国农民的领导阶级的作用。这种倾向典型地体现在毛泽东在20年代的多次讲话中。我在中国的时候,曾在许多场合听到他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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