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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在美国亚特兰大,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左三)和参加TPP谈判的各国贸易部长出席记者会。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5日宣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

对这件事情,我充分理解TPP一些主要当事国决策者的动机。比如为了创造政绩,对于多数出身法学专业教育背景、甚至有律师执业经历的美国政治家和高官而言,与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干出实实在在成绩相比,去制定新的法规、贸易协定恐怕更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我也并不十分担心这份协定对中国外贸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因为目前的这份协定还需要经过成员国冗长的立法程序才能生效;因为协定中规定的内部零关税还需要经过漫长的过渡期才能成为现实;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产业链不可能被大面积吸走;因为TPP多数成员方的最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因为中国发起、推动、深化的一系列区域自由贸易谈判,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贸区等等,在国内设立的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贸区,为国内产业提供了一个符合开放经济高标准的“练兵场”,成为全面深化经济改革、保持经济稳中有进的有力举措。也正因为如此,对TPP持开放态度、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让TPP与RCEP等其它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并存共进,才是中国国内相当多人的主张。

我最关心的是,TPP究竟是新型的“帝国特惠制”,还是塑造全球贸易规则未来面貌的“模板”?美国加入TPP并加快推动谈判,似乎就是在针对中国。从长期战略视角来看,美国的上述行动都只是战术上的进攻,却是战略上的收缩。因为二战后的美国,从发起关贸总协定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起,就长期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加入TPP,却是从全球自由贸易平台,收缩到了区域自由贸易平台。

考虑到发起TPP的背景是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在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TPP的美国战略退缩色彩更为浓厚。正因为如此,TPP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建立的“帝国特惠制”: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上百年来“自由贸易”的旗手丧失了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雄心,退缩到了依赖英帝国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特惠安排。可是,尽管有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保驾护航,尽管有英镑集团等一系列配套安排,尽管1929年起于纽约股市崩盘的大危机严重削弱了当时美国的相对实力,但是“帝国特惠制”——这个英国用以维持其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体系,最终还是失败了。

如果TPP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那对中国即使有冲击也影响不到哪里去,中国对此必定持开放态度;如果有人想用TPP实现排挤中国的目的,这个企图的结果又能比“帝国特惠制”好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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