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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实行特殊的“二元结构”体制,对军队的统帅权直属天皇,由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给予辅弼,内阁无权干涉,这就使“政府机关与统帅机关始终处于对立平等地位,任何一方均不得凌驾于另一方”。在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这两个军令机关之外,内阁中还设有陆军省与海军省,作为军政机关。因此,在所谓的“军部”中,又存在着陆、海军系统各自的军政与军令“二元结构”。①

日本曾多次试图在陆、海军之上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都未获成功。陆、海军在军部内的长期对立,使日本很难制定一致的对外战略。

1936年,制定国策时,陆军将苏联列为第一大敌,主张“北进”。在他们看来,“先应倾注所有兵力使苏联屈服”;战胜苏联后,“再结集东亚与帝国之一切亲善关系,进而达到把英、美势力从东亚驱逐之目的”。在海军的战略中,则先要“南进”,驱逐英、美在东亚势力,确立霸主地位后,再对付苏联。

以广田弘毅为首的内阁,无力在陆、海军战略中做出选择,只能兼顾两者。在最终确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美国与苏联被同时列为日本的首要敌人,实行“南北并进”战略。即便如此,陆、海军还为美、苏,或是苏、美的排序问题,争论不休。由于在战争之初,日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规划,以至在国际局势变幻莫测时,穷于应付。

在全面侵华后,日本陆军在1938年张鼓峰事件、1939年诺门坎战役中与苏军两次交手,全部归于惨败。这才使陆军开始停止“北进”战略,同意先行“南进”。但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又让陆军内一些人重燃“北进”梦想,要求与德国夹击苏联。②最后通过重申御前会议上通过的《国策要纲》,才让陆军上下服膺“南进”国策。

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中,陆、海军对于“如何打”的问题,也还是争论不休。如1942年,陆军要求在太平洋正面战场避免大规模进攻,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发动的反攻;海军则主张尽早寻机与美国决战。又如,海军要求进攻澳大利亚,陆军则反对。以至日本无法制定一个实质性的战争指导大纲,只能笼统地表示,“应继续扩充既得的战果,整备长期不败之政战态势,相机采取积极的方策。”③

在侵华问题上,日本陆军与海军意见也不一致。关东军发动满洲事变后,海军持坚决地反对立场。直到1932年,上海发生日本僧侣被杀事件,驻在当地的日本海军声称:“陆军必须保卫我们在满洲的权益。上海没有陆军,所以海军在上海就必须负起同样的任务。”海军一向嫉妒陆军在满洲的风光,现在终于等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表示:“陆战队并非昔日之陆战队,有两千人,有野炮和装甲车,没问题。”言下之意就是,凭海军的力量足以对付十九路军,无需陆军插手。

但是当战斗真的发生时,海军还是不得不求助于陆军。海军认为,上海是它的警备区,要求多少陆军增援,要由它说得算;在陆军看来,海军这是对陆军统帅权的侵犯,要派多少兵力去上海,必须陆军自己决定。此时海军有求于人,只好让步,同意按陆军要求,派遣第9师团到上海。接下来,当战局需要继续增兵时,关于登陆的地点、时间,海军又同陆军发生了严重分歧。④

七七事变爆发后,裕仁天皇分别向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询问解决方案。参谋本部的设想是,在华北增兵,占领河北、察哈尔,阻止中国军队北上;派一部分陆军到上海、青岛护侨;期待海军发动大规模空袭;做好持久战准备。军令部则把战争重点放在上海,认为要先“确保上海”“在上海作战中迅速获得重大战果,以便在防止各国干涉……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效”。

对于两种方案,结果还是折中,一方面“在迅速使用武力获得成果,力求尽早解决事变问题的方针指导下,以上海为重点,实施短期决战;同时,以华北为重点,预计将进行一场长期的持久战”。这等于是让陆、海军各干各的,无法统一协作。⑤

日本陆、海军分立的问题,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解决。1945年3月,裕仁天皇表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后,陆军多次提议与海军磋商,但海军不给任何商量的余地。以至除了在密苏里舰、南京和新加坡外,日军在其他各地的投降书上,都同时签着陆、海军将领的名字。⑥由此可以想见,对于日军来说,统一陆、海军行动,有多么困难了。这种对立,让日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无法制定长期战略,时常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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