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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报》10月15日发表题为“‘去殖’三要义和国家艰难的‘去殖’路”的评论文章,作者:凌友诗,全文如下:

早前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先生在香港指出,回归后香港没有做好去殖民化的工作。香港部分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起而攻之,认为此说令人反感,破坏了香港的核心价值。言者站在个人和地方的立场,以维护香港的民主自由自居。殊不知价值是有层次的,个人或地方的利益不应该凌驾于国家的团结;而任何的核心价值也决不可建立在殖民主义之上。急于表示反感,代表论者对歷史和人类文明的无知。

论者并不知道,“去殖”有一个普世的道德背景。“去殖”的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人类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有感于战争的残酷和帝国主义扩张在世界各地所带来的烧杀掳掠,人类彻底反省,认识到由侵略而来的殖民主义违反道德,确立“去殖”的正当性。同时,人类共同努力,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建立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去殖”和主权原则在1945年10月载入《联合国宪章》,成为国际道义和国际公法的基本宪纲。旋即,具固有主权而被侵略殖民的亚非拉国家,纷纷脱离英、法、西班牙等国家宣告独立。因此“去殖”决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人类的大是大非。“拥殖”或反对“去殖”,不仅对自己的国家不忠,更是支持侵略者、认可侵略者侵佔他国的种种暴行。急于驳斥陈佐洱先生的人,你们知道你们正在违背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吗?

要去的是什么

去殖民化是一个非常严肃并带?强制性的运动,此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所必需,绝不以个人喜不喜欢或民意支不支持来决定进行与否。去殖民化有三个核心要义:

第一个核心要义是纠正歷史论述。

殖民者总是用种种美好的口号来美化自己的侵略行为,例如是为了帮助落后的民族进步、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殖民者又或对侵略罪行予以淡化、中性化,例如把侵略中国说成进入中国,把台湾光復说成二战终战。伴随殖民主义的另一行为是窃取他国的国宝、抢掠他国的天然资源。对于这个,殖民者也有一套说法,就是无耻地说,这些宝贝和天然资源是人类共有的财产,既然该国自己无力保管和开採,就必须由殖民者来协助保存与开发。所以,一旦驱逐殖民者,首先其本国政府必须做的就是正名,把歷史的论断扭转过来,从本国并且从更为贴近于事实的立场做正确的论述。比如对日八年一定要说成抗战,香港回归一定要说成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今年七月台湾发生的学生反微调课纲示威,是反对教育部把李登辉以日本人立场所作的歷史论断调回中国人的立场。台湾去殖接近七十年,事实上还没有成功。

去殖民化的第二个核心要义是去除对殖民者的效忠。把大凡可引起对殖民者的继续效忠和引起对本国叛离的人、事、物、符号、记忆,尽量予以除去,同时建立对本国的忠诚。例如新加坡在1965年建国时,李光耀把所有英国人留下来的公务员重新梳理一次,对他们进行严厉的身份审查和严格的再培训,然后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效忠新加坡。台湾在1945年光復后,街道多按儒家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日本的番号、丁目等街巷门牌名一律废止。香港回归后,官员、公务员、纪律部队和司法人员不再宣誓效忠英女王,所有象徵英帝主权的女王头像和皇冠必须摘除。

第三个核心要义是重整歷史教育与国文教育清儒龚自珍在《古史钩沉》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所有的殖民者,都尽最大的努力灭绝侵佔地区的语言、文字、歷史和文化,或使它们不具合法的地位而不为当地菁英所用,逐渐把当地人驯化为殖民者的二等公民。因此恢復以本国为中心的歷史,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作为母语,使它具有最正大合法的地位,以自己传统的经典、文学和文化来薰陶人民的性情,是“去殖”不能不做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去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歷史论述、人员、符号和语言文字尚未完全拨乱反正之前,应该尽量不修撰也不教授曾经作为殖民地地区的“地方史”,以免这个地方史成为主体,重新建构该地方的主体意识而排斥祖国。

港台艰难的去殖路

长期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和香港,如今仍然是国家的昼夜之患。因为统治台湾的是日本,统治香港的是大英帝国,日本和大英帝国都是文化深厚、政治成熟的国家,他们都很早熟悉了现代国家的管治手腕。而我们自己,却仍遵循古老帝国的德治理想,从来没有想过、也无法对付日本与英国狡诈的手段。復以歷史的因素,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政权,亟须处理的都是生存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去殖”问题,所以两个地方都除恶未尽。

在台湾,日本统治时早就实行拉一派打一派。日本人让部分愿意放弃汉姓、改讲日语、改拜日本神社的台湾人,来作为“本岛皇民”。据说辜宽敏、王永庆、彭明敏和现在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其父祖都是当时皇民,日本人给他们好处,让他们代为管治其他的台湾人。除此以外,还有偷偷混入台湾的日本人。

据统计日本在战败要离开台湾时,有三十多万日本人改日姓为汉姓留了下来,其中不少是有日本血统的,包括李登辉。最近又揭露,许多“台独”主力,其父祖辈是助日本人为虐的台奸。

苏贞昌是大台奸苏云英的孙子,蔡英文的父亲蔡洁生帮日本人修理飞机轰炸中国。日本人在战败以前,廉价把日本的大企业卖给这些狗腿子,培养他们成为长期潜藏的亲日反中势力。国民政府当时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蒋介石、蒋经国虽然拿着枪去殖民化,然而事实上对这些日本势力都轻轻放过,甚至还无奈地必须培植本土财阀来保卫台湾、进行反共。我们到今天才赫然发现,“台独”的渊源不在“二二八”,也不在国民党的威权管治,而在这些日本皇民和日本遗民。

历史跟两位蒋先生开了一个大玩笑,也跟近年的台湾研究学者开了一个大玩笑,原来亡“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日本人。

英国管治香港比日本管治台湾更久,渊源更深,宽猛的手段更多元。然究其渊源,香港精英之于英国,与其说是对英女王的忠诚,无宁说是对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依附。

香港的精英全部写英语、说英语,对自己的歷史文化一知半解,英语成为社会阶级以及事业成功与否的标誌。这样的人是被扭曲了的中国人,黄皮白心。所以他们的心态向?英国,瞧不起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是很自然的,并且顺势把对英语的崇拜转移为对同样说英语的美国的追随。就算英美不派特工、不贯注资源到香港,不来鼓动“佔中”和举狮龙狮旗,相信照样有许多人自动为他们服务,自发抵制中国、呼叫“港独”。并且香港在回归时,中国和英国没有进行香港的档案交接,英国人掌握了所有公务员的人事档案和重要企业的财务报表,可以对公务员和企业予取予求。香港今天的寒蝉效应,也就是一条艰难的去殖路的反映了。

实用主义与国家原则

去殖民化不能靠民间,也不能靠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因为去殖民化,就是要回归自己的国家,要人民心向祖国。只有中央政府能够代表国家,也只有中央政府能够从体现主权的高度来贯彻国家认同。中央政府的角色应该在主位。并且,去殖民化需要仰赖实质管治权,大凡纠正歷史、破除符号、选才用人、语言文字、恢復国史、爱国教育……无不需要实质行政、立法、司法管治权。

然而艰难的是,香港回归谈判的时候,正是国家改革开放最不确定的时期。资金、材料、技术都非常缺乏,必须倚赖唯一的香港。领导人又为了建立英美市场对中国的信心,在对英谈判时不得不作出许多让步。因此,中国所不能同意的“主权换治权”和由香港本地插上一脚的“三脚櫈”,实际上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英方和港方几乎都拿到了。中央政府以立法的方式,把香港内部事务的行政、司法、立法三个管治权,几乎都授予了香港。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绝大部分是被架空了的虚概念,而实权在特区手上,中央唯一保留的实权是国防、外交两权,以及基本法解释权和主要官员任命权。失去了实权的中央,无法贯彻“去殖”的三要义,某些黄皮白心的人还自动自发地弱化中国歷史、工具化中国语文,并且在立法、司法各个领域侵夺中央的权力,打击中央所任命的特首和主要官员。

邓小平先生当时对香港回归是有原则性要求的,就是要以爱国者为主体来“港人治港”。可是原则被实用主义凌驾了。政治学者多形容邓小平先生为实用主义者,所谓实用主义就是权宜。在国家弱的时候,不得不权宜。可是当权宜思想佔了主导地位,整个国家就失去方向,落在下面的执行官僚身上,会变得功利懦弱、因循苟且。最终必无一人敢担当,必无一员敢刚强。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在以巴长期战争的年代,有一架以色列飞机被击落,机师失踪。十多年后,巴勒斯坦找到了这位机师的机枪。经谈判,最终以色列用四十七个战俘,换回这把枪,把它郑重交还给机师的妻子。一把枪,值得用四十七个人去换吗?这就是国家的原则和尊严。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不可侵犯,许多时候是要不惜代价的。唯独这样,才有效忠、才有牺牲奉献。在蒋先生和毛主席的年代,两个政权,都非常的穷,也非常的弱。可是他们对于香港,都派出最干练的精英,投入超乎想像的人力物力,以求争取对香港一丝的影响力。今天我们已是泱泱富国,要去殖民化,焉能不拿出当年的精神来贯彻始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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