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兵回忆:日军如何虐杀“越狱”的美军战俘

列斯特·坦尼博士,1919年出生,美国芝加哥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保险学退休荣誉教授。他是美国盟军战俘索赔运动的领袖,长期担任巴丹和克雷吉多保卫战老兵协会主席。在菲律宾战役期间,因作战勇敢,他多次获得嘉奖,并获得多枚勋章,其中包括紫心勋章。战后,美国政府又授予他崇高的铜星勋章。

他在日军战俘营中度过了3年半的战俘生涯。坦尼教授花费50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向亲友和战友征集材料,结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俘营中偷偷写下的日记,写出了《My Hitch In Hell》一书。笔者撷取了他亲历的菲律宾甲万那端战俘营的部分片段,以飨读者。

日军在菲律宾建立的最大战俘营

甲万那端战俘营位于甲万那端市区以东四英里,距离马尼拉六十英里,奥唐奈集中营在它西面,大约相隔十五英里。甲万那端是巴丹死亡行军途中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它是日本人在菲律宾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战俘营,在日军入侵菲律宾之前,它是菲律宾军方的一个训练基地。较之日军在菲律宾的其他战俘营,它建立的时间较晚,规模也更大。

甲万那端集中营,在日军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建立的所有战俘营当中最为臭名昭著,几乎所有研究二战战俘史的学者都会对它大书特书,它是“东方的奥斯维辛”,是日军在菲律宾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战俘营。几乎所有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军人的回忆录当中都会提到它。严格来说,它不是单纯的监狱,是一个很大的劳改农场。

甲万那端的营房面积至少占地一百英亩,“魔鬼农场”至少三百英亩。日本人住在集中营的中心区,稍微有些偏南。战俘的营房则覆盖了整个集中营东部。美军的随军医生几经争取,日本人才在营地的西北部设立了隔离病房,收容痢疾患者,还有那些无药可救的美军和菲军战俘。日本人同意给痢疾患者专门设立一个病房,因为他们知道痢疾传染性很强,怕引起大规模流行,日本人对于菲律宾的痢疾的抵抗力也比我们好不了多少。那些快要死去的兄弟,全都被送进“零号病房”。剩下的地方则是“魔鬼农田”,主要集中在集中营的东南部。营区岗哨林立,四周被一些破烂的、锈迹斑斑的有刺金属网围着。

“魔鬼农田”

甲万那端的“魔鬼农田”臭名昭著。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协助刨地和收割的机器,所有的活儿都要用双手完成。工作时间从上午六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天黑,日复一日,没有间断。中午我们会领到一碗米饭和一碗被称为“汤”的带颜色的水作为午饭。菲律宾的太阳很毒,很多兄弟缺乏衣物,经受不住长时间暴晒,体表温度迅速升高,中暑倒下。日本人禁止我们在田间交谈,违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只能不停地刨地挖地。农场里种着大量的黄豆、南瓜、小麦、甜薯、黄秋葵和茄子等。有时我们不禁想象这些食物是为自己种的,这样的想法简直太愚蠢了。我们一点吃不到,这些东西只有日本人才能享用。日本人吃不掉,就强行推销给当地的菲律宾人。如果有人在耕作期间偷吃蔬菜,被抓住,轻则受到一顿毒打,重则丢掉性命。

我下地劳动的第一天,就挨了看守好几顿狠揍。我们步行到农场,早上六点就下地了,当时气温估计有华氏九十六度,预计中午飚升至华氏一百度。刚下地,腰上就挨了看守重重的一铁铲,我没注意踩到了一株刚放发芽的秧苗上。不到两小时,我又挨了第二顿打,看守嫌我干活太慢,用装满沙子的竹棍狠狠地敲在我的头上。不久,我正跪在地上除草,刚才打我的两个把我拖到营区的一个角落,一个用铁铲柄猛敲我的脖子,另一个的“巨型手杖”不断地落在我的头上和肩膀上。回地里后,旁边一个兄弟对我说,我不应该跪在地上除草,日本人怪我压坏了庄稼。我只能弯下腰除草。我吸取教训之后,总算没再挨打。等哨声响起,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看守离开后,我一头栽倒在地,几个工友把我扶回宿舍。我回到宿舍,发现头上、肩膀上、腰上,千疮百孔,血迹斑斑,都已经凝固了。我想请休利特医生给我看看伤,哪怕清洗一下伤口也好,最好请他开一张明天不能参加工作的证明。工友们阻止了我,他们说,那几个看守离开后,就到医务室外面守着,看见在农场劳动的人,去治伤,就毒打一顿,刚有人被活活打死。我的这个想法就此作罢,我知道,让他们碰到,我是死路一条—日军虐杀“越狱”战俘

有一天点名的时候,有五个人没有应声。日本看守们发疯似的尖叫,叫大家在操场上席地而坐。他们没办法确认这些人是越狱了,还是生病了。这些蠢蛋立马就认为,集中营里发生了严重的越狱事件。当时我们觉得情况很糟,因为一个人逃跑就会有10个人跟着遭殃。他们的大喊大嚷,惊动了办公室里的指挥官。鬼子军官严厉地斥责他们,命令他们赶快去找。

两个小时之后,看守们汗流浃背地回来了。他们宣布抓到了这五个人。看守们对自己“高效率”的工作很满意,大笑着并互相拍打着肩膀。不一会,指挥官带着翻译来了。他命令我们立正站好,表扬了这些士兵,说他们搜捕工作做得很好,因此他不打算按照“连坐法”来处决被牵连的战俘,不过那些逃跑的人不可饶恕,将在明天一早处决。实际上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是企图逃跑的,而第五个人是藏在一间兵舍的地板下面被看守发现的,他病得很厉害,仅是想找个地方安静地离去,他已经被疟疾折磨的精疲力竭,还在不断地为自己澄清。

我们离开农场时,看见新一轮惩罚又开始了。看守们用木棍毒打他们,踢他们的胃部、后背和腰肾处。一番折磨过后,每个人都倒在地上。接着,看守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把他们绑在平时鞭打战俘的柱子上。

第二天点名之后,日本人把这5个人拖到营地的另一边围栏上,好让路过的菲律宾人看看逃跑的美军战俘的下场。他们被绑了两天,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他们能得到的是日头的炙烤和看守们连续不断地毒打。看守们用沉重的皮带金属扣不停地抽打他们的脸、胳膊和头。还有一些看守,端起装了刺刀的步枪,佯装向这些可怜人的心脏刺去。两个没有佩戴军衔的军官从刀鞘中拔出武士刀挥舞着,似乎在练习如何砍掉他们的头。由于饥饿和疲惫,还有炎热,这些兄弟已经没有力气抬起头来。刀锋连他们的脖子非常近,远远看去,好像日本军官已经完成了斩首,兄弟们已经身首异处。

到了第三天,游戏结束了。十个全副武装的看守押着他们来到了墓地,强迫他们为自己挖掘墓穴。他们因饥饿而虚弱不堪,饱受疟疾和痢疾的折磨,身心受创。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几个勇敢的战士不约而同地屹立在墓穴旁,他们抬起满是血污的脸上,昂首挺胸,眼神里充满了愤怒,显得坚强而刚毅。无论日本人要怎么处置他们,他们已经准备好去承受即将发生的一切。

日军指挥官示意看守蒙上他们的眼睛,一个兄弟一把抢过黑布,扔在地上。指挥官示意看守反绑住他们的双手。随后给他们每个人的嘴里放了一根点燃的香烟,并让他们面对警卫,警卫手中的步枪已经上好膛瞄准这几个兄弟。司令官把武士刀举过头顶,快速地挥下来。枪响了,四个兄弟应声倒下,还有一个兄弟傲然挺立,没过几秒钟,枪声再次响起,最后一个兄弟也倒下了。日军指挥官走到他们跟前,发现他们的身体还在颤动着。他从枪套里掏出左轮手枪,瞄准每个人的头部又开了一枪,鲜血淋漓、脑浆飞溅。这一次行刑,我们是观众。这一幕严厉地警示我们:逃跑,死路一条。—第二天,看守会报上去,列斯特·坦尼伯格,因为中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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