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肖跃武:78年难忘我的团长政委我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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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助听器,将袖口向上挽了挽,93岁的肖跃武扶着沙发缓缓坐下。洁白的衬衫外面套着一件青磁色的马甲,灰色的长裤自然而舒服地垂着,即使没穿军装,军人特有的干净利索也在他的身上展露无遗。出乎意料,还没等我们发问,肖老首先自报家门:“我是1937年入伍的,我的团长是贺庆积,政委是陈文彬……”

“我的团长政委我的团”,对于上过战场杀过敌的军人来说,出生入死的老部队永远是自己身上最鲜明的标签和最深刻的烙印,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需要首先亮明的身份。所以,即使岁月让脑海中的大部分记忆变得模糊、失真,甚至丢失,但自己是哪个部队的,团长、政委是谁,永远都能脱口而出。更何况肖老的部队还是毛主席口中“能吃苦、能打硬仗”的三五九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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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战士、空军哈尔滨干休所离休干部肖跃武近照。肖学森摄

唯一的活路

“七七事变”之后,战火很快烧到了肖跃武的老家——山西崞县(现为原平市)。

1937年10月初,日军在占领山西大同后绕过雁门关,突破国民党军队长城防线,随即攻占繁峙、代县、崞县,逼近忻口,准备直取太原。此时,为了支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忻口会战”,王震率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代县、崞县地区寻机作战,打击日军运输队。成功之后,三五九旅又根据上级的命令,进至雁门关、崞县、忻县以西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国破山河在,面对家乡被日军蹂躏得满目疮痍,15岁的肖跃武懵懂地感觉到,如果继续待在家里,只会任敌人鱼肉,肯定死路一条。“日本人特别残忍,烧光、杀光、抢光,只要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是尸体成堆。当时,八路军来招兵。我就想,只有参加八路军,才有一条活路。”

事实上在当时,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并不止肖跃武一人。据肖跃武回忆,仅他所在的村子,一同参加八路军的就有20多人。

为何会形成如此局面?根据史料记载,面对敌强我弱,王震发出号召:“我们要在晋西北站稳脚跟,就要花大力气抓好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和扩充主力部队的工作。这两件事办好了,我们就有了主动权,我们要继承红军‘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传统,深入到敌后的广大农村、山区去,紧密依靠群众,各负其责,尽快地打开工作局面。”

肖跃武告诉记者,当时三五九旅的工作队扎根广大农村,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是坚决抗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宣传不当亡国奴,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八路军干革命的道理。

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广大青壮年纷纷踊跃参加八路军。其中,不少人年龄还很小,但坚决要求参军。当时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三五九旅在招兵时曾遇到一个孩子,人还没枪高,闹着一定要跟部队走。侦察队长笑着说:“你个子没有枪高,瘦得还没有‘三斤半’重,听到枪炮响,你要吓得哭鼻子!”这孩子倒很倔强:“不要笑我,我一个人能整住一头牛!我敢放枪打鬼子。”看到这孩子苦苦哀求,一旁的副队长说:“队长,我看就带上他吧!以后执行侦察任务时,他可以装成你儿子,引不起敌人注意。”侦察队长哈哈大笑:“好吧!我们就带上你这个‘三斤半’!”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据统计,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三五九旅由出征山西时的仅有一个团不到2000多人,猛增至3个团,总员额达100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事当局规定的一个旅编两个团,总员额6000人的限制。而肖跃武所在的团就是在这次扩编中新成立的七一九团,团长贺庆积,政委陈文彬。

对于三五九旅的迅速壮大,毛主席后来在给王震的信中称赞道:“我们就是要扩大自己的队伍,只有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肖跃武的军功章。摄影 肖学森

一寸山河一寸血

来到部队,由于是高小毕业,算是有文化,肖跃武成了通讯员。对于当时的部队,他记忆最深的要数营长。“我当时是15岁,营长也就18岁,但是个老红军,能打仗,人特别好,也没有官架子。他教我怎么投弹,怎么指挥,怎么打伏击战……”肖跃武说。

第一次参加伏击战是在山西灵丘,经过一晚上的急行军赶到伏击地域之后,抓紧时间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此时的肖跃武虽然有些疲惫,但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溢于言表。早上五六点钟天刚亮,日军的队伍进入伏击地段后,肖跃武和战友们发起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他们把日军全部消灭,最后还缴获了一门步兵炮。

“当时我们都在山上打游击,这炮山上拉不上去。实在没法子,就扔了一个手榴弹把它炸了。”肖跃武笑着回忆道。

为了壮大八路军队伍,1939年,肖跃武所在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开拔至河北省灵寿县,与“津南自卫军”合编,把这支地方抗日武装建成正规的人民军队。考虑到“津南自卫军”的具体情况,部队合编后,对外仍沿用“津南自卫军”的番号。其中,原“津南自卫军”司令员张仲瀚任司令员,七一九团政委陈文彬任政委,七一九团团长贺庆积任副司令员。

“贺团长长征时就是红军师长,从八路军的团长,改任相当于副团长的副司令员,但他没有一点儿怨言,他向上级保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工作中一定支持张仲瀚同志,服从命令。’这种精神特别让人敬佩,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怀啊!”肖跃武说。

一寸山河一寸血,战争永远是残酷与无情的,子弹和炮弹不会因为谁是正义的一方就对他有所照顾。前不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首次披露,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万。

1940年2月中旬,冀南军区发动反击汉奸石友三的讨伐战役,“津南自卫军”和冀中军区7个团奉命开赴冀南。由于情报有误,在东西张孟地区与敌交火后,“津南自卫军”突然发现,日伪军多达2000余人。此时,日军的飞机也前来进行火力支援,向“津南自卫军”坚守的阵地发动猛攻。肖跃武和战友们一面依托工事正面抗击,一面组织小部队实施迂回反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7次冲锋。

血肉之躯终究抵挡不住飞机大炮。根据文献资料显示,其中,一连坚守的主阵地战斗空前惨烈,全连大部分人员牺牲,剩下少数伤员仍顽强地坚持战斗,坚守着阵地。战斗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敌人始终未能突破“津南自卫军”的防御阵地。最后,日军施放毒气。在这种情况下,“津南自卫军”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不得不撤出战斗,虽然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300多人。也就是这场战斗中,肖跃武第一次见识到了空中力量的强大威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日军准备向冀中军区发动“大扫荡”,上级命令“津南自卫军”立即返回冀中参战。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政委陈文彬和副参谋长王子良率骑兵连先期北上,为后续部队做必要准备。然而,当先遣队渡涉釜阳河时,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在此次战斗中,陈文彬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陈政委当时才29岁,他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经历过长征。后来,我们到了南泥湾,为了纪念老政委,就直接把七一九团驻地改名为‘文彬庄’。”肖跃武激动地说。

南泥湾奇迹

1939年8月,中央军委电令三五九旅由华北抗日前线回师陕甘宁边区,准备对付敌人的军事进攻保卫延安,同时积极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接到命令后,旅长王震率七一七团,于1940年10月4日到达绥德。随后,旅参谋长郭鹏又率七一八团返回边区。之后,包括“津南自卫军”在内的其他三五九旅所属部队也陆续到达陕北。10月21日,“津南自卫军”在陕西米脂恢复七一九团番号。从此,肖跃武与战友开始担负起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使命。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呀鲜花送模范!”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传唱了几十年,但回忆起1941年开拔进南泥湾时的场景,肖跃武依旧无限感慨:“那时的南泥湾土地荒芜,荆棘丛生,是个野鸡成群,野兽出没的地方。我们进驻南泥湾后,担负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屯垦生产双重任务,所以一手拿锄,开荒生产;一手拿枪,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部队没有房子住,王震旅长就带头与指战员们一起,自己动手搭茅棚、挖窑洞,在荒野上安营扎寨。没有生产工具,就派人到处收集废铜烂铁,架起烘炉,打造犁、锄、斧等工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片沉睡了百年的土地上展开。

“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从旅长到普通战士,都要参加生产。我们开挖排水,平整土地,山沟打坝成功改良沼泽地为水稻地,阳面山上造梯田,种植玉米和小米、高粱,营房周边还种上蔬菜、洋芋、南瓜。”肖跃武回忆道。

1942年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毛主席为王震等领导干部的题词,并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就是屯田政策,三五九旅是执行屯田政策的模范,并号召陕甘宁边区各部队都要像三五九旅一样,执行朱德、贺龙的指示,在驻地建设起自己的“南泥湾”,以克服物资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革命军人就是党的一块砖,党要你到哪你就得到哪,不要讲条件。我们三五九旅,我们七一九团,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就是一心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肖跃武激动地说。(图文由空军报提供)

(作者:王志佳 吕超 空军报记者 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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